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正當趙麗蓉懷著第二個孩子眼看就要分娩時，她的丈夫盛強突然被當局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要押往茶澱勞改營。臨別之際，趙麗蓉緊緊地拉著他的手說：「孩子生下以後，我一定會把照片給你寄去的。」說完，夫妻倆抱頭痛哭。
趙麗蓉單位的黨委書記也來落井下石。他找到趙麗蓉，板著面孔說：「你必須和你的丈夫劃清界限，他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否則，組織上也要考慮對你的處理！」
還好，她的母親悄悄地鼓勵女兒要堅強，說：「盛強是好人，咱們決不能幹那種喪盡天良的事情啊！」
年底，趙麗蓉在極其痛苦的情況下生下了第二個孩子。翌年的下半年，她帶著三歲的大兒子福春和不滿一歲的二兒子大鳴去茶澱勞改營探視丈夫。夫妻相見熱淚盈眶。她天真地對丈夫說：「盛強，我想好了，我要離職，來你們這裡找間平房。我和你在一起。咱們一塊兒勞動。我會開荒種地。我會養雞、養鴨、養豬、放羊、種菜。我也能脫坯、燒磚……我特別願意幹活。你知道我是農民出身，只要和你在一
起，我啥都不怕。咱們一家能在一起該有多好哇。」盛強苦笑著說：「麗蓉啊，你太天真了！」趙麗蓉睜大眼：「我咋天真？」此時傳來警察的吼聲：「探視結束，走，快走！」
後來，盛強給趙麗蓉寫了一封信：「麗蓉，你還年輕，現在已經是有成就的演員了。我苦苦地思考了很久很久，正因為我愛你，愛我們的孩子，我們還是分手吧！」她接到信後，痛苦地跑到大街上徘徊。她來到了曾經和丈夫一起漫步的北海大橋上。夜，是那麼地寂靜、黑暗和恐怖。她給盛強回信：「我不允許你胡思亂想。耐心等待吧。我們總有團聚的那一天。」
1959年的深秋，趙麗蓉再次帶著四歲的福春和快兩歲的大鳴到茶澱勞改營去探視。警察問：「你找誰？」她微笑著說：「看盛強！」「盛強是你什麼人？」警察上下打量著趙麗蓉問。「他是我丈夫！」「他死了。」警察說。趙麗蓉驚呆了，頓時兩眼發黑，兩耳轟鳴，呆若木雞地好半天緩不過神來。最後，她問：「那，他的屍骨呢？」警察告訴她：「死的人，都埋在西邊的那片亂葬崗子了。墳前有木牌寫著死人的名字。你去那邊找找看吧！」
趙麗蓉瞭解到，她的丈夫是被逼迫在磚窯裡幹著超人的勞動時，累倒在地，從此就沒有再醒過來。她癱倒在丈夫的墳前號啕大哭。也不知過了多久，兩個孩子扑在她的身上邊哭邊喊著：「媽媽，媽媽，你怎麼啦，我怕！」
後來，是趙麗蓉的大哥和幾個姐姐趕到茶澱勞改營那裡，才將趙麗蓉娘兒三接回了北京。
這段血淚的記述，令我讀了唏噓，並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記得在我小的時候，這個當局經常要對我們進行所謂的紅色教育，說我們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幸福的一代。為了能使我們更好地認為在這個當局的統治下我們是多麼地幸福，當局時常找來一些長輩人給我們進行憶苦思甜，說是在1949年這個當局上臺之前，他們那時的生活是多麼多麼地苦：吃不飽，穿不暖，受盡了地主老財、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而如今在這個當局的統治下，天是多麼地藍，水是多麼地清，真是什麼新、舊社會兩重天啊。目的就只有一個：要使我們從不知事的孩子起就永遠地熱愛眼前的這個當局和它統治的所謂新時代。
後來，紙裡再也包不住火了。如今，誰不曉得1949年之後的這個所謂的新時代是個什麼貨色！在眼前這個當局的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下，人民非但找不到幸福，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國家的人民相比真是悲慘無比：有多少人從來就沒有解決過溫飽，而且在當局搞的所謂的大躍進時期，還餓死了不少的國民，並且有無數的人因為思想和言論問題被當局整得家破人亡。《藝苑奇葩趙麗蓉》書中的這段血淚記述，不就是其中的好例嗎！
然而，這些個被整得家敗人亡的人們，他們的恨到哪裡去了？他們雖然被這個當局和這個社會所殘害，可是他們仍然自覺或不自覺地盡著自己的才華為這個當局幫閑：在文藝上、科技上、或者思想和教育等其它戰線上幫閑。當他們繁榮著這個社會，他們也幫忙粉飾著這個社會。他們的理由冠冕堂皇：我們是在為我們的民族而努力地工作呀！我們是在為我們的人民而努力地工作呀！可是，我認為，也就是由於有這許多的人的幫閑，這個吃人的社會才得以苟延殘喘，這個吃人的當局也才能再繼續地吃人：1957年吃人，文化大革命吃人，1989年「6．4」吃人，現在還在把許許多多的要求社會進步的人士和不屈服的法輪功人士投入勞改營吃掉。
我想到了1981年時期的波蘭。那時團結工會運動被當局鎮壓了，於是，波蘭人民和社會各界就開展了堅決不與當局合作的運動。結果，波蘭當局很快就成為了孤家寡人，不得不召開圓桌會議，最終同意進行社會變革。從此波蘭走向了民主和人類文明的道路。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寧願在中國聽不到歌手的歌唱、看不到演員的小品，也不願當局藉著這些人搞的所謂繁榮而使吃人的專制制度延續。我還要再問一句：中國的有血淚的人們啊，你們的恨到哪裡去了？從不與這個吃人的當局合作開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