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一專欄】東方之珠的明天:論香港危局(下)

作者:王尚一 發表:2015-03-19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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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5年03月19日訊】(接前文)

香港的城市經營基礎困境加劇。一個人的身體健康程度,往往在得病時才明顯表現出來。同樣道理,衡量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不是繁榮時期,而是經濟崩潰。過去幾年,香港在中美經濟刺激的支持下,經濟似乎極為火熱。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香港在未來應對經濟崩潰的能力以及崩潰後的恢復能力。根據香港的基本運營模式基礎,香港應對經濟崩潰的能力極其脆弱,而且難以恢復。這也意味著,香港在經濟崩潰後,將面臨極為困難的處境,香港民眾也將經歷漫長的艱難困苦。

大致上,一個社會的基本運營模式包括自然資源稟賦、主導經濟模式、基礎設施系統、對外交往狀況以及最重要的社會(民眾)組織模式。對這些組件逐一分析,就可以看出香港面對的核心問題。

自然資源上,香港人多地狹,自然資源匱乏,缺乏縱深腹地。根據2014年中的人口統計,香港人口達到720多萬人,全世界排名100位。如此多的人口居住在陸地面積1105平方公里(世界排名183位)的範圍內,以至香港的人口密度達到世界第4。從地形上,香港絕大部分面積為丘陵,覆蓋著被永久保護的山林、灌木叢等植被。絕大多數香港人居住在面積很小的沿海平地上,人均生活空間狹小擁擠。除了漁業之外,香港無法實現生活自給,糧食、蔬菜和肉蛋奶食品以及大部分基本生活品均需要進口。香港與中國大陸相連,離其它國家和地區距離較遠。這樣的地理位置意味著,從大陸進口生鮮食品和多種生活必需品相對便宜。但這樣的問題是,一旦大陸出現崩潰,香港不僅面臨經濟崩潰,還有生活用品供應的問題。如果香港能獲得足夠的外匯,生活成本也會明顯提高;如果資金流失又得不到足夠的外匯補充,生活物資將短缺又昂貴,香港大多數民眾的生活狀況將經歷嚴峻考驗。

港口經濟屬於被動型經濟,這個經濟模式加劇香港的困境。2013年,香港的GDP超過3000億美元,位列世界第35。香港以世界第183位的土地面積,支持第100位的人口,達到GDP第35位的地位,非常了不起。能夠實現如此輝煌的業績,關鍵的基礎是香港作為港口城市的地位。尤其在大陸實施血汗工廠政策後,香港快速放棄製造業,向港口經濟集中。港口經濟的特點是自己不從事具體生產,而是集中在高收益的物資、資金和人員的中轉和分配環節。香港經濟規模巨大,主要依靠中轉和分配的高收益環節。而港口城市的關鍵問題是隨時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經濟景氣時,越興旺繁榮的港口城市,到經濟大蕭條時,受到的衝擊也越大越難以恢復。

2008年後,在美國和中國的共同經濟刺激下,香港作為主要中轉地,呈現出空前繁榮的表象。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絕大多數香港民眾的生活日益艱難。由於香港強化港口經濟,製造業大多數消失,失去產品的設計生產、主動開拓國際市場以及國際市場獲利的能力。由於港口經濟屬於被動型經濟,只能等待貨物運輸,從中獲取收入,而無法主動拿著產品開拓國際市場。隨著大陸崩潰,大陸生產消失,香港缺乏自身生產能力,香港的作為港口城市的作用很大程度消失。當香港失去大部分港口經濟收入,自然形成經濟崩潰的硬著陸。港口經濟發展越繁榮,經濟崩潰時,造成的打擊也越沈重。

成本極為高昂的基礎設施讓香港經濟更難恢復。根據生於0715的城市成本論,城市屬於高建設成本、高維護成本、高維修成本的三高成本經濟體。三高成本屬於固定成本,難以縮減,只能通過增加收入來保障城市運營。其中,建設成本最高,需要城市良好運營幾十年以上,才能逐步消化。所以,在大城市快速發展和繁榮的背後,普遍都有規模巨大的債務。而香港由於獨特的地形,建設成本更加高昂。

比如香港新機場建設,從兩方面集中反映香港建設成本的高昂:一是空間極為有限,只能廢棄舊機場、重建新機場。擴建成本和新建成本,不可同日而語。新建成本只能通過大規模的債務形勢,留到未來攤銷,直接增加整個社會的運營成本。二是填海建新機場,以及相應的配套附屬設施,導致建設成本過於高企。香港新機場在預算的時候,已經是令人吃驚的數字。而在建設中間,一再超支,並且追加資金,到最後實際比預算大大超支,這些成本都以消耗儲備和增加債務的形式,攤銷到每一位香港人的頭上。同理,香港的高檔摩天大樓,不是通過拆除舊建築新建,就是通過填海建設,都意味著極高的建設成本,最終也都以不同方式轉移到香港民眾的生活成本中。

更重要的是,不論新機場還是摩天大樓,都需要極高的維修和維護成本。不論使用率多低,其成本都差不多。當國際資金撤退、港口經濟崩潰後,新機場客流和物流驟減、摩天大樓空置率超高。香港本身已經負債纍纍,在經濟崩潰的情況下,無力繼續維護和維修所有的基礎設施和建築。而如果不維修和維護,必然出現大量廢棄設施和建築,不久變得破敗不堪,讓整個城市更難以恢復。

香港富人的流民心態對香港形成更嚴重的影響。在一個組織良好的社會中,政府官員和富人因為擁有社會中主要的公私資金,對社會起到關鍵作用。在社會遭遇各種打擊或者災難的時候,政府官員和富人應當承擔起責任,利用自身的能力,組織社會不同的力量,進行自救。在這樣的組織下,即使整個社會遭遇重大經濟崩潰,也能減弱經濟崩潰的影響。但是在香港,不論政府官員和富人,都基於流民心態。

首先,政府官員由大陸中央政府指派,對中央政府效忠。不論個人能力、價值導向還是具體決策,都忽略香港的民眾利益和長遠發展。1997年香港回歸後,各屆香港特首都有這樣的特點,而現任特首梁振英更是表現的格外扎眼。隨著大陸崩潰,香港政府也隨之垮臺,不僅不能有效組織社會資源,還將加劇社會混亂。

其次,香港富人將香港看作賺錢基礎,依托香港的特殊地位賺錢。這些富人擁有香港的主要資產以及相應的龐大組織。這些組織本身就是力量,能夠增強整個社會的抗風險能力。但是,絕大多數富人並不真正以香港為家,而是將大量投資分散在世界各地。一旦香港經濟危機,富人不是利用自己的財力、影響力和組織能力,帶領社會度過難關;而是隨時離開,到海外享受自己的投資收益。李嘉誠作為香港首富,看到大陸經濟的趨勢後,不僅從大陸持續撤資,而且持續拋售香港資產,並且通過資產重組的方式,減少個人在香港的權益。

當政府官員和富人都置香港利益而不顧時,直接影響大量中產階級的心理,引發越來越多的香港中產階級移民或者準備移民。由於中產階級是香港經濟的中堅,當中產階級對香港失去信心和希望,整個香港將淪為一盤散沙。

香港文化日益消極被動,更意味著未來雪上加霜。20世紀,香港在發展製造業的過程中,華人群體知識水平持續提高,融合中西方文化,形成積極學習、開拓進取、團隊協作的社會文化。因為在生產過程中,不論設計、製造和市場開拓,都需要這樣的文化做支持。香港電影作為香港社會文化的代表,也精彩紛呈。在香港製造業向大陸轉移後,這樣的社會文化快速褪色。

由於港口經濟的空間侷限性和工作固定性,人們越來越被桎梏在狹小和固定的生活軌跡與思維軌跡上。移民持續進入香港,導致生活空間日漸狹小,再加上香港房價暴漲,更讓大多數人為了買房而掙扎,卑微地生活。2003年港府開放自由行和之後的金融業繁榮後,香港人的核心生活空間更被金融精英和大陸富人佔領,進一步腐蝕香港文化。而且,隨著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干涉程度日深,香港人的思想和言論空間日益被擠壓。一系列的社會環境變化,導致人們的思維在不知不覺改變,整個社會文化日益被動消極。生長在這樣環境中的年輕人,因為沒有人生經驗的對比,難以切身體會到文化的差異。不過,如果將97之前和2015年的社會文化相對比,僅僅18年的世界,就可以看出巨大的變化。

香港政府官員和富人的流民心態,與被動消極的社會文化疊加,意味著香港抗風險能力極弱。當經濟崩潰的衝擊到來,香港社會將難以有效組織,形成整體的社會崩潰,加劇危機的深度和廣度,香港的恢復也更加艱難。

簡言之,香港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中,由於深受大陸影響而變得極為脆弱。大陸經濟增長如同毒品,最初利誘香港的參與,進而讓香港依賴,已經注定香港未來的經濟崩潰。今天,全面依賴大陸經濟的香港,經濟結構極度扭曲,如同重度的吸毒者。在能吸食大陸經濟毒品時,香港主要在樓市和股市等方面受益,同時將主要害處留給大部分社會民眾;當毒品供應不上,香港由於涉毒太深,必然經歷極為痛苦的全面崩潰期。(全文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供稿)
 

来源:看中國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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