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外籍記者揭中共宣傳機器內幕

（據美國麥克斯新聞網 瓊．瑪爾提絲7月10日報導）每當我與駐北京的其他新聞機構的記者交談時，或閱讀西方媒體對中國新聞的報導時，我就開始緊張起來。新聞概念的形成，報導的成稿，對數位的核實，證人和事實，擔心違反新聞原則的惶恐，這些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但在我們的工作中，根本看不到這些。我一直在思索，在這背後的道德的喪失，也許我們的觀眾並不會想到這些。據我所知，雖然事先瞭解到讀者群可能會非常小，學術人士，新聞記者，即使是寫電腦手冊的人在下筆時都盡最大可能地符合某些標準。因爲他們知道，一旦意識到自己被誤導時，讀者會非常不滿。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第9頻道(CCTV-9)工作，我們必須依賴其他的東西，比如自尊，與同事和睦相處，來激發我們的靈感，而不是出於責任感去回報渴望瞭解資訊的觀眾。由於長期以來，我們的節目一直讓觀眾很失望，反過來，他們也讓我們感到失望。

我們廣播過一篇新華社的報導，其中提到，由於受法輪功的影響，2500人死了。由於編輯的筆誤，廣播中數位變成了25000人。只有我一個人注意到了這一錯誤，因爲剛好那天早上我讀到了<<中國日報>>上的同一篇文章。我們在後續的一次報導中去掉了一個零，之後，再也沒聽到讀者或電視臺管理層的反饋。我們在一次早八點的新聞中報導說，中國在2003年底前將發射載人太空船。在午間新聞中又說「具體發射日期尚未確定」 。寫這篇新聞的編輯告訴我，這件事也許還要等很多年。事情總是這樣：新華社或中央一臺新聞的原作者沒法聯繫到或他們根本不負責，而我們廣播組的成員也沒人瞭解相關情況或者不屑去打電話核實。我們也並不深究，只會根據最新版本的新聞進行報導。大家都認爲，這樣已經夠好了。

所有這些事情對人的使命感都是巨大的考驗。有時，大多數的外國專家被迫辭職。本來我們應該是被當作新聞報導的語言守門人，儘管領導對我們漠不關心，培訓也得不到支援，我仍然堅持盡最大可能地校對好中國新聞編輯們給我的稿件。一位元並未到場採訪的文化記者寫道：「一個由學生自編的校園話劇決定推翻舊有的運作模式, 加入到南京的市場競爭中去。」 我盡最大可能地編輯，讓這位元記者的話讀起來更順暢些。「羅密歐還是奧賽羅…全校著名的碩士生和博士生演員組成的強大陣容出演，將英國文學大師莎士比亞的劇作的魅力表現得淋漓盡致。該劇改編自莎翁的大作。」 但由於管理上的問題，我所做的努力都白費了，我也只好一個人靜靜地走開。由於工作職責不明確，過於熱情的審查員有時自作主張地認爲他們也是語言專家。一位外國專家寫下一則頭條新聞：「儘管對人權的看法不一樣，東西方學者在人權問題上找到共同點 ---國際人權研討會在京舉行」 。審查員將其改爲：「國際人權研討會在京舉行，與會學者認同東西方國家不應將價值觀強加給對方」 。我對這篇文章並未作任何改動。一次一位外國專家寫了個標題：「中國對國防峰會再次表示憤怒」 。審查員改爲：「美國官員會見臺灣湯曜明 中國表示憤怒」 。對此，我一言不發。

誤報死亡人數，或改變中國另一項巨大成就的時間安排，這都沒有什麼後果。然而，有幾件事需要我們特別警惕。一位外國專家曾因參加一次經濟會議時將臺灣列入「國家」之中，而不是將其放入「國家和地區」 的分類中，差一點就被解雇了。臺灣是「臺灣省」 ，或「臺灣島」 。陳水扁是臺灣「所謂的總統」 。法輪功被稱作「邪教法輪功」 ，每當此時，我總是不明白那些節目主持人怎麼能做到板著臉、忍著笑走出演播室的。由於某種緣故，中國大陸被稱爲「中國的大陸」 。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被稱爲「所謂的異見者」 。尼泊爾的毛派叛亂者被簡單地稱作「叛亂者」 。有一次，我大聲地自言自語，問自己，我們的觀眾難道不會質疑這些「叛亂者」 的行爲太無緣無故了嗎？到目前爲止，他們共殘殺了大約7200人，包括在2001年6月大屠殺中遇害的9名尼泊爾皇室成員。難道你不認爲他們有著明顯的動機嗎？我問到。「因爲今天是星期一的緣故。」我的一位外國專家同事試圖解釋說。我們還非常喜歡說「進一步」這個詞，用來表示我們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進一步開放了法律服務領域。」 「新的法律條文將進一步推動中國人權政策的改善。」 「國家經濟保持穩定、快速、健康的發展，促進了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有些人希望CCTV-9成爲最新科技的綠洲，因爲作爲政府的下屬機構它具備著很多優勢。但它畢竟是中國眾多脆弱的國有企業之一，而且，一個宣傳工廠還需要多少高科技嗎？在新聞組只有2個網際網路終端，由於國家對網路進行封鎖，包括BBC，美國之音，美國國防部，時代週刊及所有的Geocities的網站在內的眾多網站都無法連接。我們編輯和整理報導的軟體老出毛病，已經過時了，而且基本沒人維護。錄音棚兩扇門的把手沒有一個好的。技術支援工程師，音響師和錄影師都不會說英語。我們從不做視覺特效，而且聲音編輯設備都老掉牙了。這裡曾有一個更先進的音響系統，但唯一一個學會使用它的人早就轉行去做電影了。幾乎沒有資訊技術方面的支援，CCTV-9的功能變數名稱下甚至都沒有電子郵件服務。最高層的僱員的名片上寫著：「約翰．李，執行製片人，[email protected]。」

如果說CCTV-9的技術太原始，這裡的物質環境更是如此。中國的清潔衛生行業非常落後，<<中國日報>> 2003年第一週的社評就是這個話題。包括CCTV-9新聞辦公室在內的北京大多數地方，是由一些工資很低、未受過訓練的保潔員用黑黑的拖把和髒兮兮的抹布來打掃衛生的。即使是那些懶散慣了的僱員也不願去碰新聞組的桌子。窗沿上落滿了厚厚的一層浮土。空調通風口彎曲了，鏽跡斑斑。牆上到處是鞋印、濺出的飲料和掌印。屋頂的瓦鬆動了，有些已經破了。鍵盤上油跡斑斑，電腦螢幕上到處是手指印，CPU風扇上積滿了土，主機上也滿是土。從兩張工作臺之間看下去，你會發現一捆黏糊糊的線纜，丟棄的紙張，掉下去的筷子，糖紙，報紙，一張一元鈔票，還有其他你能想到的垃圾。多年來的垃圾堆成了一摞，有的藏在桌下，從來沒人去碰、也沒人想到扔掉這些垃圾。夏日的下午或晚上，男廁的尿味傳到走廊上，也傳到附近的辦公室裡。

據稱，這一切都將改變。改變的原因並非來自內部，而是多虧了 <<新聞週刊>> 的一篇文章。據我瞭解，中央電視臺將在2008年擁有由Jan Koolhaas設計的豪華新總部。現有的12個頻道將拓展成200個頻道，還將有更多的自創節目。我與一位中方員工談起了這些發展規劃，接著，又談到了臺裡剛上的一個財經節目。我們都質疑，能與CNN、BBC的亞洲財經欄目主持人競爭的財經人才從何而來。我認爲，問題在於，CCTV-9疏遠了人才。我提起一位因此離開的財經編輯的名字作爲例證，那位同事立刻變得衝動起來，爭辯著說，你沒必要堅持原則，妥協的人過得也挺好，讓我也不用全信那個財經編輯的話。

到2008年我早離開CCTV-9了，到時候，各國記者將來北京採訪奧運會，享受中央電視臺的豪華設施。但即使是現在，想起那些有諷刺意味的事、那些浪費，我都會不寒而慄。我想要一個更大、更漂亮的中央電視臺？還是我希望有一個更大、更漂亮的政治局？

我總是對這些迷團庸人自擾，鑽在死胡同裡。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年青人告訴我，天安門大屠殺是邪惡的學生對人民解放軍的襲擊。我也沒去理這群沒有眼光、頑固不化的人。我希望從一位剛從她渴望已久的CNN培訓班上學習歸來的中國編輯身上，看到優秀記者的做法，可是，她被提升成了審查員。我幫助同事給美國大學的新聞學院寫過申請信，我也禮貌地不去問及他們拿著這樣的高學歷學成回國後能做什麼。我非常尷尬地拒絕了另一個有能力、非常能幹的採訪記者的工作，他正忙於完成關於體育報導，中共在中國青年中的受歡迎程度越來越高，和長征火箭100%安全記錄等專題的作業。他糾正我說，長征火箭的發動機是安全的，火箭在發射中國神州太空船時從未失誤過。只是在發射其他國家的東西時，比如說在發射美國衛星時發生了爆炸，殺死100多名中國村民。

我是一名技術編輯，在網路公司紛紛破產時從矽谷逃了出來。當時我想出來闖闖，結果在北京找到了機會。我沒有受過任何新聞方面的正式教育，我也沒有經歷過關於政府控制資訊傳遞等問題的課堂上激烈的爭論。也許我對確保人們追求真理的自由這一問題上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思考得深刻。所以，當我認爲自己有義務去揭露這些醜惡時，我只感到噁心，並沒有高尚的感覺。我對所有這些事的厭惡一定也揭示了我那些中國同事們巨大的失望無助和他們隱藏在心裏的一些事。但讓我無法理解的是：他們爲什麼消極無奈地接受, 而不願去把那一扇扇越來越破爛腐朽的門踏在腳下，去迎接知識之光；爲什麼他們隨時準備用小丑般的化妝來掩蓋事實，挽回中國的面子。我能確定的就是我必須如實地記錄我的經歷，此時此地，我所能做的就是盡量作CCTV-9 最好的記者。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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