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3位生物學家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用線蟲進行發育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研究。因為他們及其同事的工作，使線蟲成為現代生物學主要動物模式之一。這個模式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摸索，到1980年代被生命科學界接受後不斷推廣，目前世界上有幾千位科學家用線蟲進行研究，美國中等以上大學普遍有一個或數個線蟲實驗室，歐洲、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地也有。一個突出的缺席是中國大陸。
為什麼線蟲、果蠅受冷遇
像線蟲這樣一個有30多年發展史，在科學界也「熱門」了近20年的模式，在中國卻沒有，這一現象引人發問。
線蟲模式的缺乏是特殊例子嗎？如果我們多看一下，就會發現不是特例。1995年有3位研究果蠅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世界上研究果蠅的人比研究線蟲的人還多，而中國1990年代活躍於果蠅領域的人也極少。
線蟲只有30年歷史，而果蠅研究在1930年代初，即由摩爾根的學生李汝祺帶到中國的燕京、清華和北大等校，以後談家楨等也相繼回國到浙江大學和復旦等校。在國際上，果蠅研究在1970年代又有大的進展，到1980年代也重新成為生物學界的「熱門」。中國雖然有研究果蠅的，但迄今也非常少。
線蟲和果蠅是低等動物，是因為這個原因中國沒有重視嗎？也不是。高等動物裡老鼠是一個主要模式，在1980年代中發展起來的基因剔除技術，是高等動物研究的一個非常主要的技術，它可以研究基礎問題，也可以做人類疾病的模型，可以做篩選藥物的模型，所以也有應用價值。世界上已經有幾千個基因被剔除了，而中國大陸才剛剛開始，且迄今沒有論文報導全部在中國進行的基因剔除。
是因為華裔沒有能力學習這些模式和技術或不知道他們的重要性嗎？不是。從中國大陸到海外的華人中，有許多是做這些模式和技術的。
科羅拉多大學的韓珉和薛定、哈佛醫學院的袁鈞英、加州大學的金亦石等都是線蟲領域受尊敬的科學家。在果蠅領域，有耶魯大學的許田、斯坦福大學的駱利群等多個主要實驗室。基因剔除有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鄧初夏、哈佛醫學院的李恩、加州大學的吳紅、劉欣等多個實驗室。有少數一兩個做線蟲回國的，現在沒有做線蟲。回國做果蠅的有，但也不多。
與基因組測序作比較
近年來，中國在生命科學研究快速加入國際領域的著名例子是基因組測序。比較中國較快進入和不進入的領域，它們的主要差別在於中國固有的基礎嗎？不是。中國已有的果蠅研究基礎強於基因組，因為中國開始基因組測序時，沒有一個全時在國內的人受過大規模基因組測序的全面訓練，而果蠅雖然人少，但是有這樣的人。
是中國選擇費用低的項目嗎？也不是。因為基因組測序耗資巨大，我所在的華盛頓大學擁有美國三大基因組中心之一，年消耗以億美元計數。中國花在基因組測序的費用肯定也已經達到上億人民幣，幾個月的測序經費可以支持多個線蟲或果蠅實驗室多年的工作。所以費用顯然不是選測序而不選線蟲和果蠅的關鍵因素。
是因為基因組測序對中國有特別的應用價值嗎？也不是。因為西方由國家支持的測序中心都公開資料，所有人可以無償利用他們的結果。
中國做了測序後也沒有專利，所以用應用和專利也不能解釋。
是因為中國只追蹤科學「熱點」嗎？還不是。線蟲和果蠅在科學界早就是熱點。
所以，用科學技術的內容和價值，是不能解釋中國如何選擇科技方向和國家重點支持的。中國科學規模目前還比較小，自然不是說所有領域和模式中國都必須有。我這裡用幾個例子作比較，並不表明中國一定要做某個領域或模式，而一定不應該做測序。我提出例子來比較，是想分析中國科技決策過程的問題。用具體的例子支持為許多人平時所認識到的觀點：中國科技決策重大項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學內容和發展規律決定，而是由非科技專家感興趣的熱點來決定。
需要說明的是，我本人相信，中國有些科技決策是由科學內容和發展規律決定的。但是，確實有一些方向和項目不是這樣決定的。
在重大問題上專家影響有限
中國科技決策過程，非科技領導有決策權，科技領導有決策權，多級財務人員有決策權和影響力。科技專家的影響是有的，不過比起其他方面，在重大問題上專家的影響很有限。
在部委以上的層面，多數領導人是很有才華的。在他們懂行和花了功夫研究思考的領域，他們常常作出正確的決定。但是，國家整體，國務院和有關部委，並沒有可以起關鍵作用的專家委員會。這些層面的領導也不能制度化地諮詢有關專家。
在文化上，專家雖然知道為和自己相關的專業呼籲和爭取，但多數不習慣撇開自己和自己專業的利益，以國家利益為準發表正確的諮詢意見。國家也沒有逐漸篩選出一批既有專長又有公益心的人來參與重大科技方向決策。許多年度報告和多年計畫，寫和執行幾乎分開，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重大決策，仍然取決於少數幾人或一人，因為行政領導沒有制度性地依靠專家。而行政領導即使有出色的個人素質，也不可能全面瞭解和預計科技發展方向。有些科技人員就揣測他們的喜好，而不是完全從科技本身的發展規律來計畫未來的研究方向。
中國普通的行政人員，在其他國家應該是給專業領導和專業人員做輔助工作的，而在中國卻常常能領導和指揮專家。中下級行政人員和作為國家棟樑的專家關係較為扭曲。大學畢業沒幾年的年輕行政人員，本來只應該給專家打雜，但現在的事實是，他們對科技的影響力有時大於對國家科技有貢獻的科學家。
中國特色的財務部門和人員對科技（和其他行業）有決策權和影響力。各機構（特別是部委級機構）內部的財務人員，本來應該只是執行專業領導決策的，卻制度性地審批甚至決定同機構的專業部門的一些具體項目經費。科研人員常常要向上級財務人員落實專業領導已經決定的經費。財務人員對科技經費的影響，就變成了對科技方向的影響，從而使一些科技人員在做研究時要考慮財務人員的態度和支持。
新聞裡的熱門何以會被支持
重溫這樣的現實，我們才能知道：為什麼中國決策一些重大項目和方向有時顯得奇怪；為什麼一般新聞裡的科技熱門在中國會被支持，而科技內部本身的熱門不被支持。有遠見的課題，則更是難以得到支持。
佈雷內1963年提議做線蟲，在中國，就是現在也不容易得到支持，現有體制也難以容忍這樣的人。這跟中國國內和海外華裔科學家的印象是一致的：中國重視的有些領域，不是專家根據自己的專長或根據國際科學發展提出的，而是受非科技因素影響很大。
線蟲研究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工作，所用的經費和實驗條件都很簡單，在中國也可以具備。1970年代，果蠅在少數幾個科學家帶動下有巨大的突破。初期關鍵實驗所需的經費和實驗條件在中國也同樣具備。中國缺乏這樣的領域，是因為缺乏對科學家專業精神的支持、缺乏對探索性和創造性研究的熱情和執著。中國對新聞立時效應的熱心、對爭取加入國際新聞熱門的自豪，帶來的副作用是使一些科技工作者在確定課題時偏離科技本身的發展規律。
今年得獎的蘇爾斯頓喜歡自己做研究，但不發表很多文章，也不追求論文發在特別顯眼的雜誌上：在近40年的科學生涯中，他所發的30多篇論文，主要都是發在《發育生物學》和《遺傳學》這樣的專業雜誌上，以他自己為主做實驗的論文沒有一篇發表在《科學》、《自然》這樣的雜誌（有合作的論文）。在中國科技現行體制裡，對他的評價就會有問題。因為專家容易看出他工作的重要，不管他論文的篇數和所出雜誌。但是中國現有體制內，他有可能在已經發表重要工作後還被埋沒，或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和支持。
不全面建立以專家為主導的科技體系，中國的科技就不能避免重複出現同樣的問題，就會使中國科技發展受到阻礙，使國家在科技上的投資得不到應有的使用。
缺乏良好的科技文化科技體制和科技文化有緊密的相互關係。科技文化在中國歷史不長，而且受傳統文化習俗影響很大，一些不良習俗還沒有改掉。
原始創新精神的欠缺，部分原因也許是中國習慣於跟「熱門」，而錯過自己創新的機會。還是以生物學為例。有三個領域，中國原本有一點基礎，當世界重新在這些領域有重要突破時，中國並沒有起到本來可能的作用。果蠅是一例，用蛙作模式研究胚胎誘導是另一個例子。
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兩棲類研究把發育生物學推向了一個高潮。這個時期培養的一些中國留歐學生如莊孝惠、童第周等，把兩棲類研究帶到了中國。這個模式從194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進展很少而做的人不多。我估計，以蛙做模式的實驗室，美國可能稍微多一點。到1970年代末，因為莊孝惠、童第周在上海和北京分別領導一個研究所，中國的研究人數不會比其他國家少太多。
但是從1980年代中期起，這個領域研究再起高潮，中國卻沒有，而且到現在中國也並沒有因為世界科學界起高潮而對此領域有更多重視。
這樣中國雖然長期維持了一個領域，卻沒有在科學發展上得到回報。究其原因，長期維持是因為兩位老科學家的地位，而以後不再支持是因為他們不在了。科學以外的因素有很大影響。
以核轉移技術為基礎的動物克隆，也是中國以前學外國在低等動物（兩棲類和魚）做過的。這也是長期冷門的項目，世界上做的人很少。
把這個技術從低等動物用到高等動物，在實際操作上沒有本質區別，靠不斷的改進即可以做到。但是要在思想上認識到哺乳動物克隆的重要性，要有耐心。在1997年威爾穆特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國在人員和設備上都具備做哺乳動物克隆工作的條件，之所以沒有，可能還是因為欠缺創新精神和文化。
小型的精英會議不受重視今年得獎的佈雷內極喜歡科學交流。對平時的交流和冷泉港那樣的小型會議，他有美好的回憶。中國平時科學工作者交流不活躍，許多人還在古代帶徒弟一樣的時代，怕別人知道自己做什麼想什麼。在中國舉行的多數科技會議，對科學交流的熱情也低於熱鬧場面的追求。在國際上，一些大型會議耗資大而對學術交流作用小，常常是講完就走，沒有太多的討論和交流。這樣的會議雖然有特定的作用，但不太受科學家歡迎。而小型的精英會議，有充分的討論和交流，是科學家爭相參加的。
中國和世界科學界相反，有許多力量支持大型會議，而不太支持小型會議。我自己有親身的體會。中國舉行國際遺傳學大會時請我去過，效果和我想像的一樣有限。而戈登會議是一個美國的小型精英會議，在科學交流上有很好的效果和很高的聲譽。1998年中國創立一個生命科學方面的戈登會議，得到美國科學家包括今年得獎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霍維茨等人的支持，多半是因為這個會的對象全是科學家和科學工作者，沒有外界（新聞界和行政領導）參與。
雖然有科學界人士認為它是中國本土少有的好會，在國內亦有專業領導支持，但到實際操作時，中國起初尚有很少的支持，以後就沒有了，所以2000年後改在香港，主要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美國科學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學資助。這個會議繼續成功舉辦，2002年在競爭上比許多美國的戈登會議還要激烈。然而，雖然科學效果好、國際支持多、災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