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後感

由卡瑪-韓頓 (Carma Hinton)、高富貴 (Richard Gordon)夫婦和白傑明 (Geremie Barme)合導的電影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英文片名"Morning Sun")，最近在海外上演。這部電影主要是追溯和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運動的起源，所以裡邊出來現身說法的人物幾乎都是1966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而且是以北京的幾個重點中學裡的幹部子女為中心。

《八九點鐘的太陽》這部電影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難得的是卡瑪她們請來了宋彬彬、駱小海這樣的紅衛兵代表人物接受採訪。宋彬彬是當年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8.18"那天代表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佩帶袖章，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嗎！"第二天，全國各種報紙都登出宋彬彬給毛戴袖章的照片以及毛的這段談話。接下來，報紙上又發表了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宣稱從此改名宋要武。駱小海是當年清華附中的學生。清華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駱小海是紅衛兵造反宣言《無產階級 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這篇文章的執筆者。

電影裡宋彬彬、駱小海都被遮住臉，觀眾看不清她們的面孔，這表明她們不願意讓人們認出自己。另外她們的談話也帶有很明顯的自我辯護的色彩，內容很值得商議。這說明當年發生的事情給她們留下非常濃重的陰影，她們知道自己當年的行為是飽受非議的，她們不再把當年那段光榮歷史當成光榮。善哉善哉！子曰："知恥近乎勇"。

文化革命的殘酷表現其一就是，它讓一些不成熟的年輕人一下子獲得了太多、太大的做錯事的機會、誘惑與權力，從而也給後來的他們留下了極難克服的精神壓力。那時候遇羅克在一篇文章裡對這些驕狂不可一世的高幹子女寫下過這樣一段話。遇羅克說：我們憐憫你們，在學校裡受到的是怎樣一種脫離實際的教育，在家庭裡過著怎樣一種養尊處優的生活，讀的是怎樣一些胡說八道的文藝作品，形成了怎樣一種愚不可及的思想，養成了怎樣一種目中無人的習氣，干了怎樣一些遺恨終生的傻事。現在回過頭來讀這段話，真讓人感慨萬端。

37年過去了，當年的革命小將如今都兩鬢飛霜，可是直到今天，當人們一提起宋彬彬、駱小海的名字，人們聯想到的仍然是血腥的紅八月，是造反精神萬歲，給毛主席戴紅袖章、不要文質彬彬要武嘛，還有抄家、打人、打老師、打同學，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紅色恐怖萬歲，等等、等等。現在有不少人談到懺悔，參加過文革的人應該對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懺悔，我以為最好的懺悔莫過於把這段經歷原原本本的記下來，最好再寫進自己理性的反思。這種工作別人無可替代，這正是思想和文字的偉大意義，它可以使苦難得到補償，罪過得到救贖，靈魂得到升華，並且使我們個人的經歷變成歷史的教訓。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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