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還是黑社會

偶然翻到五月份的《民情》，上面登的一篇文章《警察釀錯案，兩企業倒閉，誰賠？》，讓我幾乎憤怒了。1994年，山西商洛地區公安處經偵科副科長薛某圖謀敲詐，非法查封了商洛地區生產資料服務總公司通過正當途徑購得的38輛吉普車。之後，商洛地區公安處要求陝西省生產資料總公司副總經理張建民"給公安處四輛車、50萬元辦案費"，可以化解此事。遭到張的拒絕後，公安處四處活動，先是將此案列入"走私大案"，扣押27輛車，並將已經售出的11輛吉普車追回，由公安處使用。張建民無奈向新聞界求助，商洛地區公安處依舊要求張建民必須補繳"偷漏關稅65.14萬元"，才能領回已被損壞不堪的車輛。張建民自然不服，商洛地區公安處又提出"那給三輛車算了"，又遭拒絕。薛某等人提議"先把張建民抓起來，不要讓他上躥下跳了"。於是公安處報捕，被檢察院拒絕，公安處暗示張建民逃跑，想造成"畏罪潛逃"的假象，被拒，就毫不猶豫地將張抓起來，還公然勸其自殺。哪知張"油鹽不進"，就是不聽公安的，公安惱羞成怒，組成了20人的專案組，開始對張建民及38輛車展開大規模調查取證。1996年7月，張建民被非法關押了18個月，公安處花去近百萬元也沒有蒐集到相關罪證，竟然向檢察院送禮，要求給張建民判刑。他們的無理要求被檢察院拒絕，張取保候審。張建民出獄後四處上訪求告，1998年12月，商洛地區公安處又做出沒收車輛的決定，並且立即拍賣了這批車，進價950萬元的車輛只賣了327萬元，商洛地區生產資料服務公司因此倒閉，很多工人失去工作。1999年陝西省生產資料服務總公司和商洛地區生產資料服務公司提出行政訴訟，省高院判決撤銷公安處處罰決定，但是沒有為張建民平反。2001年6月，張建民帶領已經沒有生活保障的工人集體上訪，仍被退回商洛地區公安處處理。至2001年12月，商洛地區公安處給張建民下達了刑事賠償決定書，賠償其16051.90元人民幣。至此，這起人為錯案消耗了他八年時間和精力，兩個企業倒閉，幾百名工人失業，直接損失高達2800萬元。

說過事例，難免談談看法。曾讀過吳思的文章，知道權力可以有一種"合法傷害權"，事大事小，如何控制推進，全部掌握在權力者手裡，而且可能是"現管"手裡，在推進之中，權力者和被害人之間甚至有一種可以預期的博弈關係，即"賄買"強權。簡單地說，就是你聽話了，自然相安無事，你不聽話，後果殊難預料。當然，這被要求聽的"那話兒"，看來相當要緊，要不也不至於搞出一例又一例的調查報導來。

在本案例中，警察本意是為了敲詐遂生事端，敲詐不成真成冤獄。問題是，他何以以執法者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要求敲詐？在賄買和聽話之間，還不存在被害人需要賄買的過錯嫌疑，也就是說警察在被害人身上尚不具備足夠的"合法傷害權"，但事實是在敲詐不被滿足之後，警察們還正大光明大張旗鼓地關押、拘禁、查封、辦案，長達八年未得善終。這不是一個執法者素質低、膽子大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地方公安處盲目包庇、私慾膨脹的問題，況且他們的敲詐還是為了公安處的利益呢。

有時候覺得普通老百姓這種遭遇很有點無厘頭。有人說老百姓私民對官家機構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但是一個不被約束的"合法傷害權"下面，往往意味著對所有利益披著法律外衣的踐踏和損害。張建民不是一般小民，他是有點地位的，也有拒絕的資格和能力；被損害利益的商洛地區生產資料公司和省總公司企業也是國有企業，面對前來意欲吞噬損害他們利益的、同樣是國家的執法機構，並不是束手無策，但是結果就是這樣可怕而無可避免。交警和財政幹部私分罰款，不過是藉助有利的社會序列位置，為個人多謀一杯羹。可是這些具體慾望解釋不了信訪辦強制把黃淑榮關進精神病院的事實。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在合法傷害權和合法侵佔權這些具體慾望的推動之外，還有一個不具備物質效益的合法傷害權。並且這些合法傷害權的賦予和取得，並不需要更多條件，只要當事人或者當事機構是在"國家機器"序列之中即可，哪怕僅僅是一顆不起眼的螺絲釘呢，譬如張建民案，始作俑者薛某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副科長，但是他興風作浪的能力、他推動更大傷害的能力，簡直意味深長。

前一向評論中出現了一個詞語，質疑"執法收費"的效率和公平，在我看來，執法的效率本應是追求公平，舍此而外統屬不正當。可是，在上述三個事例中，難說哪個是在執法，哪個是在違法，他們既未在執法中創造效率和公平，又未因破壞效率和公平的活動中受到阻止和制裁，甚至他們所謂的執法和所倚恃的憑據根本就是"無法"和"違法"。

這不是一個人兩個人執法良心的問題，也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職業道德的問題，更不是一個機構兩個機構運轉失範的問題。一個國家出現了如此大面積、大範圍，如此深刻具體的問題，涉及到執法、財政、甚至本應是在"治"與"被治"之間起緩和、解決功能的信訪辦，法律和規範在國家機器內部完全失控，這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信號，國家治理方面的體制性弊端彰顯無遺。

在國有單位作公務員，每週都要學習講政治反腐敗和三個代表，但是看到的現實也更讓人憂慮。三講尹始，很多領導惴惴不安，怕自己過不了關，可是後來就趾高氣揚放心大喘氣，為什麼呢？因為過關了，那就意味著過去的已經過去，什麼腐敗、違紀、甚至違法的劣跡都跨過了一道門檻啊。現在是三個代表，正試圖把一個現代社會必須的法制要求緊縮到到對某個黨派內部的治理模式中去。如果我們不單純是從正面看待這些事實，而是學會反向思維，把這個事實放在更廣大的事實背景中去看待，雖然一些事實難以看清，但是也許可以得出一個評價：現實問題非常嚴峻。總統是靠不住的，一個單一執政黨靠得住嗎？尤其還有那些早已經被證明的嘴上的、書面的、臉上的靠不住的道德？

我們究竟依靠什麼來治國？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單憑"國家機器"的強制力，單憑對人民人身財產安全、對國家自身利益、對政府公信度的"合法傷害權"、"合法侵佔權"、"強制賄買"，甚至把信訪也變成"合法傷害"的權力來治理，靠這種種單向度的強權來治理國家和人民，不過是把國家變成了黑社會老大，把人民變成了無處求告的弱者，甚至被扭曲成為幫凶和看客。"鐵生鏽，鏽會毀掉鐵"，這古老的格言述說的是一個簡單的真理。被腐蝕扭曲的權利最終會毀掉了權力本身。把治國的權利還給人民，把監督發言投票的權力還給人民，相信人民治國的能力和治好的能力，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氛圍中培育"治"與"被治"的現代博弈關係，恐怕是唯一可靠的治國之道。

　

集體性的暴虐和孱弱

大學生在公園裡向狗熊寶寶投食硫酸，引起的洶湧抨擊讓人覺得我們的社會進步到了給動物以人道的程度，而海外為中國狗熊們所舉行的募捐義演，更使我感嘆了好幾回，到底是全球化了，人文關懷、愛心奉獻也成了讓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的重要紐帶。

然而不幸的是很快我們就看到了另外的新聞。在新疆打工的李臘英因為一輛公交車上的蛋糕被損壞，就被車上的人拉上了車，因為某種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不知名的恐懼，她從奔馳的車窗裡跳了下來，當晚身亡。據社會學家解說，這事件暴露了城鄉對立城鄉衝突的嚴重程度，已經遠非差距所能概括。但是再也沒有像對狗熊案那樣的關注和反省了，人們都麻木了？對一條生命、一條農民生命的麻木，關懷和愛只來得及給予那不會說話的被圈養的狗熊嗎？

又有新聞後續報導了去年湖北的何小船案。去年五月份，在湖北的打工妹何小船和其他十三名舍友在宿舍休息時，譚姓凶手進去詐稱有炸彈，公然要挾強暴何小船未遂，從兩人扭打一直到何小船體力不支、受傷失血死亡，中間凶犯曾打水給何小船洗身並在受害人床上睡到天亮，期間五六個小時，沒有一個人表示抗議、沒有一個人對何小船表示聲援、也沒有一個人採取救護行動。殘酷的暴力就在眼皮子底下上演，多麼悲慘的一幕！是什麼泯滅了人性的惻隱？是什麼扭曲了這麼多共同命運的打工妹們的感情？

狗熊案中，有不知名的評論家唐映紅，呼籲關注那些受傷害的心靈，關注劉海洋被扭曲的人格背後的創口，但是這樣的聲音被簡單的歡呼和指責所淹沒。在一個蛋糕摧毀一個民工的生命案中，有人寫到了公民社會公民權利的問題，有人寫到了城鄉歧視和現代城市焦慮，而知名評論家劉洪波在評論文章《李臘英之死》中，寫到一個卑微生命的無價值死亡，深感社會的不公卻無話可說。嗚呼！這樣的例子不是已經太多了嗎？

在轟動一時的段英案中，人們似乎是第一次震驚於身邊有這樣可怕的事情存在，而在李臘英之死中，人們卻不是第一次陷入麻木的沉默。其實我覺得麻木是正常的，震驚是假的。在這樣的人群裡，在製造著這些殘酷和暴虐的人群裡，有什麼事情可讓他們的神經有所震驚呢？他們不是無辜的。在何小船案中，在段英案中，在李臘英之死中，他們是旁觀者，然而也是幫凶，並且在事前事後都沉默無聲。

有時候陷入可怕的恐懼，恐懼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中太多暴虐和孱弱。也許一個單向度社會的代價，就是把弱者們推向被踐踏的底層，而強者具有恣意凌辱同類的特權，強弱所依恃的不過是暫時的力量的對比，權力，地位，甚至僅僅是暴力程度的對比。暴虐在更強大的暴力面前可以瞬間轉化孱弱，並且把所有的暴力都宣泄向弱者，那個可憐的中選的弱者不僅是瞬間喪失了人道對待，那些集體施暴的人，貌似強者，可是又何曾站在人道的立場呢？

看到狗熊寶寶的命運，讓人不自禁地憐惜那不會說話的啞巴，所以有人站出來為它們說話。可是那些會說話的人呢？那些各種各樣的喉舌和代表們，有沒有想到過為會說話的啞巴們說話呢？為段英，為李臘英，為何小船和她那些在暴力面前顫抖的室友說話，為在沉默中扭曲得要斷裂的人性說話呢？

狗熊寶寶要的是正常的對待，而我們的聲音似乎也只能替狗熊們說話。如果集體性暴虐和孱弱真是我們不可變更的國民性格，那麼這一切的悲劇我都無話可說。畢竟，這種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凌辱並不是罪惡的開始，不過是一種結果。最大的暴虐是我們共同製造了把強人和弱者分割的不公平地域，可是沒有人說不裕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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