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5日，舞鋼市又發生了一起雇凶殺人案件，讓人吃驚的是，這起凶殺案的策劃者，竟是被害人所在單位的領導：廠長、副廠長、會計。殺人的決定，正是在他們「集體研究」後「作出」的。
職業病
被害者是劉玉苗，舞鋼市永裕印刷廠的職工。導致她遇害的主要原因，是她在工作中落下的職業病。
1980年，當時21歲的劉玉苗進廠在漆印車間當了工人。4年後，有天上班時，劉玉苗突然昏倒：頭暈、嘔吐、胸悶、噁心，而且「怪」病兩三天犯一次。劉的病情越來越嚴重，經反覆檢查後，職業病防治所終於作了鑑定：慢性輕度溶劑汽油中毒。
原因出在廠裡。一位熟悉內情的女工說：「廠裡用的是老式的鉛印設備，500平方米的車間，每天要用汽油1.5公升。」這種工作環境自然對人體有害，據瞭解，包括劉玉苗在內，該廠共有4人先後落下了這一職業病。
但劉玉苗仍然堅持上班，導致病情逐漸加重，「長期沒有例假」，並誘發間歇性的精神失常。結果，從1997年始，因「能寫能算、能說會道」、「勤勞肯干」等長處早已被提拔成生產副廠長的劉玉苗，被迫開始住院治療。
同年，與另外一位有類似情況的女工一起，劉玉苗與廠方解除了勞動關係，獲得了2.5萬元的一次性補償。
如果劉玉苗就安於這次補償，也許她還不會遇害。但她是個性格剛烈的人，「連跟男人打架都不想吃虧」，這個「說話聲音非常大、語速很快，還帶著有點誇張的動作，穿著光鮮」的女工，在2000年開始意識到自己被廠方騙了。
根據國家《職業病防治條例》：身患職業病而不能工作的正式職工，企業不能一次性給予補償後推出門外，更不能解除勞動關係。
知道自己被解除勞動關係屬於非法後，劉玉苗開始上訪，和她情況相同的姐妹有好幾個，但最後敢於站出來維護自己權益的，只有劉玉苗一人。
上訪
「她一個星期來幾次。」舞鋼市經貿委的一位官員說。對這事感到頭疼的，還有印刷廠前後兩任廠長劉慶國和劉建超。
1990年代中期接任廠長的劉慶國，和「直來直去」的劉建超相比，是個「笑瞇瞇、輕言細語」的人。
已經不能工作的劉玉苗，無疑是印刷廠的一個包袱。在試圖解決這個「麻煩」時，劉慶國和劉建超使用了兩種不同方式。
每次去廠裡報銷醫藥費，劉玉苗常遭到白眼，經常是劉慶國踱過來解圍，「玉苗，廠裡沒什麼錢，這樣吧，我這有百兒八十塊錢，先拿去。」
1997年，劉慶國等6人將這個市屬的國有舞鋼印刷廠購買下來，改制為永裕印刷廠。趕在改制前，劉慶國拿到了白紙黑字的協議，解除了廠裡與劉玉苗等2人的勞動關係，而按照與市裡的轉讓協議：他將接收全部在冊職工並安排工作，負責他們的養老統籌、醫療費、福利等。
上訪同時，劉玉苗還揭露了廠裡存在的其他一些問題：長期沒交養老保險金；廠裡本該盈利，虧損是不是因為貪污？
不止一次，劉慶國對主管的領導抱怨：「已經簽過協議了，她這是在『訛』我們！」
不斷地告狀讓劉慶國很困擾，劉玉苗當過廠領導，對經營情況瞭如指掌，尤其是精神病發作時，思維更加清晰、亢奮，「她發病時有幾個特點」，一位同廠女工說，「只講普通話，記憶力特別好。」
劉慶國想了很多辦法與她和解，找熟人、談判、再賠一部分錢……
但就是不答應劉玉苗恢復勞動關係的要求。
劉玉苗不依，「這是我的合法權益，我要討個說法。」
衝突
2002年，劉慶國突然出讓了股份，劉建超，劉玉苗的堂兄，出任印刷廠廠長。
劉慶國改任副廠長。堂兄劉建超一上任就找劉玉苗談話，讓她看在一家人的面子上，不要再告了，等適當時機，廠裡再給她一些補償。但劉玉苗不答應，她的要求只有一個，就是要恢復和廠方的勞資關係，並且補發多年的工資和醫療費，並辦理病退手續。
這個要求被劉建超拒絕，「你要是不聽話，就胡鬧吧，到最後看誰來管你。」
劉玉苗反擊說：「你要管我，就給我把事辦了，你要不管，我就到上面反映問題去。」就這樣兩人不歡而散。
此後兩人爆發了一次暴力衝突：劉玉苗拿著藥費條子找劉建超簽字，劉建超不簽，「你都不是廠裡的人了。」劉玉苗與之爭執起來，劉建超讓劉玉苗出去，劉玉苗不聽，脾氣暴躁的劉建超重重地打了劉玉苗一記耳光。
劉玉苗當時頭痛得「嗡嗡作響」，到醫院一鑑定，是耳膜穿孔，構成輕傷。按法律規定，致人傷殘要承擔刑事責任，劉玉苗要向執法機關控告。劉建超害怕了，經人說和，賠償了劉玉苗醫療費2萬元。雖然錢是印刷廠出的公款，但劉建超感到十分窩囊。
起訴
其實，舞鋼市有關方面對問題的嚴重性也似乎有預感，一位官員曾直言：「得趕緊處理，否則會出事的。」今年初，當地市政府、市總工會有關負責人開了四次會研究劉玉苗的問題，最後決定：劉玉苗回廠上班。
但事情並未出現轉機。由於廠方原因，劉玉苗無法上班，無奈之下，她被迫將印刷廠告上法庭。正是這場官司，使雙方的矛盾開始進入白熱化。
訴訟案一波三折，因為訴訟主體、訴訟權、訴訟時效等問題，法院先後3次推遲開庭。這時已經到了7月份。凶殺案的導火索，在這時開始點燃：7月20日，劉玉苗接到勞動局的通知，去辦理病退手續。在勞動局填表後，鑒於有些欄目須廠領導簽字，劉建超趕到勞動局，但他來後拿起表格掉頭就走。
劉玉苗追到辦公室後，劉建超提出條件：「要填表可以，你到法院撤訴，不然你休想。」
劉玉苗惱了，「你咋能這樣，我是依法訴訟。」兩人再次發生爭吵。
劉建超徹底失望了，「你擋我的路，我整死你。」劉玉苗針鋒相對：「你想整我，我還想整你哩！」
劉建超嚷起來：「就憑你？再來十個也整不住我。」
劉玉苗急了，跑到屋中拿出一個筆記本，上面詳細記載著日期、車號等印刷廠印盜版書的信息，說：「就憑這個！你印盜版書的事兒，我馬上給你捅出去。」劉建超臉色蒼白，把表給了劉玉苗，「你走吧，我再也不想看見你啦。」
殺人
衝突就此達到了頂點。
當天晚上，焦躁不安的劉建超，召集副廠長劉慶國、會計王玉煥、法律顧問漯河市華表律師事務所律師唐某，一起開會商量對付劉玉苗的辦法。
「要不再給她多賠點錢？」作為律師，唐某深知，在道理上，廠裡站不住腳。
「還給她錢？」幾個人都不願意了。根據「情報」，法院對劉玉苗的判決將在10萬元以上，「這個數目太大了」。
昏暗的燈光下，劉建超的臉色顯得很可怕：「找人幹掉她！」
半天工夫，沒有人說話。副廠長劉慶國猶豫了，「這樣做太過分了吧，她畢竟是你的堂妹啊。」劉建超截過話頭：「我沒有這個妹，她是我仇人，非幹掉她不可。」
「殺人要償命的。」會計王玉煥害怕了，她與劉玉苗也有親戚關係。
「不怕，我們弄周密點，請人來干。」幾個人最後商議了這樣一個結果：廠裡出資1萬元交律師唐某，讓他負責找殺手。
這場密室謀劃，一直持續到半夜。
律師唐某為何知法犯法？據警方後來的審訊，唐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一是以後可以繼續當法律顧問，並且顧問費會大大提高；二是做了這件事以後，印刷廠以後就得聽他的，他能從中得到很多好處。
雇凶殺人開始了周密策劃，7月25日，唐某雇的兩位殺手埋伏在工廠宿舍樓梯處。
這一天，天氣「恰好」大雨；工廠「恰好」放假；平時不打牌的劉建超，四處找人打牌，還「恰好」約到了一位派出所民警。
在遇害的當晚，出去串門的劉玉苗到了姑姑家，姑姑想給她「炒個雞蛋」吃，但她拒絕了，「今晚想吃點苦瓜和辣椒。」
吃完這頓最後的晚餐，當晚10時左右，從姑姑家回宿舍的劉玉苗，走到樓梯處，突然遇到兩個身強力壯的殺手襲擊，劉玉苗當場倒地身亡，「聲都沒吭出來」。
一個星期後，在公安機關的周密偵查下，幾位「策劃者」一一落網。目前，此案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反思
劉玉苗的遇害，雖事出偶然，但偶然中也有些必然性因素。
據法院的一位人士透露，即將宣判的案件，劉玉苗可以得到的合法賠償數將是10多萬元。
10萬元是筆怎樣的「巨款」？可以用以下幾個數據來說明：當地吃一次早餐只要0.5元，商品房為400多元／平方米，而當年劉慶國購買印刷廠的價碼是：10.5萬元。
「賠償劉玉苗會讓廠子破產」，舞鋼市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廠子效益本來就不好，更可怕的是，工廠還有好幾個人有類似的問題，賠了劉玉苗，其他人也要賠怎麼辦？」
這看來是個暫時無法解決的歷史難題。據記者瞭解，在1997年之前，僅該廠欠交的養老保險金就達到8萬多元，此後也一直拖欠，依靠這些非法的手段，工廠在維持著運轉。而這種現象，在當地企業裡並不少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終於發生了「集體研究決定」殺人的慘劇。
和印刷廠解除勞動關係後，因為沒有房子住，劉玉苗依然住在印刷廠的集體宿舍裡。她有過幾年的不幸婚史，除了自己看病吃藥以外，劉玉苗還要供養正在上大學的女兒。她一邊看病一邊打工，給飯店洗過碗刷過盤子，在新疆打了一年工，幹過印刷廠的機印工，給公司推銷過產品，擺過地攤……
儘管「母親是個永不言敗的人」，「即使在逆境中，也很少掉眼淚」，但她還是沒法保證自己和女兒的生計，在這種時候，依法恢復與工廠的勞動關係，索賠，成為她的精神支柱之一。但突如其來的災難，粉碎了她的一切希望。
此案的發生，還留下了一些耐人深思的疑問：作為劉玉苗的堂兄，是什麼使得劉建超泯滅了親情和人性，對親堂妹舉起了屠刀？身為律師，唐某是怎樣助紂為虐，導致一個生命的隕落？記者尋訪了劉建超的家人，以及唐某工作的法律事務所，但沒人回答。
臨離開舞鋼前，記者來到永裕印刷廠，從外面看去，偌大的廠區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大門上，鐵將軍把門。一個老人從外面走了過來，說：「你一個人也找不到了，廠子快倒閉了。」記者在門外走了很久，雖然事情已過去2個多月了，記者似乎依然能隱隱嗅到刺鼻的血腥味。
最慘痛的記憶留給了劉玉苗的女兒麗麗。在心靈深處，她永遠也忘不了這樣一幕：儘管在外人面前，劉玉苗顯得那麼堅強，但在和女兒一起時，她會「躺在床上，閉著眼睛，咬著牙，無聲地哭」。
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