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的新民族主義以"憤怒"的姿態登上中國當代意識形態舞臺的時候，的確是情緒多餘理性，憤怒大於平和。但不可否認，以今天的視角回顧中國90年代勃興的新民族主義，她的整合力是當代中國任何其他意識形態不可比擬的，她的包容性亦是其他意識形態所不及的，但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深度和厚度，卻是急待擴展的，反民族主義勢力把中國的新民族主義說成是"巨大而空洞的符號"，我們寧願當成好話來聽，這些責難只會鞭策中國的新民族主義者前行，在深度上不懈的開掘，以完善自身，以服務民族，以利於人民。
新民族主義以對外事物的憤怒發軔，以對內事物的理性思考而逐漸在思想領域發揮建設性功用而走向平實，並很快上升為中國思想、文化領域內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共亦"與時俱進"的接納和整合了這支當今中國最有活力的思想和道德資源。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新民族主義在弘揚優秀中華民族精神的同時，更加註重結合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民族精神增添新因子，更加強調在世界範圍各種思想文化的互相激盪中，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昂揚向上的精神動力。
但無疑，她的拓展和充實並未可以就此止步，相反，新民族主義更加迫切的需要細化和深化。可以說，潘岳先生的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平實的一步。
單從潘岳先生文章的大量引文來看，先秦諸子，特別是老子與孔子的語錄俯仰可見，充滿了中國氣派和中國氣息。的確，我們的先哲在人與自然關係上的許多見解是獨到而深刻的，甚至可以說是超越時空的，在現在骯髒的工業社會對自然的掠奪式發展模式的危機狀態下，其作為思想和道德資源的力量，依然保有其不可替代的活力。潘岳以中國先哲思想為資源來張揚中國新的環境文化，以中國人十分熟悉和易於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建構新的環境文化，無疑是明智的。事實上，在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上，我們的先哲如果不是世界上認識最深刻的，至少也是世界各文化中最可圈可點的文化流脈之一。
如同中國的新民族主義是對最醒目的外在欺侮的而激應出來的一樣，其實質是對我們民族所處危機的應對，潘岳提出新環境文化的建設，亦是對危機--環境危機的應對。
文章的題目為"環境文化與民族復興"，可表徵出作者對民族復興的關切。但事實是我們處於危機當中，我們處於前所未有的環境危機當中，作者對此的認識和表述都是十分清晰的："經濟危機是短暫的，往往影響於一時，而生態危機則是長期的，一旦形成大範圍不可逆轉的破壞，民族生存就會受到根本威脅。"危機與復興，一個是當下的現實，一個是我們希冀和努力的方向， 只有克服了危機，才有民族的復興。這樣的思路，就把中國的新民族主義由"主義"引導向了"問題"，潘岳先生作為中共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這樣務實的思路，應該得到所有關心環境問題和民族復興人士的嘉許。
事實上，學界和有識之士對中國環境問題或者說環境危機，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但環境問題不是幾個精英認識可以解決的，作為國家環保總局的官員，在治理環境問題上，對此應有著更清醒的認識，潘岳先生無疑秉持了他一貫的民主理念："社會主義民主要求人民對環境問題必須有知情權，人民有權知道所發生的環境危機；社會主義民主要求人民對環境問題必須有監督權，尤其是有權監督那些影響環境的政府公共項目；社會主義民主要求人民對環境問題有參與權，特別要參與那些涉及環境安全的戰略決策。在今天看來，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護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保衛人民的基本人權，動員鼓舞全體人民平等地參與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來"，筆者毫無保留的支持潘岳先生以這樣具體而又和每個公民切身利益相關的視角來看待民主和基本人權。民主和人權在中國的落實和生根，需要的正是這樣具體的、切近的方式。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成長和壯大，需要的也正是這樣具體而切近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