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外逃貪官到底有多少？這個謎題很難有正確的答案。二○○一年中共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據是外逃海外貪官四千多名，捲走的涉案金額超過五十億美元。兩年之後，大陸某省反貪局局長接受「南方週末」訪問的時候指出，「那已經是陳年黃曆了，現在早已不只這個數了。」至於具體的數字是多少，這位反貪局長只能形容說，「一個黑數。」
「南方週末」引用另一個來自於「海外媒體」的參考數據是，今年ＳＡＲＳ肆虐的四、五月間，有一百八十多名在職、已退下的大陸處級以上官員失蹤、外逃，或在外考察逾期不歸。同樣是「海外媒體」的報導，八月三日到五日短短三天之間，北京、天津、深圳、昆明等口岸就查獲六十多名企圖外逃的中共官員，其中有七名是副廳級官員，攜帶外匯最少的一名外逃者身上有六十萬歐元。四川省的外逃官員在大陸各省級單位中名列前矛，該省反貪局官員表示，到今年六月底為止，四川外逃官員達到一百五十八名，其中除了一名在出境時留下記錄之外，其他全都下落不明。大陸外逃官員當中甚至有正部級的高官。
這些官員是怎麼逃離大陸的呢？有些是用真證件堂而皇之的出境；用假身份證辦理真護照，透過旅行團出境轉逃第三國，是貪官比較慣用的伎倆；有些是擁有他國長期居留證，但是居留證上並不是真名，因此，出境時沒有留下記錄。四川省反貪局一名從一九八五年就開始追查外逃貪官的官員步根來指出，不少外逃官員是突然神秘失蹤很長時間之後，才透過單位報案發現涉及經濟問題，往往已經錯過了追緝的最佳時機。
有些外逃官員以大款或是移民新貴的姿態出現在外國。前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在紐約黃金地段買了五處高級房產。前河南省漯河市市委書記程三昌在紐西蘭奧克蘭買豪宅別墅和汽車，過著富豪般的生活。前廣東省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陳滿雄夫婦潛居泰國清邁，擁有兩幢高級洋房、三輛豪華轎車，躋身當地名流，而且還徹底整容、皮膚漂白逃避追緝。有些外逃貪官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之餘，還後悔帶走的錢不夠多。
不過，有些逃官卻也落魄異鄉。前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信貸員謝炳峰、麥容輝聯手卷款潛逃，鉅額現金在偷渡過程中被蛇頭層層剝削。到了泰國之後由於分贓不均，謝竟然以四十萬泰銖僱用殺手追殺麥容輝，麥在無路可逃之下自首。中國工商銀行重慶某支行幹部陳新卷款四千多萬人民幣外逃越南、緬甸，六十八天的逃亡過程中換了二十九張假身份證，最後陳新也難逃法網。
面對大量外逃貪官，中共並不是不想將之繩之以法，但是始終受限於內外在因素。在國際因素方面，中共到一九九四年才和泰國簽訂了大陸第一個對外雙邊引渡條約，到目前為止也只和十八個國家簽署引渡協議，而且和美國、加拿大以及西歐這些外逃貪官最多的國家都沒有引渡協議。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教授劉廷吉說，對於沒有簽訂引渡協議的國家，只能靠談判；有些國家不但沒有引渡協議，甚至連談判都不行。中共最高檢察院外事局司法協助司處長龍梅表示，一些國家往往會將國際司法合作談判當作政治籌碼。
另一方面，大陸的國際法體系也相對落後，一九九○年代大陸貪官外逃情形就已經相當嚴重，但是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才正式頒布「引渡法」。到目前為止，中共還沒有制定「反洗錢法」，也沒有加入國際反洗錢組織，而調查顯示，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間大陸累積外逃資金超過五百三十億美元。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被大陸媒體形容為「對外逃貪官敲響的第一記喪鐘」。中共外交部條約法律司郭陽指出，這項公約對於「腐敗行為的刑事定罪」認定標準，比大陸的「行賄受賄罪」認定標準還要寬鬆。龍梅也表示，雖然公約中有關於引渡的規定並不具有強制性，但是已經為日後各國之間進行協調提供了依據。
不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郭自力分析說，公約只是指導性的文書，並沒有強制力。即使有公約，對方也可能因為沒有雙邊協議而拒絕引渡。另外，美國並沒有批准這個公約，龍梅認為，這無疑對大陸展開工作非常不利。
大陸另一個防範官員外逃的方法是將官員的出境通行證、出境護照交由組織部門統一保管，但是不少專家認為，這種方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另外，建立黑名單制度也是大陸學者專家的建議之一。大陸全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邵道生就指出，貪官勢必透過各種管道都要逃出去，因此，要強化內部制度來遏止腐敗。
他建議採取真正有效的財產申報制，「官員們只是把工資條交上去，這叫什麼申報制度？要建立黑名單制度，一旦發現有腐敗嫌疑，就將其控制住，限制其出國。」邵道生認為，如果沒有國內措施的配合，只加入幾個國際公約，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