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對於那幾個日本人的行為自是頗為不屑，然而西安學生的行為就更令我不以為然了。只不過幾個日本學生上臺自我作賤，如果身在現場，或者一笑置之，或者喝倒彩轟他們下臺，並不為過。至於事後興師動眾地遊行抗議，如臨大敵，如蒙大辱，就未免太高抬那幾個日本人了。
而且，這些遊行的「愛國」憤怒青年擅長的是用水瓶、雞蛋、磚頭攻擊校警，外帶打傷不相干的日本女生，損毀本國賣有日貨的合法經營者的財產，如此這般，儼然已經過了一把「抗日英雄」的癮，似乎更有資本在校方和政府面前恃寵而驕了。
本來，日本人如果涉及到違法犯罪，按照屬地原則，中國完全可以依法懲處，但連日的上街遊行示威，所為何來？居然是向省政府請願，「要求日本學生道歉」，真是牛頭不對馬嘴。老實說，最初聽到有幾個日本人如此的不堪，筆者並不感到特別的「義憤」，私下裡卻有些不懷好意地想，中國的國民素質超過日本看來是更有把握了。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再一次表明，我們並非不醜陋。
問一句，我們為什麼恨日本人？
筆者曾經與早稻田的一位教授聊過，她其實是一位比較親華的中國通。筆者說：日本人壞的方面往往太像中國人了，而其好的很多方面我們卻很欠缺。我們恨，其實是在恨自己，或者自己更該恨，不管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就拿這些西安學生來說，其中又有幾個知道西安事變和國共「聯合抗日」的真相？又有幾個知道土改、鎮反、「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四清」、文革、「消除精神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的真相？也就難怪人家只知道自己的先輩「進入」了中國。
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祭祀他們所認為的先烈，其中有不"先烈」對於中國直接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們有理由表示自己的憤慨。但是，我們自己的先烈英靈何在？我們只知道更多的內戰「英雄」，不是還在一遍遍地紀念內戰的「勝利」嗎？
再一個問題，我們為什幺勇於表達和發泄對於日本人的恨？
在中國當前公眾缺乏積極有效的政治參與渠道的情況下，社會的緊張需要釋放。「愛國」「抗日」之類的題材，因為按照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天然是「政治正確的」，因此並不需要什幺勇氣，甚至也無須什幺思考。如同紅衛兵自認為「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就擁有了道德上的優越感，敢於踏平一切了。
另一方面，縱使你無力保護自己的公民權利和切身利益，卻總可以大義凜然地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嘛。所以有意思的是，中國人關心政治特別是國際政治遠甚社區事務，因為在現行體制下，身邊的社區事務反正也是自己無能為力的。
然而，狹隘偏激的民族情緒固然可以暫時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有利於某種政治需要，正中其下懷，或者壓根就是長期刻意栽培的結果；但訴諸情緒的權宜之計，所引發的浪潮可能如脫韁野馬，超出官方所一廂情願的控制界限。這次抗議事件也是一個明證。
在對日、對美、對臺問題上，大陸輿論每每呈現幾乎「一邊倒」的情形，不僅淹沒了冷靜思考的聲音，於此還儼然成為檢驗「政治正確性」的試金石。凡此種種，真令人怵目驚心。
回想起美國911事件之後國內知識界某些人和不少青年學生一片幸災樂禍的景象，當時筆者面對紐約時報記者的疑惑，默然無語，旋而記起一位朋友電話中說，他的父親，一位深山老農，沒有讀過幾年書，甚至從來沒有到過省會城市，只不過偶然聽說了世貿中心這回事，從樸素的常識和良知出發，為之唏噓不已。筆者釋然相告，這樣的中國人，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真正代表了中國文化中經久不息的價值所在。但是，接下來的問題仍然是：我們的一代青年學生究竟怎麼了？
改革開放20有年，目前這代大學生，基本也在20來歲，他們形成自己初步的思維定勢，也不過是最近10多年的事情，恰好處於九O年代以來狹隘民族主義的高漲時期。
對此，政府有責任，校方有責任，媒體和學界都是有責任的。
動不動上綱上線，扯到民族大義的高度，一觸即跳，泛政治化，這恰恰是民族精神虛弱和浮躁的表現，也是社會心理脆弱和失衡的表現，非國家人民之福也。
泱泱大國，有容乃大。如果中國不能培養起健全人格的現代公民，僅僅依靠「船堅炮利」和「神舟五號」之類，並不足以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贏得自己的民族尊嚴。
作者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轉載自《世界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