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許多史學家認為，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期間，每每出現大的農民起義之後，或者農民領袖奪取政權，改朝換代，或者農民起義失敗，統治者吸取教訓，大赦天下，減輕農民負擔，都使到中國的農村休養生息，生產力有一個較大的發展。
即將接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也將減輕農民稅費負擔作為其「農村新政」的重要一環，也是他組成溫氏內閣後的頭「三把火」。
據悉，溫家寶認為，目前全國的各項農業稅，每年共收入五百億元人民幣左右，即佔一萬八千九百一十四億元的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三，比例很低。溫家寶認為，即使全部免收農業稅，國家和各省財政都可以承受。因此，他將在中央財政預算中，預留不少於三百億元人民幣，進行這項改革。
溫氏「農村新政」得到不少學者專家的支持。他們指出，去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二千四百七十六元，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阻礙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過往政府講農民問題多，實質投入少。而西方發達國家，政府不但不收農民稅費，反而補貼農民，中國對農民則「苛稅猛於虎」。要使農村經濟在短期內突飛猛進，必須吸取中國歷史的經驗。經濟學者蕭灼基在政協大會上發言，幾乎一字不改地宣讀了溫氏「農村新政」，而且還要加大中央財政對農村的投入，不但免收農村兒童學費，還要包其他書本雜費等等。
財赤嚴重補貼吃力 但是，也有專家認為，減稅原意是好，但也不能脫離中國農村的國情，否則到頭來還是畫餅，始終也脫不出溫家寶所引用的「黃宗羲定律」的怪圈。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將「積累莫返之害」來概括中國封建王朝搞減稅變革到頭來反又漲得更多的現象。
專家認為，第一，中國還是農民大國，十三億人中至少八億是農民，而西方發達國家，農民不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高，國家補貼尚可勝任，但如今也是沈重負擔，中國若走國家補貼農業之路，必是死路一條。
第二，朱鎔基政府已經積累了龐大的財政赤字，去年朱內閣最後一年的編列赤字預算三千多億元人民幣，溫內閣第一年編列的赤字預算比其還多一百多億元。如果溫內閣還要將大量的資源投放於窮鄉僻壤，不能即時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地方，是否合算？
第三，如果免收各項農業稅五百億元，同時又要拿三百億元甚至更多的資金去養活農村官員，一減一加，中央和各省財政至少增加一千多億元，在政府龐大赤字下是否還有這個能力，值得懷疑。
第四，目前中國的鄉鎮等農村政權，其實是靠農業稅費維持，本來已經捉襟見肘。許許多多農村的腐敗現象產生，就是因為基層官員基本收入不保證，只好去吃大戶，「家家都有丈母娘」，如果一下子免稅，他們多少要喝西北風。事實上，如果免收農業稅，能夠養活農村官員的只有沿海富裕大省，內陸省份全部要吃中央財政。
溫氏「農村新政」也提出，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必須精簡農村政權機構，減人減官。有些激進的甚至主張，完全撤銷農村鄉鎮兩級政權。如果真是那樣，恐怕那又是一個動亂之源。
農村出路在工業化 北京官方不久前作了一個調查，指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最多只能達到縣，其他早就失控了。由此觀之，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主張與溫內閣可能不同，他們是要加強鄉鎮政權建設。其實，從毛澤東、劉少奇的「四清運動」，到鄧小平的農村整黨，農村政權問題一直是中共的心腹大患。
事實上，中國的農村出路在於工業化，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中央政府不可能將所有包袱都往身上攬。而農村鄉鎮政權建設，只有民主化這一條路，相信農民自己管自己，自己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