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居士：控告中國政府──一個發財又能促進中國民主的雙贏方案

就在最近，中美臺兩岸三地發生了許多令人吃驚的消息，早期是陳文英雙重間諜案，最近又是高瞻非法走私認罪案。而中美之間從人民幣升值，貿易摩擦到反傾銷訴訟案，大陸臺灣又因為臺灣公投引發兩岸關係緊張。一時間，我也收到了眾多的讀者來信，很多朋友關心我，並勸告我最近還是少寫文章，不要攪到混戰中去。也有讀者在海內外中文論壇發文質詢了很多問題，諸如：草庵居士是否也是中共間諜？草庵居士為什麼會和美國官員關係密切的同時又和中共官員也親密無間？為什麼草庵居士支持法輪功還能和我黨領導人合影？草庵居士為什麼會在今年五月和九月提前半年就透露出了溫家寶總理將在十二月訪問美國的事情？更有讀者連篇累牘地大量在海外中文論壇上文攻擊，並指責我參與「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並作為發起人之一是別有用心，是準備詐騙錢財等等。

對我而言，讀者質疑是很正常的事情，個人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個人對自由與民主是這樣的理解，自由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有應該擁有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我們絕對不能強迫任何人接受自己的觀點。而民主則是一種妥協，是協商，是在自由的基礎上，使得每個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的同時形成一個最大，最有利的公共環境。每個人及事物都有各自的不同側面，我們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觀點看待每個不同色彩的人或事物。特別是在我們尚不能全面瞭解事情全部的情況下就判斷這個人的黑與白，更不能替人定罪。同樣，當我們觀察中國的事情時，我們也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觀點來對待中國的事務。就如同我曾講過的那樣：中國的事情是複雜的，我們既要承認中共的進步，也要承認中國經濟的進步，但我們在承認進步的同時，我們必須要保持一個良好的戒心，這就是我們需要保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我們要堅持監督政府，批評政府的權利。真正的愛國者不是拍馬屁，不是用原則換取經濟利益，而是做一個清醒的，獨立的監督者。早在1998年，我受洛衫磯中國領事館邀請參加該館舉辦的國慶宴會上見到陳文英女士時，我曾對她說：「愛國不是阿諛奉承，不是利益交換，我們需要對中國政府及官員講出我們的意見，只有如此，我們才是真正的愛國」。後來，陳文英女士發出了對法輪功的指責，當時幾位朋友曾詢問我的看法，我當時就說：「陳生活在美國，享受美式的自由和民主，而對法輪功的指責是她自己對民主和自由的踐踏」。就在轉天，我打電話對她說：「你不喜歡法輪功，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這種行為只能是阻礙中國民主進程，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你不是愛國，是害國……」

今年11月初參加中美關係會議，有機會和很多國內的學者，官員進行長時間及坦率的交談。在討論的問題中涉及了很多方面。我在交談中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就是，每個中國學者和官員都認識到了中國大陸目前的現狀是十分危急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處於一個暴風雨來臨之際，談到改革也是人人讚同，並都表示必須要抓緊才能防止中國未來的危機。但在談到改革的實質問題時又都列舉了眾多的困難。強調穩定及中國發展的重要性。很多國內學者在談到中國問題和改革的時候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涉及到了中國的體制問題。但又都在輕描淡寫地迴避這個實質性的問題。

中國怎麼了？難道就陷入了一個百年都走不出的惡性循環的怪圈？中國的問題又在哪裡呢？其實，說起來，這又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這就是權利和利益的問題。中國不缺乏改革者，但當改革者一旦掌握了權利，各種利益交織在一起的時候，改革者就會停頓，就會因為個人的利益而膽怯，就會失去改革的勇氣，為了小集團的利益就會放棄整個民族的利益。就會失去改革的動力。各位誰又看到了執政者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會做損害自己的利益的事情？這就是人性惡的一面。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正如國內某位部長級官員所言：「縱觀中國百年歷史，每次變革都無一不是在外界壓力下進行的，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沒有外界壓力，政府永遠不會變革……」

中國加入WTO已經兩年了，當年，中國內部的改革派為了未來，不得不用損失中國經濟利益的方式加入WTO來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但在今天，我們不得不看到，中國儘管損失了經濟利益，但WTO並沒有能有效地推動全面的政治改革。中國政治改革仍在停滯不前，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倒退。事實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是處於倒退的現狀，更嚴厲的言論封鎖和對自由的壓制，使得中國的民主與自由嚴重的壓抑。也使得中國錯過了最佳的改革時期，更致使中國內部的問題嚴重從從，處於火山爆發的危險境地。

難道中國就沒有希望了嗎？

不，中國已經加入了WTO，中國改革的希望就在各位的手中。只要我們能夠給中共施加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壓力，我們每個平民百姓都可以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加入WTO的現實，將中國的問題司法化，國際化，用合法的合乎、程序的司法手段來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也是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

在2001年，中國即將加入WTO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這樣說：「中國加入WTO後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不是經濟，而是法律。這個問題牽涉到整個中國的國本，也牽涉到中國百姓的具體利益。您可能聽到了關於網路域名的官司，這是宣告中國企業在法律上失敗的第一步，而這個問題在今後會更加嚴重。特別是全球信息化，一旦中國企業失去了信息化的優勢，中國企業失敗的將更慘重。而信息化是目前中國與國際上技術和產業方面差距最小的產業，海外企業全力以赴來壓制有其目的，而這又與中國政府的態度有關並與法律有關。在以後你可能會看到美國法院宣判中國企業或百姓法律敗訴，中國法院和警察要幫助美國法院、日本法院或德國法院執法的奇怪現象。我相信這樣的情況不超過三年就會出現，中國司法面臨的問題非常嚴重。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實際上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可惜的是中國百姓和企業尚未看到這點，尚未意識到未來的險惡。至少在目前看，中國更改憲法已經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了。所以，當中國不得不面對法律變革的時候，這就決定了中國將走一條與共產主義截然不同的新路，這樣的變化怎麼能不影響中國的未來？」

時間沒有經過三年，僅僅在中國加入WTO一年的時間裏，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華晨汽車案件就出現了。儘管中國遼寧省政府顯示了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式，在美國法院第一次寄送法院傳票的時候中國政府大義凜然地拒絕了，並通過外交發言人發表了「嚴正聲明」，但在第二次美國外交照會中仍不得不接受了美國法院的傳票。這使得中國地方政府不得不首次正視一個讓中國政府非常難堪的局面，這就是中國政府（或地方政府）不得不前往美國，接受美國法院的裁決和審判。這樣的結果，也讓眾多的中國法律專家丟盡了臉面。就在不久前，我寫了一篇文章談及WTO後的中國法律問題，曾惹得中國最高法院的高級法官對本人大發雷霆，當眾破口大罵，指責本人無恥，造謠惑眾，污蔑，別有用心攻擊中國政府等等。而今天的仰融事件無疑是給了這些誤國害民的法官和法律專家們一記響亮的耳光。我不知道這次仰融先生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最後結果是什麼，但我相信，仰融先生給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帶來了一個豐碑式的先創。這就是中國加入WTO後的如何與國際法律接軌的問題，如何將政治問題經濟化，司法化，國際化，讓國際慣用法律約束並促進中國政治和司法改革。用外部的力量，國際社會的司法力量和經濟壓力促進中國政治改革，促進中國民主化。

對於中國的民主進程，很多人抱有不同的認識，部分人感到悲觀失望，也有部分人鼓吹暴力推翻，更有許多人寄希望於執政者的覺醒。作為一個華人，我不讚同暴力，但我也不贊成坐等希望，中國的民主自由不是某個團體的利益，也不是某些人的專利和義務，這是全體華人的責任。我們必須要參與，用一切合法的方式去爭取，去抗爭。當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時，很多人對中國可能面臨著的巨額賠償感到吃驚，更有人辱罵仰融先生貪得無厭，損害中國百姓的利益。其實，持這種觀點的人是極為無知的，當個人的利益遭到損失的時候，政府的賠償是責任，是對政府的懲罰。儘管仰融先生案件的未來不能確定，但我可以告訴大家，仰融先生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最後結果遠不是中國遼寧省政府賠償二十五億美元可能解決的。仰融先生目前的控告只是全部訴訟的第一步。一旦目前的控告成立，並有判決結果。仰融先生作為企業的合法擁有人就可以進一步代表企業控告遼寧省政府，這時候遼寧省政府面臨著的就不是對仰融先生個人的賠償，而是對整個企業損失的賠償。在未來更有可能會有持有該企業股票的海外投資人去控告遼寧省政府，這樣一來，中國遼寧省政府所面臨著的賠償豈止是二十五億美元，更可能高達數百億美元。這樣的一個結果，就必然會使中國政府及中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現實，是改革法律健全制度，實行民主制度還是為一黨獨裁支付巨額司法賠償。

遼寧省政府的現像在整個中國不是個別的，仰融先生控告案件只是讓其暴露出來。同樣的是，目前仍然迷霧重重的楊斌案件同樣有著在海外控告中國遼寧省政府的可能，只要中國不能實行法治，不能按照國際慣例而施行任何獨裁統治，我們都可以在海外控告。我們不得不承認，仰融先生在美國控告中國政府已經為我們開闖了一個案例，一個可以改變中國法律制度的案例，一個可以促進中國政治改革的案例。

大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在中國和香港對一些中國的私人企業家這樣講過：「不要認為你有了錢，有了政治官員的支持就可以保證你的私人財產，如果你想真正的保護自己，你就需要將你的企業在海外上市，特別是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上市。這不僅是一個企業發展的機會，更是保護自己私人財產的有效方式」。因為當一個私人企業在美國或海外國家上市之後，一切就要按照國際慣例進行，中國政府想沒有任何根據逮捕你或沒收你的私人財產時，你就可以根據上市企業所在國的法律抗爭，至少當中國政(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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