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勤榮妻子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和記者無疆界組織的公開信

我夫高勤榮因堅持一個新聞記者的責任，受打擊迫害，無辜被判了13年徒刑。這個事件經過海內外媒體的報導，我認為都不詳細清楚，現把這一事實詳細告訴世人，以求國家新的領導人盡快結束這個冤案，恢復高勤榮的人身自由。

　　自2001年第19期的《民主與法制》雜誌以題為《披露「運城假滲灌工程」的記者在哪裡》，向全社會發出呼籲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2002年1月11日，南方週末報又以《反腐記者說了真話以後》為題，在一版頭條發表了長篇《本報調查》。相繼，中國青年報、中國社會導報、農村青年、華商報、各界導刊、長江日報、法制日報、中華工商時報、光明日報主辦的文摘報、共鳴雜誌、法律與社會雜誌、讀者內參、太原日報等全國各大媒體均先後撰文、轉載了這一全國罕見的打擊報復舉報人事件。國外一些著名電視網及各媒體也要求報導這一事件。湖北省一百多群眾聯名上書中央，強烈要求懲除腐敗！全國人大代表吳青教授來信慰問支持、聲援。

　　前不久，2002年第13期的《民主與法制》詳細報導了全國政協委員楊偉光、高佔祥、魏明倫、張德勤、張契、潘霞、李前寬等人，在2002年「兩會期間，以《反腐敗的記者何以判重刑》為提案，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審。他們明確地指出：「這是一起明顯的打擊報復，有罪推定甚至涉嫌栽贓罪名的惡性枉法冤案。」在提案中，他們還說：「緣於地方政府的腐敗，糾正高勤榮的冤案，不僅僅是維護一個記者的合法權益，而且已涉及到黨和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威信乃至國際影響！」此外，我夫的辯護律師李肖霖在該刊以鐵的事實揭露了運城某些司法人員徇私枉法、篡改、偽造司法公文的惡性違法行徑。為此，該刊以本刊名義，「希望該案件能夠引起中紀委領導重視，關注此案，並請最高院盡快依法再審此案。」遵照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原則，該刊反映了來自不同方面的聲音。對於運城地區公安處長燕和平和運城地區中院主管刑事案的副院長史加龍的不實之辭，我想藉此將我夫的情況加以澄清。

　　（一）

　　我夫高勤榮，1984年調入山西青年報，中共黨員，大學，1997年攻讀山西大學中文系研究生，中國作協山西分會會員。歷任編輯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編，1993年底下海到深圳《開放日報》，因該報停辦，1994年底返回太原，便以自由撰稿為生。1996年5月被借到新華社山西分社《記者觀察》雜誌。

　　他生性耿直，豪俠仗義、善良。能時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經常說：「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共產黨打天下靠人民，搞建設也要靠人民。作為記者，人民的呼聲就是我們關注的熱點；人民的怨聲，就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1987年根據群眾反映，原太原市委副書記的兒子作惡多端，但他仗著關係在公安局看守所三進三出。高勤榮聽後義憤填膺，深入有關單位採訪。同年9月27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通訊《逮捕令發出之後》（與該報記者合作）。其兒被判處14年徒刑。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深入農村、工廠、兵營採訪。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山西日報等報刊發表了《三下西陽》、《生命瞬間》、《裂變留下的沉思》、《共產黨員的證言》等200萬字文章。謳歌了黨的方針、政策及各條戰線的英雄人物。

　　1990年他到運城採訪，群眾反映原運城市公安局副局長崔留起三年不繳黨費。他又與人民日報記者在該報上發表了《黨費風波》。山西日報發了消息，並配發了評論。該市委組織部將其黨內除名。奇怪的是崔留起經商8年後又恢復了黨藉，仍出任公安局副局長。

　　1993年原運城市公安局亂高卡、亂收費，群眾反映較大，他與中央電視臺記者下去採訪，在人民日報、法制日報、中央電視臺發表了批評文章。時任該局局長燕和平又對抗新聞監督，造謠生事。他們再次發稿，燕得知後，到我家說情，被我轟了出去。

　　1996年我夫奉命到運城寫一本報告文學集，據該區貴院某負責人反映，副院長史加龍到廣州買車（為他配備的車），結果他花了19萬元買回一輛走私車（三菱吉普），開回的發票卻是36萬元，並且是廣州三菱廠的。運城貴院出函查詢，該廠回函說：「我廠從未出售過此型號車。」我夫在著手調查時，由於走漏風聲，史加龍又頻頻找人說情，給採訪增加了難度，只好暫時放下。沒想到，這次我夫遇難後，他們竟然信口雌黃、落井下石。

　　我夫到新聞界工作以來，毫不誇張地說兢兢業業，常常棄家而不顧。為此我們也拌過不少嘴。可他每次都說：「全國八九億農民，生活水平遠遠不及咱們，咱們祖祖輩輩都是當農民出身，可不能忘了他們。」

　　1997年運城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沿汾河兩岸的新絳、積山、河澤、垣曲、萬榮告急。洪水就是命令！他連夜趕往運城地區採訪。與軍民奮戰在抗洪救災第一線。但不見地委書記於志成和專員黃有泉。一打聽，書記在太原開會，專員黃有泉卻到北京看病去了。他十分氣憤，為了慎重起見，在黃有泉回到運城後，他請示總編後，決計採訪這位專員。殊不知，黃有泉態度極不冷靜，強詞奪理說：「我和北京的大夫早就約好了！」言外之意，運城的洪峰不該到來。我夫不甘示弱地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你認為這個時候該去嗎？」黃有泉答：「我請假了。」我夫又說：「在洪峰第二次到來之際，人民財產遭受那麼大的損失，你就好意思請假？」他們唇槍舌劍地辯論了一番，採訪不歡而而散。回到住地後，我夫擬好了一篇《抗洪救災軍民晝夜奮戰可歌可泣，以病為名專員漠不關心臨陣脫逃》的內參，後因種種原因，此稿未曾發出。並且也埋下了一大隱患！

　　1998年5月27日，我夫在人民日報揭露了運城的假滲灌工程後，終於爆發了！

　　運城的洪水扼制住後，他疲憊地回到家裡，我埋怨他多管閑事。他卻說：「什麼是閑事？有些事，你不管，他不管，黨和人民的利益靠誰來維護？」

　　（二）

　　1998年對我家來說是災難深重的一年！

　　年初，我夫給中紀委舉報了運城弄虛作假耗資兩億八千萬元大搞假滲灌工程後，中紀委領導批示「山西省紀檢委先行查處」，當時，我夫欣然異常，他說：「作為一名記者，還有什麼事情能比自己的材料讓中央領導批示焉更高興的呢？」

　　然而，同年4月3日，省紀檢委段和平、燕國然通知要與他談話，當時，我夫正在為母辦理喪事。4月5日，段、燕將我夫叫到運城建北賓館203房間，他們不談運城假滲灌的事，反而讓交待3個問題：

　　1、你為什麼要寫這份內參；

　　2、你的動機是什麼；

　　3、誰給你提供的線索。我夫直言不諱答：「為維護黨的形象，反腐敗。」

　　當問到第3個問題時，我夫說：「你們紀檢有紀檢的紀律，我們新聞的紀律，不便談。」但他們說，我們是代表組織來的，你要相信組織。我夫出於對黨的忠誠，告了實情。沒想到，不多時，他們便免掉了提供線索的運城行署駐京辦事處書記蘇蘭群的職務。同年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將該辦事處副主任高滿強毒打一頓，判了8年刑，現拘押在監獄。

　　9月16日，經過半年多地毯式的調查，省紀檢委燕國然沒撈到任何稻草準備結案，與我夫做了最後談話。9月18日，南方週末報突然在一版頭條發表了長篇通訊，揭露了運城的假滲灌工程。並點名批評了省紀檢委常委段志權和案件審理室主任趙胤。於是一場更大的黑色風暴又席捲而來！深更半夜，我常常接到匿名恐嚇電話，我真為全家的安全擔憂！

　　10月16日、20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焦點訪談》，以空前的報導力度對運城假滲灌工程曝光後，12月4日，我夫在京正準備到中紀委、全國記協反映情況，運城地區公安處三個干警，通過芮城縣的王武斌將我夫騙出來，連夜秘密拉到該區的夏縣看守所。因他們沒拘留原因，該所拒收，又轉至芮城縣看守所（燕和平處長的家鄉）。

　　聽到這一消息，我如五雷轟頂。立即趕到芮城，該所不讓見，我只好含淚寫了9個大字：「我愛你，我和孩子等你。」

　　在看守所裡，我夫不屈不撓。根據《刑事訴訟法》，在第7天就連續給地區公安處和市檢察院寫了28份抗議書，要求立即釋放。1998年12月26日，運城公安拿去逮捕令讓簽字。我夫義正辭言地說：「我沒罪，簽什麼字？」他們只好讓看守所的人代簽。

　　1999年4月28日，又是我們終生難忘的日子。聽說要開庭審判，我們全家為能看上他一眼，半夜就哭作一團，次日早早就來到法院門口。那天，天氣本來很晴朗，但太陽剛出來，就被幾朵烏雲遮住了。九時許，一輛白色警車拉著警笛駛到原運城市法院（現改為鹽湖區法院）台階前，我夫戴著手銬下來後，四下望瞭望，便從容不迫地走進法院的大門。我們擁上前去，被法警擋回。前一天，律師還告我們公開開庭。「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全國各地的記者嚷了起來。我們真沒想到，法院也許是見人多，突然改變了主意，又採取秘密的審判方式。

　　法庭上，我夫與辯護律師李肖霖當庭抗議，審判長凶神惡煞地差點把律師轟出去。

　　門外，記者、工人、農民、機關幹部等旁聽者紛紛要求公開審理。抱怨聲此起彼伏特，但該院拒不讓進。人們只好望著那莊嚴的國徽淚眼婆娑地退了出去。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艱難挪動著，我們在樓下翹首以待。

　　休庭時，我們又終於看到了他。他雙手舉起手銬向我們微笑著致意。他妹妹從來沒見過哥哥這副模樣，失聲痛哭起來。不懂事的外甥女哭喊著：「我要舅舅！我要舅舅！」哭泣聲、嘆息聲響成一片。幾位記者、朋友擁上去與他握手，他強忍著淚水，說：「不要哭，不要怕，你們放心，邪不壓正，他們這種打擊報復的行徑總要水落石出的！」

　　看著他瘦削的臉龐，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淚嘩嘩嘩地流下來。我為他的不幸而難過，又為他的堅強不屈而驕傲！他在人生的最底處，仍笑傲腐敗，堅信黨的信念，維護著法律的尊嚴。

　　審判從上午一直進行到下午7點多。

　　天黑了下來，人們圍在法院門口，絲毫沒有離開的意識Ｋ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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