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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一尊高近10米的毛澤東玉石雕像,今年3月被推倒斷成五截,面目全非。(網絡圖片)

今天本刊發表的一個老共產黨員給中共十八大的一封信,是討伐一黨專政的檄文,或者說是一黨專政的輓歌。至於它的作者究竟是誰,已不重要,因為所寫的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作者也的確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為了挽救這個黨,使之免遭覆滅的命運而寫這封信的。

或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或是由於理論上的局限,作者把中共的一黨專政叫作“黨國體制”,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的個人獨裁,並把他從馬克思主義的隊伍里剝離出來,還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作了區分,這正是黨內一部分改革派人士想從民主社會主義尋找出路的一種嘗試。

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已經陷入絕境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一枝獨秀,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路線中找到了出路:既使國家從絕境中走了出來,也使這個黨重新獲得生機。

但是喝毛澤東狼奶長大的中共領導骨幹,特別是以鄧小平、陳云為首的老人幫,很快就發現:改革開放雖然使他們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卻也使他們面臨喪失權力的危險,因此就產生了鄧小平路線: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有限度的市場經濟。用他們的詞彙,就叫作“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對他們來說,權力就是命根子。為堅持一黨專政,任何事情都幹得出來:“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都在所不惜。果然,他們用“六四屠城”確實換到了二十多年槍杆子下的“穩定”。這一着如此有效,這就是他們至今頂住全世界的壓力,拒絕給“六四”平反的真正原因。因為平反就等於宣布鄧小平路線是錯誤的,就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失敗!所以他們必須守住這條底線,才能守住一黨專政,才能守住共產黨的命根子。

但是這種高壓下的穩定已經越來越難維持了。因為高壓本身就是穩定的最大破壞者。它不是緩解矛盾,而是加劇矛盾。結果是惡性循環;越壓越不穩,越不穩越壓……也就是說:鄧小平路線走投無路了。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對策紛紛出爐,由於互聯網的發展,當局的封鎖已經沒有多大效力。從國內到海外,什麼聲音都可以互相交流。連當政者也不得不面對現實了。現在,從極左的毛派到自由主義者,從“加強黨的領導”到“打倒共產黨”,在輿論平台上都有一席之地。本刊之所以專門轉載這封老共產黨員的信,是因為它表達了中共內部改革派的最強音。而在黨內有人發出這種聲音,表明中國的民主轉型還有可能和平實現。雖然這種可能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到端倪,但我們還是要用最大的努力去爭取,以便使這種可能性走向現實。

這位老黨員的信,用鐵的事實控訴了大獨裁者毛澤東的滔天罪行,最後一下子刨出了一黨專政這個根子,並把它掛到了歷史的柱子上:

“毛澤東禍國殃民,當然有他個人品質問題和知識缺憾;但更重要的是他創立的這個黨國體制。黨國體制硬是眼睜睜地看着連續四年每年成百萬上千萬餓死人,媒體根本不報道,議會從來不討論,政府遲遲無作為。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國,歷朝歷代因災荒餓死的人數加在一起是多少呢?二千九百多萬,不到三千萬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許隱瞞災情的。大清律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三月革職。我們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隱瞞災情成了對領袖忠心、黨性強的表現。所以,在黨國體制下,毛澤東一朝一代餓死的人數比歷朝歷代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七百五十萬人。黨國體制是最落後、最反動的體制。”

這是至今為止,對中共一黨專政最沉痛的控訴。儘管中共和它的無恥文人使出全身解數,用盡各種油彩來粉飾這個窮凶極惡的一黨專政,但是把它放到人類歷史上比較一下,就知道是個什麼東西了。

除了縱向對比以外,再看看橫斷面: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專政,哪一個不是反動透頂,被摒棄在人類文明殿堂之外呢?

面對中國官場“頭上生瘡,腳下流膿”的徹底腐敗,到底應該怎麼辦?真是人言人殊。“加強反腐力度”呀,“加強黨員教育”呀,“從嚴治黨”呀,“健全法制”呀……說來說去,都是自說自話,自己“治”自己,也就是自己揪自己的頭髮,想要離開地球一樣。因為中國社會各種矛盾的總根源就在共產黨身上,它壟斷了一切。不挖出這個根子,光去修剪枝葉,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老共產黨員這封信的可貴之處就是一針見血,把一黨專政這個根子挖出來了。他不光批判毛澤東的獨裁,也批判鄧小平的“我說了算”。毛鄧兩個獨裁者去“見馬克思”以後,中共領導雖然進入“常人政治”,但“黨國體制”照舊。這種體制不但是產生獨裁者的土壤,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種獨裁製度。而軍隊正是獨裁的支柱,所以作者主張:打破“黨國體制”的關鍵是“軍隊國家化”。應該說,這的確抓住了要害。

當然,要害還不是全部。必須結束共產黨對經濟文化資源和政治權力的全部壟斷,才能把中國從一黨專政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才能使每個中國人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才能使中華民族進入人類文明的殿堂。這種真正意義上的人,也包括原來的共產黨人。這位老黨員在信的結尾處語重心長地說:

“改革蘇維埃體制(按:即一黨專政)不僅是救國,而且是救黨。首先受益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生命有了保障。他們的進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護,他們的工作擺脫了“婆婆”的干擾,他們的政績和缺點錯誤,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判,他們退休以後能夠體面地度過晚年。”

其實把話說透:改掉一黨專政,對歷史來說,是一個進步。但共產黨也就消亡了,所以這封信也就是這個黨的輓歌。

這封信是給中共第十八屆領導人的。因為胡錦濤這一屆連個違憲的“勞動教養”制度都不敢碰一碰,更不要說改革一黨專政本身了。

然而由上一屆主導下一屆的路線和人事,這種接班制度不改,能對十八屆抱多大希望呢?甚至這封信能不能被十八屆領導人看到,都是個未知數。

但是我們還是要“知其不可而為之”。因為我們堅信:被阻遏的民主洪流,總要衝垮一黨專政的堤壩。而使控制堤壩的人明白這種危險,明白他們自己在垮壩時也將被洪水吞沒,因而在利害的權衡下,識時務者就有可能在客觀形勢的壓力下,被迫實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讓更多的人了解這種趨勢,正是輿論界的重要任務。至於這種趨勢能不能成為現實,那就取決於當權者的悟性了。

不過對於十八大本身,奉勸讀者不要抱任何幻想。雖然那個狂妄的左派野心家薄熙來已被淘汰出局,但中共決不會借這股東風把船駛離鄧小平的航線,因為這個黨還沒有這種思想準備。無論舊班子還是新班子,他們此刻的共同利益是平穩交接班,誰也不敢去改變政治路線。所以不要設想十八大會有什麼振奮人心的政治奇蹟。

然而客觀形勢是嚴峻的,鄧小平路線的氣數已盡。不論十七屆還是十八屆,對此都是清楚的。如果不改弦更張,這個黨還能有十九大嗎?十七屆固然全身而退了,十八屆領導呢?這下一個十年對他們來說,乃是性命攸關的大事,應該怎麼辦呢?不管他們喜不喜歡,聰明人對這位老黨員的逆耳忠言,大概都會感興趣的。

與海內外朋友齊心協力埋葬一黨專政,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是我們的一貫追求。在本刊三十五周年紀念之際,願以這一曲輓歌贈給中共十八大,用以重申我們的信念。

附件

致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
一個老共產黨員

(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特點是黨在國之上,領袖在黨之上,所以被稱為“黨國體制”。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黨國體制的理論基礎。列寧創建的蘇維埃就是黨國體制的母本。用列寧的話說:黨國體制“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個人獨裁是這個體制的應有之義。

毛澤東繼承的是列寧,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他把一黨專政和領袖獨裁說成是天經地義,成為中國人禍不斷的根源。立國六十三年,發生了三次大禍亂:大躍進餓死三千七百萬人,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人死了兩千萬,一九八九年“六四”調動國防軍鎮壓學生,死亡七百一十三人,都是黨國體製造的孽。

在這些事情發生前和發生中,黨員幹部的絕大多數都明知是錯誤的,但在黨國體制下無能為力,必須服從一個人的意志,使局面變得不可遏止,不可糾正,眼睜睜地看着國家和人民走向大災大難。

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制控制市場經濟,政以私行,官以賄進,產生了權貴利益集團。由於堅持黨權至上,抗拒分權制衡,抗拒媒體監督,抗拒司法獨立,雖把黨內反腐高唱入雲,但選擇性反腐事實上已成了黨同伐異的手段。“不怕貪污受賄,就怕站錯隊”成為流行的官箴。只要上面有人罩着,可以一面貪腐,一面提拔,造成黨國體制整體性、制度性腐敗。須知沒有不倒的和珅,沒有不死的皇帝,沒有不滅的王朝,清算只是延期而已。“共產黨官僚的腐敗正在逼迫人民起來革共產黨的命。”

中國黨國體制的特點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就是制憲行憲那一年,毛澤東在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過一次憲法交底的講話,他說: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毛澤東這個講話,成為共產黨的憲法觀。

中國黨國體制有四個特點:一是共產黨位尊憲法之上不受憲法約束;二是軍權不在政府;三是政權二元化;四是民權虛化。現分述如下:

在中國,黨章高於憲法,黨主席高於國家主席,是毛澤東長期經營造成的,是個人崇拜對國家體制的破壞。

二是軍權不在政府。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是一九五四年制憲行憲時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毛澤東的操縱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個重建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把軍權從政權體系中“剝離”出來,是暗渡陳倉。後來宣稱這是“黨指揮槍”,把毛澤東篡奪軍權的行為合法化和莊嚴化。

三是政權二元化。一個政權,兩套班子,兩個衙門。

決策機構是黨委系統,政府系統是執行機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裝飾,擺樣子的。

四是民權虛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五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一條文三○年不兌現,被黨政機關制定的“執行”細則所否定。這種原則承認具體否定的假民主,成為世界民主史上的醜聞。僅以言論出版自由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名義上“當家做主”六十三年,但我們享有的言論出版自由竟不如回歸祖國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

大陸人民的“當家做主”地位實在太窩囊。國家宣稱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實在太尷尬。豈止普通公民,連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都沒有言論出版自由,連國家總理的施政演說都受到審查!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溫家寶總理在深圳發表題為《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講話,談到“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新華社二十一日通稿《開創經濟特區的美好明天》,把溫家寶講話中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刪掉了。這就是黨在國之上,中宣部長的權力在國務院總理之上。只有在黨國體制下,才會出現這樣的咄咄怪事。

三千多萬生命──原子彈上天

二○○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飢荒的歷史檔桉有限制地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布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點八萬人。大躍進中發生餓死人的事情,不是天災,完全是人禍。連續四年餓死人不能採取斷然措施扭轉局面,則是黨國體制的延誤和罪孽。

毛澤東一心想造原子彈、氫彈,與蘇美爭霸,揚威世界,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決心要實施他所謂的“大仁政”,而把救濟災民、不讓老百姓餓死看作是“小仁政”不屑一顧,照常出口糧食換外匯,以採購相關的設備和材料。後來,原子彈是上天了,人們至今津津樂道毛澤東的偉大,須知是三千七百五十五點八萬條鮮活的生命把原子彈送上天的。

一個弱女子的沉痛呼聲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着一名身着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着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着“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着“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青年女子很快被宮牆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在接待室給她戴上手銬,做了簡單的詢問,筆錄口供如下:

問:你為什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干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飢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僱農,造的什麼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死三十幾口……同志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我、槍斃打靶,也要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桉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桉件,中央辦公廳留守人員不敢耽擱,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總書記鄧小平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

毛澤東以退為進

一九六○年整個上半年毛澤東還不承認全國出現大飢荒。還在批彭德懷,“反右傾”。這個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託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

毛澤東雖然暫時交出了黨的主席,但不交軍委主席,因為失去軍權,毛澤東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實力。

他認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人必是將來的反對派。他不能忘記七千人大會上全黨質疑他的路線,追究他的責任那個可怕情景。就在七千人大會上,出現了“打倒毛澤東!”的標語。

參加這個會的是縣長、縣委書記以上各級政權的領導骨幹。毛澤東認定這批幹部已經不是他的人了,都跟劉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縣以上幹部統統打倒。說“三自一包”是極大的罪惡,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把實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級幹部打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

歷史上最反動的體制

毛澤東禍國殃民,當然有他個人品質問題和知識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他創立的這個黨國體制。黨國體制硬是眼睜睜地看着連續四年每年成百萬上千萬餓死人,媒體根本不報道,議會從來不討論,政府遲遲無作為。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國,歷朝歷代因災荒餓死的人數加在一起是多少呢?二千九百多萬,不到三千萬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許隱瞞災情的。大清律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三月革職。我們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隱瞞災情成了對領袖忠心、黨性強的表現。所以,在黨國體制下,毛澤東一朝一代餓死的人數比歷朝歷代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七百五十萬人。黨國體制是最落後、最反動的體制。

十八大后的政治決戰

(現在)權貴集團利用黨國體制控制了黨和政府。

十八大后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改革派制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用民主憲政代替黨國體制,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對內實現共同富裕,長治久安,對外與美國、歐盟攜手,實現和平崛起;或者權貴集團以黨國體製為依託控制黨和政府,實行國進民退政策,再來一次“社會主義改造”,囊括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引起全民反抗,社會陷入長期動亂,對外打出毛澤東的反帝反修旗幟,以社會主義陣營殘餘力量的保護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態出現,與美國和歐盟對抗,黨和國家在內憂外患中滅亡。

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制沿着毛澤東式的慣性,多次干擾國家的政治生活。其主要表現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八老乾政”。

八老多數沒有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但他們是政治局常委之上的常委。鄧小平擁有決定權,陳雲擁有否決權。他們的權力來源當然與他們的資歷、威望有關,但主要來源於軍權,鄧小平不當國家主席,不當黨的主席,就當軍委主席。他這一票就壓倒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

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位總書記,是鄧小平等八老推舉上去的,又是他們廢黜的。在黨國體制庇護下,權貴集團孕育、誕生、成長和坐大,他們佔有了經濟發展的太大的份額,造成今天積重難返的局面,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國體制的主要罪責。

鄧小平欣賞黨國體制,討厭三權分立。他曾對江澤民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

掌握大權的政治家都是栽在“我說了算”的問題上。

十八大領導人必須和人民站在一起

毛鄧之後中國進入常人政治時代。胡錦濤、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的政治家。二○一○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分配政策較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是胡溫新政不絕如縷仍然存在的標誌,但他們的處境非常困難。權貴集團是利用黨國體制綁架黨、綁架政府,實現他們的利益的。現在事實上是“五千人的核心體系”控制了黨和政府,改革派不能有大的作為,連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都被中宣部封殺,並受到主流媒體的圍攻。十八大領導人必須和人民站在一起,高舉民主憲政的大旗,才能從黨國體制中突圍出來。

黨國體制是產生獨裁者的肥田沃土。要避免出現新的獨裁者,慎重選人當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制度,是體制。打破黨國體制,關鍵是要把毛澤東“盜”走的軍權還給國家,實行軍隊國家化。民主憲政要從這裡起步,政治體制改革要從這裡開始。不允許有一個獨掌軍權的“狄克推多”監國。

改革蘇維埃體制,不僅是救國,而且是救黨。首先受益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的生命有了保障,他們的進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護,他們的工作擺脫了“婆婆”的干擾,他們的政績和缺點錯誤,能夠得到公正的對待和評判,他們退休以後能夠體面地度過晚年。

大陸民主化,統一無障礙

最近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發表重要談話說:如果大陸方面解除黨禁報禁,台灣政黨將赴大陸參選大中華區國家總統、內閣總理等職位,大陸和台灣統一將不存在任何障礙。

一九四四年毛澤東把“我黨的奮鬥目標”,定位為“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一九四四年與到訪延安的美國代表團的講話)。一九四五年九月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將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作了展開地說明: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他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脫蘇入美,溶入普世文明

日本明治維新靠“脫亞入歐”崛起。在國體政體問題上,鄧小平主張“脫蘇”,毛澤東主張“入美”,合起來是“脫蘇入美”,來一個根本性的撥亂返正,拋棄蘇維埃體制,拋棄列寧主義,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表達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希望十八大領導人不要錯失建功立業的機會,這將是我黨中興的起點。

現在國際社會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新文明時代。中國在經濟上加入WTO融入全球共同市場,但在政治上繼續堅持敵視民主制度的蘇維埃制度,堅持反對普世價值的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在世界民主國家面前,以社會主義陣營殘餘力量的保護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態出現,自然引起人家的警惕。儘管你說沒有擴張的野心,但始終面臨世界的敵意。政改興邦,脫蘇入美,開創民主憲政新局面,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融入世界民主潮流,才能實現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