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透視中國政府目前實行的壟斷性的糧食收購體制，中國政府壓榨農民的政策便令人瞠目。前中國政府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先生1988年11月2日承認糧食的合同定購價格偏低。直到80年代後期，國家仍然從農民手裡每年拿走大約800億到1000億。另一位中國農業問題的權威官員杜潤生則說得更具體一些：糧食收購名義價格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實際價值從1954－1995年來一直低於市場價格。
中國的一些學者通過比較研究發現：如此壓榨農民，中國共產黨政權獨此一家。「在前社會主義陣營中，捷克、東德等工業化國家基本上沒有經過對農民的如此壓榨時期，即使有像蘇聯那樣的野蠻的集體化，也只是短暫的時間。60年代中期以後，國家對農民的政策便開始了調整」。「從1966年蘇聯集體農莊實行『保障的工資制』」。「多數東歐國家農業體制與1966年後蘇聯相似，而且原始積累更短。捷克、東德等工業化國家基本上沒有此時期國家從60年代後，為了增加『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仍出資為農民建立了退休、免費醫療等社會保障制度。」
第二，愚弄農民。為了貫徹執行「壓榨農民」這一基本國策，共產黨政權採用了軟硬兩種手法。軟手法是指抓住農民弱點，愚弄農民，搞愚民政策。農民人多，受教育不多，文化也少，最容易被愚弄。共產黨為了壓榨農民，首先便抓住了農民這個弱點。在人民公社時代，山西大寨的農民陳永貴成立了一個毛澤東思想核心學習小組，宣布懂得毛澤東思想，就懂得了一切，這是那個時代對農民的最典型的愚弄，這個農民後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全國農業，僅憑這個事件本身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愚農政策愚到了什麼程度。
今天的人們都知道中國惡名昭彰的以戶口制度為核心的城鄉隔離制度，與南非曾經實行的種族隔離制度是半斤八兩，1978年以前中國農民的奴隸地位和今天的二等公民地位主要就是拜這等制度之「福」。但公安部長羅瑞卿在1958年代表政府向人大代表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說明時，卻說實行這種制度是「為六億人著想，對六億人口負責，來保護廣大人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的」。這等話與一個強姦犯強姦一個女人之後還恬不知恥地說「我給你帶來了快樂」有區別嗎？打從農民高高興興分到土地，中國農民轉眼便被套進了集體化的大麻袋之中。而為了讓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共產黨政府發明瞭各種各樣的愚農政策、宣傳口號。殺了地
主，分了田地，轉眼間便說私有土地制製造悲劇。1953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河南16個村發生了悲劇，那裡的3753個農戶當中有185戶正在賣地。」
合作化時代，不僅有「不入社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想美國」這等愚弄農民的令人不可思議的聯想故事，更不可思議的是：山坡上只能放養兩隻羊，三隻就是資本主義；在自己的院子裡，一個人只能種五棵蒜苗，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就連那從地裡連根拔起的韭菜，也被當作是在讓不斷孳生的「資本主義」拔苗斷根，斷子絕孫。
為了從農民嘴巴裡摳糧食，共產黨不僅說自己「價錢公道」，還給糧食取了眾多別名，什麼「政治糧」、「忠毛糧」，更以政權的身份將不花錢的愛國主義廉價標籤到處亂貼。「愛國糧」、「愛國棉」、「愛國糖」、「愛國菜」等等比比皆是。河北省安國縣的縣委書記，挨家挨戶動員農民交售這種「愛國糧」，受到了上級的表揚，但是，他用一種又酸又澀的口吻說道：「讓農民愛一次國，少收入一百多萬元。」張愛玲小說《秧歌》的那個「王同志」--國家政權在村子裡的代表，向農民要錢要糧時，口中唸唸有詞的也是「愛國」及其「對政府的態度」之類。農民心甘情願地接受壓榨，變成了「愛國」義舉，而不情願接受壓榨，則成了「不愛國」。如此這等，讓農民不知天下還有「是非」兩字。
直到今天，以「愛國」之名壓榨農民，仍然是共產黨屢試不爽的剝奪農民財產權益的愚農手法。遼寧省勞模潘有財、大連市十大優秀青年張利民，二人帶領全家墾荒，向國家納糧無數，在那頂遠近聞名的「愛國農民」的光環下，兩個農民種糧10年，張利民欠外債44萬元，家裡連臺黑白電視機也沒有，住的是低矮土房，1995年過年連豬都沒殺。潘有財欠債42萬元。他的女兒結婚，連嫁妝都送不起。（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