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村」：過期藥品正在「維持」生命

河南文樓，一個只有3000多人口的豫南小村。如果不是1996年部分村民集體發病、如果不是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希恩教授的驚人發現、如果不是「中國民間預防愛滋病第一人」高耀潔的勇揭內幕，或許，這個愛滋病肆意氾濫的國家級貧困縣會永遠默默無聞，無聲無息。如今的文樓，正如當地一位身患愛滋病的村民說的：「我們文樓出名了，因為愛滋病」 ，言語中有無盡的沈重。12月11日，今報記者趕赴河南，走進文樓，直擊「艾滋村」的現狀。

　　三輪車車主：文樓村是個「鬼地方」

　　隆冬的上蔡，細雨濛濛。料峭的寒風擋不住村頭田地裡的濃濃綠意。

　　從上蔡縣城到文樓村不過兩公里的路程，可對於拉腳的三輪車主王大姐來講，這段路卻如同黑夜般漫長。王大姐把她極不情願拉記者去的原因解釋為「那是個鬼地方，出來進去身上會沾上霉氣。」

　　已經有三年拉腳經歷的王大姐坦言，賺錢是最重要的。可面對文樓，她的表情很複雜。
　　
　　「文樓的村民也真是可憐。」一路上，王大姐不停地為這個苦命的村子嘆息。自從文樓有愛滋病感染者的事實悄然在周邊地區傳開後，村裡養的豬牛羊，生產的糧食蔬菜瓜果便很難賣出去。在多數人眼裡，愛滋病無異於一場瘟疫，半點不可沾染。

　　更讓人害怕的是，一個「愛滋病人很野蠻」的說法在縣城裡廣為流傳。在去文樓的路上，王大姐不停地善意提醒記者，村裡的愛滋病人很野蠻，不但會勒索陌生人錢財，還可能因行為過激而發生一些悔恨終生的事情。

　　一種莫名的恐懼蔓延在空氣中。

　　村委會主任：近200人已死於愛滋病

　　文樓村村委員。一個簡單整潔的小院。面對記者的突然來訪，村委會主任程四國臉上露出了少有的驚喜。「你們真的應該到村子裡去看一看！」60餘歲的程四國在文樓村村委會工作已經有三個年頭了，對於文樓的現狀，他感慨萬千。

　　文樓村共有3170人。從1996年村裡陸續有人死於「怪病」後，死亡的陰影就開始籠罩著這個貧困小村。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村裡死於愛滋病的村民已近200人。更讓程四國感到難過的是，這些死亡的愛滋病患者平均年齡在35歲左右。「這正是大好的年齡啊，他們說走就走了。」說這句話的時候，程四國掩飾不住深深的悲傷。

　　在程四國的眼裡，村裡那些愛滋病人絕非外界說得那樣可怕。可怕的是人們看不到事實的真相。

　　儘管有一些擔憂，善良的程四國還是決定為記者帶路，「為了村民，我豁出去了」，可就是這時，村書記劉同新回來了。程四國的眼裡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遲疑。對於記者進村採訪，劉書記堅決反對。鄉里、縣裡、市裡和省裡的介紹信，一個也不能少。

　　進村無門，記者只好按照劉書記的要求，去找蘆崗鄉政府的有關負責同志。去蘆崗鄉的路上有些異樣，成堆的沙土堆在路旁，許多建築工人冒雨忙碌著。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人氣憤地說，政府正在大修馬路，只為了迎接一位近期要到文樓視察的領導。在老人的眼裡，一些官員太喜歡搞形式主義了。

　　在蘆崗鄉政府，「蘆崗鄉愛滋病防治辦公室」幾個大字異常醒目。負責接待的趙部長很是熱情，在詳細地記錄了記者此行採訪的計畫後，便對愛滋病三個字諱莫如深。

　　和文樓村的劉書記一樣，趙部長提出：要進文樓村，需層層請示。還是那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老人悄悄地告訴記者，「上面有指示，不讓記者擅自進村採訪，誰也不敢擔那個責任」。

　　在上蔡縣政府，經過與官員們的一番鬥智鬥勇，記者終於獲准進入了文樓村。

　　村書記張口：要採訪先得拿十萬元

　　文樓村村頭的小橋旁，一間上鎖的破舊小屋孤獨地迎在風中，道路兩邊是小塊的荒地。一位好奇的村民黯然地站在一邊，他說，小屋的主人已經因愛滋病死了很久。和他一樣，每個路過此地的村民都會有一種無言的悲傷。

　　對於陌生人，村民們有著別樣的警惕和好奇。記者進入村子的短短十分鐘時間裏，平靜的村子很快開始沸騰，村民們奔走相告，很快聚集到村頭。「你們是記者嗎？我們都是愛滋病人，你們是來聽我們講心裏話的嗎？」

　　人群中，一名穿紫色羽絨服的中年女人逕直走到記者面前，打量良久，然後指著身旁的一名男子說，「想採訪他嗎？我們文樓有個規矩，記者要採訪，先得拿錢，沒錢甭想採訪。採訪一個病人，兩個數兒。」

　　震驚。氣憤。無言。一旁的老人偷偷扯了扯記者的衣角，小聲說，兩個數就是兩千元，她是村子裡管計畫生育的，每次有記者來，她都攛掇村民要錢。

　　混亂中，忽然傳來陣陣叫罵聲。「要採訪先拿十萬元。」村書記劉同新紅著臉搖搖晃晃地走來。

　　見記者在村衛生所正要對排成長龍的病人進行採訪，劉同新氣急敗壞，衝過來，邊喊邊用手拉記者的衣服，將記者拖出了衛生所。

　　對於記者沒能按照相關規定進村採訪，劉同新顯然很生氣，把記者的採訪定義為給他惹事兒，「誰讓你們進村的？誰讓你們隨便採訪的？給我拿錢來，十萬元，一分不能少。」

　　對於劉同新阻攔記者採訪並要錢的事兒，村裡的愛滋病人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文樓村經媒體曝光，在全國「出名」 後，對文樓名譽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作為村裡的主要負責人，劉同新不想讓這種不良影響繼續蔓延下去。而更多的村民則認同另一種解釋，就是劉同新很怕記者瞭解到愛滋病人真實的生活。

　　這裡的多數愛滋病人認為，他們現在的生活和治療情況遠非外界宣傳的那樣。

　　村民的說法：一年25元救濟金太少

　　離文樓村村委會大約兩里地，是村裡的衛生所，很大，人也多。一種鄉村裡少見的紅火和喧囂。村民說，建這個衛生所就是文樓作為中國愛滋病重點疫區而享受的特殊待遇。這在上蔡縣所轄的幾十個自然村裡，也是獨有的。

　　然而，這些在外界看來非常到位的救治措施並沒有完全實現。村裡的愛滋病患者反映比較強烈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免費治療。和上蔡縣其它感染愛滋病人需要憑券購藥相比，文樓的愛滋病人在村衛生所領藥和治療是完全免費的。可這種免費卻讓人不甚滿意。

　　治療的含義，村民自有一番解釋。「頭疼醫頭，腳痛醫腳」，這就是衛生所的現實。至今為止，村民們免費領到的藥品中並沒有什麼特效藥，只是一些常用的藥品。記者在村民馬深義家看到了他剛剛在衛生所領的地塞米松和維生素D2果糖酸鈣。

　　在記者來到文樓的前三天，村北一戶人家的老夫妻倆剛剛因無法控制的愛滋病病情而死去。哀傷凝固在文樓的上空，久久不能散去。

　　和治療愛滋病相比，生存對於這些染病的村民來講，則是另一種悲傷。記者從河南省衛生部門瞭解到，到目前為止，文樓村先後得到各級政府撥出的救治救助資金、物品已超過600萬元人民幣。

　　聽到這個數字，村民們很驚訝。

　　上蔡縣愛滋病防治中心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說，縣裡和蘆崗鄉對文樓最為「偏愛」，村裡的愛滋病患者情況，政府手裡有一本花名冊，每個季度發放一次救濟金，按照各個家庭的愛滋病患者人數，分別為30、40、50元不等。

　　然而，許多村民都反映，縣裡和鄉里的救濟金並沒有如實發放，有的家庭一年才領到25元救濟金。

　　人多地少，是整個河南的現狀，文樓也不例外。愛滋病侵蝕了人體的免疫功能，直接造成病人身體狀況極差，很難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沒有了生活來源，只能靠政府救濟。可一年25元的救濟金，實在是杯水車薪。

　　村衛生所裡--各種過期的藥品太多

　　對於村裡衛生所的藥品問題，村民們一直意見頗多。

　　用村民孔萬里的話來講，他們最不能忍受的是，經常發現過期藥品。

　　去年春天，孔萬里在一次去衛生所看病時發現，他開的環丙沙星已經過期一年了。

　　和孔萬里有著同樣經歷的還有村民老張。去年老張的妻子發病去衛生所治療，挂了幾天點滴，絲毫不見效。後來細心的老張發現，治療所用的藥品已經過期多日。憤怒之餘，老張領著妻子去縣醫院檢查，花了幾百元才把病情控制住。

　　憤怒的村民曾就此事找到當時上蔡縣主管衛生的副縣長。這位官員解釋是：這些藥品都是各地獻愛心捐過來的，沒有時間逐一檢查生產日期。

　　上蔡縣預防愛滋病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對此卻令有一番說法：文樓村所有用於愛滋病治療的藥品都是經過政府公開招標的，通過嚴格把關才發放到村裡的，絕不可能出現藥品過期的問題。

　　殘酷的現實--最小的患者只有四歲

　　一個懷抱著熟睡男孩的中年男子，從村衛生所走出來的落寞，定格在記者的記憶裡。旁邊一位大娘嘆著氣說，那名男子懷裡抱著的，是村子裡最小的愛滋病患者，今年只有四歲。

　　中年男子叫馬深義。他的家庭悲劇，是整個文樓村不幸的縮影。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官辦和私辦的採血站在河南駐馬店氾濫成災。賣血，做為一種遠比田地勞作輕鬆得多的「職業」，得到了文樓村絕大多數村民的熱愛，並成為村民們賺錢的主要方式。而馬深義一家就是當年浩浩蕩蕩「賣血大軍」中的勇將。馬深義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賣血時只有17歲。新奇、刺激、來錢快，是當時賣血人的感覺。雖然一次賣血換得的50元錢不多，但對於年收入不過千把元的村民來說，還是極具誘惑力的。馬深義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種讓他感到「很正規、來錢也快」的賺錢方式，會在若干年後給他的人生抹上濃厚的悲劇色彩。

　　馬深義的父母、嫂子、妻子，都已經因為感染愛滋病病毒而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給馬深義留下的是三個未成年的孩子，還有無盡的恐懼和悲傷。

　　在馬家破舊的房子裡，一隻昏黃的燈泡有氣無力地亮著。馬深義無力地搖著頭，嘆息自己隨時可能失去的生命。

　　除了11歲的大女兒沒有感染愛滋病病毒外，7歲的小女兒和4歲的兒子都染上了可怕的病毒。面對這個隨時可能破碎的家庭，馬深義說他看不到未來，惟一的希望就是健康的大女兒早日長大，走出這個村子。

　　7歲的女兒和4歲的兒子，蹲在地上逗一隻小狗玩。清澈無邪的大眼睛，看著讓人心疼。馬深義說，她們還小，不知道愛滋病的可怕。可他清楚，如果有一天，他走了，給孩子們留下的將是什麼。

　　更深的痛楚--300個孤兒誰來撫養

　　走出馬家，一名同樣是愛滋病患者的老人告訴記者，愛滋病給文樓帶來的傷害，不止是掠奪人們的生命。據不完全統計，村裡留下的孤兒有300多個。撫養這些孤兒才是最難的事情。

　　在文樓村，獨自承受家庭重負的絕非馬深義一個人。至於不再婚的原因，馬深義的言語中儘是無奈。「我有這病，誰敢跟我呀！別說我了，就連村裡正常的小夥子，找對象都難呀。」這種說法在程四國那裡也得到了證實。在文樓村，姑娘外嫁時要經過層層體檢，才可能找到個人家；最難的是那些男青年，根本沒有姑娘願意嫁進來，無論你拿出多少份身體完全健康的證明。

　　在很多上蔡人眼裡，那些在村子裡等待政府救助的文樓村民都有好逸惡勞的惡習。對此，一個姓程的文樓村村民深感冤屈，曾在北京打工的失敗經歷成為他一生的痛。2000年，27歲的他，懷揣著夢想，外出北京打工。沒想到一提自己是從河南文樓來的，就換來一張張冰冷的面孔。四處碰壁的他，最終只好回到家鄉。

　　為了避免傷痛，無助的文樓村村民甚至想到把戶口改成別處的，在他們看來，這是無奈之舉。

　　為文樓感動--愛滋病患者相互支撐

　　和自家的貧困相比，文樓人骨子裡的善良更是讓人感動。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沒有一位村民提出要錢和捐助。相反，村幹部「勒索錢財」的行為，卻讓他們深為憤怒。「記者都是為我們好，他們那樣做太給村子丟臉了」。

　　在馬深義家，記者曾問他有什麼要求。他看了看自家破舊的家門，沉思片刻說：「你們幫幫戴俊英家吧，她比我更可憐」。

　　空氣中，一種溫暖氤氳於心。

　　35歲的戴俊英，一個被認為文樓村最可憐的女人。丈夫死於愛滋病，留給她一個13歲的兒子。同樣患病的她，因無法面對殘酷的現實而精神崩潰，毫無勞動能力，每天靠村民們的救濟生活。

　　告別文樓的時候，許多村民自發地為記者送別，站在村頭久久不願回去。黃昏中，他們臉上的期待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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