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獻出生命可能是我們不得不走的路

北京，以及全國很多城市都在大片大片的拆遷，在拆遷中存在很多侵害老百姓權益的事情。現在我家也處於拆遷之中，而且很快面臨被強拆。為此，2003年4月4日我寫了一篇文章《為了維護老百姓在拆遷中的利益我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並在文章中寫到：「我和妻子已經說好了，當那些開發商、拆遷商以及偏袒他們的政府工作人員來強拆我家時，我、我妻子將和我們自己的家一同消失在熊熊大火中。我們已經準備了汽油和石油液化氣罐。」

此文在一些網站上發表後，一些相識的朋友，還有更多不相識的朋友給我打來電話，發來電子郵件，給我安慰，並對我說，要珍惜生命，千萬不要發生所說的那件事情。這些朋友的安慰使我一家很受感動，在這裡我們說一聲：謝謝大家。

我是一個醫生，我妻子是一個護士，我們結婚還不到一年，我們的好日子才剛剛開始，我們對以後的生活還有各種各樣的設想，我們還想在今年春天出去旅遊一次，從我倆相識到結婚到現在，我倆還沒有出去旅遊過。我們還想有個孩子，我們也很希望像所有家庭一樣能充滿溫馨。

做為一個醫生，我工作近20年了。以前因為我沒有結婚，所工作的醫院不分配給我住房。去年我結婚了，可是還是不分配給我住房，說取消福利分房了。一方面取消福利分房，另一方面又不退還給我們幾十年來國家截留的、工資中不包含的住房金額。好在幾年前，房管局給我家翻修住房時將我家的住房加大，增加了十多平方米，使我有了一間自己的房間，使我得以結婚、成家，使我有了做各種設想的本錢。可是拆遷了，把我對生活的這些設想打碎了。

我家現有住房三間，其中兩間是由一間房子隔成的，我們夫妻兩人住一間，我妹妹一家住一間，我父母住一間。我們這個大家庭實際居住面積在40平方米（其中十多平方米是房管局在1995年、1999年翻修住房時給增加的面積），加上自己蓋的廚房，我們一大家子住房不寬裕，但還能生活。

拆遷了，拆遷公司給我家的拆遷房屋補償款是26萬。26萬，在我們生活的北京舊城區，我們即買不到相應大小面積的平房，也買不到相應大小的樓房，這26萬連買一個一居室都差的很遠。這樣的拆遷補償我們不能接受，拆遷公司也懶得和我接觸，而是通過偏袒他們的政府有關部門，給我下裁決（即要求我在2日內搬走），給我下責令決定（即責令我在1日內搬走），否則將強制執行。

2003年4月4日我發表了《為了維護老百姓在拆遷中的利益我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這篇文章後，拆遷公司的拆遷員才來我家，但仍然認為我的要求過高不能答應我們。我的要求是在二環路附近給我家置換三個一居室，我和妻子、妹妹和妹夫、我的父母各一居室。我們已從市中心向外搬了，三間房置換成三個一居，任何人都不會認為過分。而且我做為一個工作20年的醫生，我妹夫做為一個為國家工作了20多年的上校飛行員，我父親做為一個為國家工作了一生的老工人，我們這樣的要求過分嗎？可是等待我們的仍然是強拆，是我們為之工作的政府對我們一家人的強拆。

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我一家，而是在拆遷中普遍存在，並且比這還要惡劣。如中國建設工業出版社出版的，由吳良鏞院士主編的《當代北京舊城更新》一書中寫到：「由於拆遷是房地產開發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為了達到拆遷的目的，一些開發公司（或專門代理拆遷以獲得高額利潤的拆遷公司）在拆遷中往往不擇手段。有的開發商使用與回遷房實際尺寸不符的圖紙欺騙居民進行搬遷，有的拆遷公司則乘拆遷戶不在家，就去揭瓦片、拆房子，造成即成事實。還有的竟然雇佣社會閑雜人員，採用往拆遷戶家裡扔石塊、傾倒污物，甚至恐嚇、毆打等方式，逼迫居民搬遷。」《中國改革報》1998年8月6日有一篇題為《文明城市應當文明建》的文章寫到：「1998年初，北京電視臺曝光一起在宣武區某危改工地外發生的居民遭民工蓄意毆打事件。該事件尚未聽到下文，海淀藍旗營一帶某工地又傳出某居民一家遭毆打的消息。6月8日海淀稻香園又發生一起數百民工「群毆」居民的嚴重事件，幾十名居民（包括一些老人）被打傷。7月15日夜間，官園某危改區內不願搬遷的居民中有三人遭到一些不明身份者的毒打，其中兩位受害者臥床一個多月，據居民反映，在此之前，一些不法之徒曾多次在深夜從窗外向不願搬遷的居民家中傾倒糞便等污物。」

由於拆遷中存在這樣事情，很多人經受不住如此大的壓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為此著急生氣，而生病、或病情加重，或因病死亡。我的父母以前並沒有大病，尤其是我的父親一直身體很好，有時喝白酒還能喝半斤。可是，我的母親，在正式進入拆遷之前2個月，知道我們這裡將要拆遷，為此著急，患腦血栓，經搶救脫離了危險，但至今一直臥床，生活不能自理。由於腦血栓大腦受影響出現痴呆現象，時常說；「我家拆遷了，江澤民給了我家一座樓。」我的父親在今年1月進入拆遷4個月後，也病倒住入醫院，至今仍在住院治療中。我在醫院工作，我時常接觸到一些老人就是因為拆遷著急、生氣而患病入院的，而且其中一些老人已經因此死亡。

在拆遷中存在如此不正常的現象，可是老百姓還沒處申冤。近年來在拆遷中影響很大的「拆遷官司」有：1995年的西城區金融街駱淇椿等114戶私房主訟西城區地局與西城區金融街建設開發公司一案；1995年西城區桃園「老紅軍」崔軍夫婦訟西城區人民政府與北京市房地產開發總公司一案；1996年西城區金融街駱淇椿、王毅青等30多戶私房主訟西城區人民政府與西城區金融街建設開發公司一案；1998年西城區鳳曉年等210戶（近1000人）公房居民訟市房地局與西城區華遠房地產開發公司一案；1998年東城區大格巷80多歲的私房主張婉貞訟東城區房地局與東城區住宅建設公司一案；1999年東城區平安大街張樹鑫等124戶居民訟市房地局與東城區王府井房地產公司一案；1999年崇文區新世界賈則戊等182戶居民訟市房地局與崇文區崇裕房地產開發公司一案；1999年崇文區崇外大街劉玲春等173戶居民訟市房地局與崇文區城市建設房地產開發公司一案；1999年宣武區菜市口於喬芬等218戶居民訟市房地局與宣武區人民政府一案；1999年崇文區忠實裡伊志萍等90戶訟崇文區房地局與崇文區城市建設房地產開發公司一案等等。還有很多很多「拆遷官司」，這裡不能一一訴說，而這些「拆遷官司」幾乎無一例外都判居民敗訴。

老百姓打「拆遷官司」敗訴，上訪同樣也是沒有好結果，幾天前我曾因西城區政府給我下「責令決定」一事到西城區信訪辦上訪一次，結果是更加生氣。打官司敗訴，上訪沒有好結果，那就申請遊行吧，可是結果也是如此。3月27日，我們100人申請在4月10日遊行，要求在拆遷中給我們老百姓公正的、合理的補償，要求在拆遷糾紛中，政府以及有關部門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場。4月7日北京公安局給了我們「集會遊行示威不許可決定書」，寫到：「我局審查認為該項申請將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我們不但沒有申請下來遊行，反而被定了「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罪名」。

在我們老百姓受欺壓的同時，那些不法的開發商、拆遷商、腐敗份子們成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1999年3月17日，全國人大代表胡亞美向九屆全國人大提交《特級舉報信》，信中寫到：「土地批租中的腐敗導致（京城）一千三百多億人民幣流入小金庫」 。「僅至一九九九年年初，眾房地產開發公司(絕大部分為政府背景或權勢人物背景)侵吞的北京市民財產已達952.7億元人民幣(以被拆遷居民的名義做假賬再轉入小金庫等)，另外還有侵吞的國家土地出讓金差價434.5億元人民幣!」

面對這一切，我們被拆遷的老百姓只有一條路：就是在強拆時，我們將和我們自己家共同消失在我們自己點燃得熊熊大火中。也許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這個國家在拆遷問題上少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才能使我們這些善良的老百姓少受一些欺負。但我不希望別人來做這樣事情，這樣的事前還是由我來做吧！

我們愛惜生命，我愛惜自己的生命，同樣也愛惜我妻子的生命，但是為了維護我們自己和其他老百姓在拆遷中的權益，為了更多的老人能健康地生活，不再非正常地死亡，我們甘心獻出自己的生命。正是因為以前那些被拆遷老百姓很富有「忍耐精神」，使得給老百姓的拆遷補償款是一年比一年少，1998年11月5日至2000年5月22日的拆遷政策是每戶多算25米的面積，2000年5月22日至2001年11月1日的拆遷政策是面積多算0.7倍，以此來對院子給予變相補償，可是在2001年11月1日後將這些全部取消。

我們愛惜生命，但我們更愛真理與正義，我們是基督徒，我們這個家庭就是一個基督教家庭教會的接待家庭，在每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們一些弟兄姊妹都在我們這個房間裡一起學習《聖經》，上個禮拜天，我們學習的是《馬太福音》第26章第36節至46節「主在客西馬尼園禱告」，面臨即將被釘上十字架，我主的禱告是「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在這裡，我也將我的事情放在我主的手裡，求主來安排。也求主內的弟兄姊妹為此來禱告。

徐永海

2003年4月8日星期二

住址：北京市西城區錦什坊街259號　
郵編：100032
電話：66032530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ＢＰ：127812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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