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評論：究竟是高峽出平湖還是高峽出斜湖？

三峽工程建設中尤其是建成後有很多不確定性，比如移民安置，古蹟保護，氣候影響，景觀變化，水土流失，滑坡崩塌，地震泥石流，河道變遷，泥沙淤積，水庫污染，生物多樣性，魚類回游，疾病控制等等。其中有些給予了關注，有些進行了研究，有些作了論證，公平地說，也有些確實採取了措施。但人們對某些問題仍然心中無數。不僅是老百姓，就是一向中氣十足的負責工程的官員和喜歡拋頭露面的鼎鼎大名的專家對有些問題也說不出個所以然，甚至自相矛盾。

氣候影響是一例。有負責官員說，三峽水庫即將成為天然大空調，重慶人你們等著享受吧。也有知名專家指出，三峽水庫對氣候影響有限，既有利也有弊，能「改地」但不能「換天」。泥沙淤積又是一例。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守仁撰文說，大家放心吧，三峽的泥沙問題已經解決。與此同時，三峽公司的副老總曹廣晶卻在一邊憂心忡忡，「三峽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未來水庫泥沙淤積情況。」其實曹先生擔心的不是水庫泥沙淤積所引起的環境問題，而是工程本身的效益問題，「泥沙淤積問題是決定能否盡快將水位蓄至１７５米的關鍵因素；而水位是關係三峽工程效益的關鍵。」

前些時又冒出一個問題。其實讀過王維洛博士系列文章的讀者，特別是海外讀者對這一問題並不陌生。只不過三峽水庫今年六月蓄水使這一問題更引人注目，也令人關心。這就難怪蓄水期間，長江水利網的ＢＢＳ上面展開了一次針鋒相對的辯論，網友們爭論不休的焦點是：三峽水庫究竟有沒有水力坡度？有的堅持說有，有的反駁說沒有，有的說這個坡度很大，有的說有是有但並不大。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表面上看這好像只是個純技術問題，也確實需要一定點兒專門的水力學知識和數學頭腦。但如若真是那麼回事，這問題還非同小可。如果你近幾年去過三峽，你可能會注意到江岸上間隔一定距離，特別在即將被淹沒的老城舊鎮附近，都有醒目的牌牌，上書１７５米的鮮紅大字。如果把這些牌牌用一根線從三斗坪一直連到重慶，就形成了所謂的移民紅線：該線以下在大壩建成後將被全部淹沒，該線以上則是水庫回水影響不到的安全地帶。三峽工程的移民論證及規劃都是以此為依據進行的。正如王維洛博士所言，要是這根紅線劃錯了那麻煩可就大了。

最基本的地理常識告訴我們水往低處流。中國主要的大江長河都是滾滾東流，因為中國的地貌大勢為西高東低。沒有疑問的是，自然狀態下的河流是有水力坡度的。有時候這個坡度很大，比如長江的金沙江段和川江段。坡度的極端例子可能是瀑布。沒有這個坡度，儘管「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很難說；沒有這個坡度，儘管「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也成了個大大的問題（當然這裡有詩意的誇張，尤其在李白那個時代。現在的水翼飛船應該能做到，只是到得晚一些）。水體流動，泥沙運動，水力發電，都還少不了這個坡度。

其實八十年代三峽工程的論證中也不是完全忽略了水力坡度的問題。十四個專題組中，至少防洪組和泥沙組的論證都涉及到這個重要問題。雖然我們無法讀到這些論證報告，但隨後公開出版的論著或多或少談到一些。徐干清在「三峽工程小叢書」的「防洪」篇中（第８８頁）就提到，「由於長江上游川江河段河床坡降大，三峽水庫回水高程遠低於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帶，不會加劇四川盆地的洪澇災害。」泥沙組負責人林炳南則在「工程泥沙」篇中詳細論述了三峽建庫前後的坡度問題。「川江是山區河流，坡陡流急，平均坡降約為萬分之二，是下游平原河道上荊江坡降的３倍。」（第２５頁）三峽建庫後「估計新河床的坡降應和上荊江接近。如按萬分之０。７計也只有原坡降的１／３。」（第２６頁）如兩位專家所述，無論這個坡降（或比降或坡度）有多大，它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

從技術論證的角度來說，防洪組和泥沙組（應該還有綜合規劃組及移民組）的論證都無法迴避坡度問題。因為防洪組要計算水庫的總庫容和防洪庫容，還要強調成庫後回水對庫尾的重慶影響不大，坡度如果不是主要指標也應是重要的技術參數。而泥沙組要在論證中自圓其說，幾乎是注定要在這個坡度上大做文章，否則一個接近於封閉狀態且水流大大減緩的人工湖很難對付日益增加的泥沙。三門峽的教訓實在太深刻也太沈重，何況主持三峽論證的泰斗級專家曾經擔當過三門峽的設計重任。

也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移民專家組幾乎隻字不提坡度問題。也許移民和坡度真的沒有關係。但細心的遊客在三峽遊覽時會發現，除了１７５米的牌牌，有時還有置於１７５米牌與江岸邊之間的牌牌。這些牌牌所標示的高程是不一樣的：三峽水庫在壩址處為１３５米，靠大壩最近的秭歸老城較低，１３６米，往上游漸次升高，如巴東是１３７。７米，巫山１４２米，奉節１４６。７米，雲陽１４８。４米，萬州１５０米左右。這些水位表明當三峽水庫在壩址處蓄水至１３５米時，庫區沿途不同地方水位的升高狀況。既然二期蓄水的回水末端僅及豐都至涪陵之間的河段，涪陵及其以上是沒有這類牌牌的。這說明涪陵以下在蓄水後各地之間存在水位差是明白無誤的（應該說蓄水前本來就有水位差，只是標示牌使這一事實更為彰顯而已）。

為此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當水庫最終蓄水至１７５米，那將會是怎麼樣一幅圖景呢？換句話說，如果三峽壩址的水位是１７５米，那麼上游各地的水位將是多少？是像沿途牌牌所示的一律１７５米還是有差別？若有差別，那麼差多少？

作為三峽工程技術總負責之一的潘家錚院士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說，「現在蓄水僅到135米，離壩近一點的地方，水位上升得多一些，距離愈遠，影響愈小，甚至沒有影響。」這話應該不錯，距離大壩愈遠，水位上升愈小，而到了某一點之上沒有了回水，自然沒有了影響。他又說，「三峽水庫蓄水到175米時，除175米高程以下為淹沒區外，庫尾還有一條回水曲線，稍稍高於175米，最後和上游天然水位相接。這條回水曲線根據不同洪水流量還有些變化，移民是按照某一洪水的回水曲線為準遷移的，這條回水曲線以及其下的應遷移民都經過認真計算、覆核確定，至今沒有什麼變化。」他的意思好像是，除了庫尾有回水曲線的地方外，庫區其它部分的移民紅線均為１７５米。他沒有說回水曲線在哪兒，有多長，「稍稍高於175米」，高多少，回水曲線最後和上游天然水位相接，在哪兒相接，也沒有講。其實這些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不知兩院院士潘家錚是明知而不說，還是本來就不清楚而不說。反正這個回答並不令人信服。

另一位兩院院士張光斗比潘家錚要直率一些，他就承認水庫即使蓄水至１７５米也會有水力坡度。就不知他說的水力坡度與潘家錚說的回水曲線是不是一碼事。他還有點兒故弄玄虛地說，「如果三峽大壩無限高的話，這個坡度就無限小。」遺憾的是，張教授也沒有說明白是怎麼樣的坡度，有多大。但新華網的同一篇報導中，長江委員會的高級工程師廖志丹作了進一步解釋並給出了具體數據，「三峽水庫是典型的河道型水庫，其最大特點就是水的比降比較大。長江三峽兩岸都是高山峽谷，這對江水有較大控製作用，使這一段江水的比降比平原型水庫高得多，達到千分之一點九到千分之三左右，因此高峽平湖其實不平。」

這就是我們常常犯糊塗的地方：無論院士，教授，還是學者，專家對同一個問題不僅有不同的說法和解釋，而且還相差得很遠。一般公眾也就無所適從。也許真如潘家錚院士所言，三峽工程不是靠專家來檢驗的，而是要長江，要洪水，要歷史來檢驗。但這個坡度問題等歷史檢驗就太晚了，因為涉及到很多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據湖北日報　（２０００年元月１１日）報導，當年李鵬委員長視察三峽工地時說，「過去建了許多水電站，為防洪發電作了貢獻，但移民問題沒有解決好。」他不僅談到湖北丹江口和湖南柘溪，還特別提到浙江的新安江水庫。新安江設計的蓄水位是１０５米，但２０００年實際的洪水位達到１０８米，很多當地居民不得不緊急撤離，被形象地稱為「跑洪」：洪水來了大家捲起鋪蓋快點朝山上跑，等洪水退了大家再各自回家。湖南的五強溪在遭遇１９９８年大水時也出現類似情況。我們不知道這些問題是否與水庫的水力坡度有關，但李鵬至少是給大家提了個醒，也是中國高層領導難得的在公開場合提到水庫移民問題。顯然，在人類進入２１世紀的今天，我們不能重複歷史的錯誤，不能讓無辜的百姓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最近胡錦濤和溫家寶一直在強調「群眾利益無小事」，成千上萬人可能意想不到地，或「計畫外地」受淹也不是小事吧？

潘家錚院士說他不在乎這個水力坡度，並嘲笑某些人由於對水利工程的無知而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真誠希望潘家錚院士是對的，也但願某些人是杞人憂天。潘家錚說他真正擔心的問題是水庫運行若干年後的淤積。這個淤積可能抬高庫尾的洪水水位。其實陸欽侃和很多科學家早就指出了這個問題，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寫信呼籲採取措施。他們警告說，僅按２０年一遇的洪水來計算重慶的移民是不夠的。

對於此類問題，包括水力坡度問題，工程當局和工程師們好像早有心理準備，正如徐干清在「三峽工程小叢書」的「防洪」篇中（第８９頁）所言，「三峽工程有巨額的發電效益，將來需要遷移或臨時賠償等措施，都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原來如此，有了三峽工程，發了電，有了錢，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英文叫做「Money talks」，中文也很形象「有錢能使鬼推磨」，或許這就是他們並不著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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