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葡萄酒文化及其歷史

有人說,葡萄酒是外來文化,因而它長期被列入“洋酒”之列。但實際上,最原始的“酒”是野生漿果經過附在其表皮上的野生酵母自然發酵而成的果酒,稱為“猿酒”,意思是這樣的酒是由我們的祖先發現並“造”出來的。而我國是世界人類和葡萄的起源中心之一,因此,葡萄酒應是“古而有之”了。

1.中國早期關於葡萄屬植物的文字記載

葡萄,我國古代曾叫“蒲陶”、“蒲萄”、“蒲桃”,“葡桃”等,葡萄酒則相應地叫做“蒲陶酒”等。此外,在古漢語中,“葡萄”也可以指“葡萄酒”。關於葡萄兩個字的來歷,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葡萄,《漢書》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飲之,則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是聚飲的意思,“醄”是大醉的樣子。按李時珍的說法,葡萄之所以稱為葡萄,是因為這種水果釀成的酒能使人飲后醄然而醉,故借“酺”與“醄”兩字,叫做葡萄。

我國是葡萄屬植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原產於我國的葡萄屬植物約有30多種(包括變種)。例如分佈在我國東北、北部及中部的山葡萄,產於中部和南部的葛藟,產於中部至西南部的刺葡萄,分佈廣泛的蘡薁等等,都是野葡萄。

我國最早有關葡萄的文字記載見於《詩經》。

《詩·周南·蓼木》:“南有蓼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詩·王風·葛藟》:“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詩·豳風·七月》:“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從以上三首詩,可以了解到在《詩經》所反映的殷商時代(公元前17世紀初——約公元前ll世紀),人們就已經知道採集並食用各種野葡萄了。

《周禮》是儒家經典之一,搜集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並添附了儒家政治理想。文繁事富,體大思精,學術治術無所不包,歷來為學者所重。《周禮·地官司徒》記載:“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鄭玄註:“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這句話譯成今文就是:“場人,掌管廓門內的場圃,種植瓜果、葡萄、枇杷等物,按時收斂貯藏。”這樣,在約300O年前的周朝,我國已有了家葡萄和葡萄園,人們已知道怎樣貯藏葡萄。在當時,葡萄是皇室果園的珍異果品。

2.漢武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開始

我國的歐亞種葡萄(即在全世界廣為種植的葡萄種)是在漢武帝建元年間,歷史上著名的大探險家張騫出使西域時(公元前138—前l19年)從大宛帶來的。大宛,古西域國名,在今中亞的塔什乾地區,盛產葡萄、苜蓿,以汗血馬著名。《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桃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年不敗”。“漢使(指張騫)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在引進葡萄的同時,還招來了釀酒藝人。據《太平御覽》,漢武帝時期,“離宮別觀傍盡種蒲萄”,可見漢武帝對此事的重視,並且葡萄的種植和葡萄酒的釀造都達到了一定的規模。

我國的栽培葡萄從西域引入后,先至新疆,經甘肅河西走廊至陝西西安,其後傳至華北、東北及其它地區。

到了東漢末年,由於戰亂和國力衰微,葡萄種植業和葡萄酒業也極度困難,葡萄酒異常珍貴。《三國志·魏志·明帝紀》中,裴松子注引漢趙岐《三輔決錄》:“(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孟佗是三國時期新城太守孟達的父親,張讓是漢靈帝時權重一時、善刮民財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傾其家財結交張讓的家奴和身邊的人,並直接送給張讓一斛葡萄酒,以酒賄官,得涼州刺史之職。漢朝的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一升約合現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現在的20升。也就是說,孟佗拿26瓶葡萄酒換得涼州刺史之職!可見當時葡萄酒身價之高。

3.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葡萄酒業的恢復及葡萄酒文化的興起

到了魏晉及稍後的南北朝時期,葡萄酒的消費和生產又有了恢復和發展。從當時的文獻以及文人名士的詩詞文賦中可以看出當時葡萄酒消費的情況。

魏文帝曹丕喜歡喝酒,尤其喜歡喝葡萄酒。他不僅自己喜歡葡萄酒,還把自己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和見解寫進詔書,告之於群臣。魏文帝在《詔群醫》中寫道:“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非長者不別也。……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於鞠櫱,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況親食之邪。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

作為帝王,在給群醫的詔書中,不僅談吃飯穿衣,更大談自己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並說只要提起葡萄酒這個名,就足以讓人唾涎了,更不用說親自喝上一口,這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三國志·魏書·魏文帝記》是這樣評價魏文帝的:“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體力行,葡萄酒業得到恢復和發展,使得在後來的晉朝及南北朝時期,葡萄酒成為王公大臣、社會名流筵席上常飲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漸興起。這在當時的不少詩文里都有反映。

陸機在《飲酒樂》中寫道:

蒲萄四時芳醇,琉璃千鍾舊賓。

夜飲舞遲銷燭,朝醒弦促催人。

春風秋月恆好,歡醉日月言新。

陸機(261—303)是三國時東吳名臣陸遜的孫子。吳亡后,他於晉太康末應詔入洛陽,曾為太子洗馬、中書郎等職。《飲酒樂》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詩中描繪的是當時上流社會奢侈的生活:一年四季喝着葡萄美酒,每天都是醉生夢死。這時的葡萄酒是王公貴族們享用的美酒,但已比較容易得到,決非漢靈帝時孟佗用來賄官時的價格,否則誰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

在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時期,常有文人名士歌詠葡萄酒的詩作。庾信(513—581)在他的七言詩《燕歌行》中則寫道:

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

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

庾信在詩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飲一杯葡萄酒換來千日醉,或者為了長生去學煉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作幾次服食,定能像千年矗立的華表,永享天年。詩中將飲用葡萄酒與服用長生不老的金丹相提並論,可見當時己認識到葡萄酒是一種健康飲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種植張騫引進的歐亞種葡萄的同時,也人工種植我國原產的葡萄,這可從當時的詩文中反映出來。曹操的小兒子曹植在《種葛篇》中有“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的詩句。

4.唐代——燦爛的葡萄酒文化

隋文帝重新統一中國后,經過短暫的過渡,即是唐朝的“貞觀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時期。這期間,由於疆土擴大,國力強盛,文化繁榮,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貴族、文人名士的特權,老百姓也普遍飲酒。盛唐時期,社會風氣開放,不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飲酒。女人豐滿是當時公認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種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別欣賞楊玉環醉韻殘妝之美,常常戲稱貴妃醉態為“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當時,女性化妝時,還喜歡在臉上塗上兩塊紅紅的姻脂,是那時非常流行的化妝法,叫做“酒暈妝”。近年港台和沿海城市流行的“晒傷妝”,即一千多年前唐朝婦女的“酒暈妝”。

盛唐時期,人們不僅喜歡喝酒,而且喜歡喝葡萄酒。因為到唐朝為止,人們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但當時普遍飲用的低度糧食酒,無論從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無法與葡萄酒媲美,這就給葡萄酒的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

當時葡萄酒面臨著的真正的發展機遇是:在國力強盛,國家不設酒禁的情況下,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鐘愛葡萄酒,唐太宗還喜歡自己動手釀製葡萄酒。據《太平御覽》:“(唐)高祖(李淵)賜群醫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固賜物百段。”由此可見,在唐初,經過戰亂,葡萄種植與釀酒基本已萎縮,連朝中大臣的母親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請大臣的國宴上方有鮮葡萄。

《太平御覽》記載,唐太宗貞觀13年(640年),唐軍在李靖的率領下破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唐太宗從高昌國獲得馬乳葡萄種和葡萄酒法后,不僅在皇宮御苑裡大種葡萄,還親自參與葡萄酒的釀製。釀成的葡萄酒不僅色澤很好,味道也很好,併兼有清酒與紅酒的風味。

盛唐時期社會穩定,人民富庶。由於帝王、大臣喜好葡萄酒,民間釀造和飲用葡萄酒也十分普遍。這些在當時的詩歌里都反映。

詩人李欣,《唐才子傳》稱其“性疏簡,厭薄世務”。他在《古從軍行》中寫道:

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行人刁鬥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雲萬里無城廓,雨雪紛紛連大漠。

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李欣這首《古從軍行》寫了邊塞軍旅生活和從軍征戎者的複雜感情,借用漢武帝引進葡萄的典故,反映出君主與百姓、軍事擴張與經濟貿易、文化交流與人民犧牲之間尖銳而錯綜複雜的矛盾。全詩風格蒼勁悲壯。詩的結尾借用葡萄引進的典故,揭示戰爭後果,雖不加評判但愛憎分明,為這首詩的藝術特色之一。

自稱“五斗先生”的王績不僅喜歡喝酒,還精於品酒,寫過《酒經》、《酒譜》。他在《題酒家五首》(一作《題酒店壁》)中寫道:

竹葉連糟翠,蒲萄帶曲紅。

相逢不令盡,別後為誰空。

這是一首十分得體的勸酒詩。朋友聚宴,杯中的美酒是竹葉青和葡萄酒。王績勸酒道:今天朋友相聚,要喝盡樽中美酒,一醉方休!它日分別後,就是再喝同樣的酒,也沒有興緻了。

李白,又稱“詩仙”、“酒仙”,素有“斗酒詩百篇”的名聲,十分鐘愛葡萄酒,甚至在酒醉奉詔作詩時,還忘不了心愛的葡萄酒。他在《對酒》中寫道:

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

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

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