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別十年後，回到北京，讓我真的都搞不清方向了。這座城市的建設步伐是如此之快，走在其中彷彿是在體驗一種虛擬的感受。除了街道的名字，一切都改變了。就拿我曾經生活過的那條街道來說吧，那些小餐館和菜市場已經不見了，甚至連買狗皮褲子的那位老人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寬闊的馬路，而喇叭轟鳴的車隊和失望的自行車大軍則在緩慢地前行。
九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北京工作生活過一年，那時，在一家出版社擔任所謂的外國專家。這家國有出版社基本上負責政府的宣傳工作，即把中文圖書翻譯成英文出版。我們永遠也搞不清楚，這些書是為誰出版的。我的工作主要是為翻譯後的版本進行語言上的潤色。每本書就像是大力神的探險，每一本書都比前一本更為深澀，更難翻譯。我能記得起的書，一本是關於臉譜藝術的，一本是關於出土文物的，還有一套關於中醫的系列叢書。與我一同工作的一位"專家"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潤色了一位小有名氣的經濟學家的所有著作。後來由於這位不幸的經濟學家在政治上失寵，那些翻譯稿也就束之高閣了。
好在，我們的工作量不算大，這也緩解了工作本身的枯燥。每天上午和下午，我們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打乒乓球，午飯的時間有兩個小時，所以多數人會出去買東西。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沒完沒了的會議，單位組織的出遊活動，以及其他單位的人來做報告。那時，解放軍也開始做起了生意。我還記得，一天一整個下午，我們都沒有做自己的活，一位軍人來推銷化妝品，大家都在試妝。所以，毫不奇怪，我們的單位幾乎沒有任何盈利可言。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購買過我們出版的那些書。這次回到北京，我急於想瞭解一些以前的老同事現在怎麼樣了。
來到樓上，我仍然能夠感覺到那種要編輯一大摞手稿的恐懼感。大樓本身還和以前一樣，每一層的樓梯都有一張乒乓球臺。不久，我就找到了老同事張女士。我們在她的辦公室裡坐下來，邊喝茶邊聊了起來。辦公室周圍仍然堆著厚厚的書稿。張女士告訴我現在的生活已經有了多大的變化。"我們不再出版英文書了，因為那沒有市場。我們現在只出版中文書。我們現在甚至連校對都分包給別人去做，"她告訴我。
"收入怎麼樣呢？"我問道。當我還在這家出版社工作的時候，我知道有的人工資每個月只有三十多美元。"哦，要比以前好多了，"她回答說，"我們的收入現在和銷量掛鉤，所以有點不好估計。""那出版的書呢？肯定比較有意思吧？"我接著問道。我們都笑了起了，回憶起過去出版的那些毫無意義的書。"那些書現在根本就不會出版，"她回答說，"它們根本就沒有市場。" 與過去由上級安排任務不同，現在張女士自己就可以決定出版什麼樣的書。當然，這種做法也各有利弊。好的一面，編輯有更大的自由，負有更大的責任，出版的書也更為有趣。不好的一面，我在這裡工作的時候，整個出版社每年只出十五本書，而現在這只是一位編輯的出書量。真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不過，也不都是讓人高興的事，"張女士的聲音裡帶著一絲遺憾。"我們現在工作得非常辛苦。大家互相很少見面，人人都很緊張。"與她的交談，讓我瞭解到市場經濟的嚴酷現實也最終落在了我的老單位上。這家出版社正在努力重新塑造自己，集中精力地賺錢。但是我在想，如果那些挺過來的人都覺得生活很難，那麼對於從來沒有選擇的下崗者來說，生活又會有多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