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萬:《中國農民調查》之一

　　 1 騷動的路營村

　　 生與死，肯定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語的老人，恐怕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錯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時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還會讓人感到吃驚：有的人明明活著，好像已經死了；有的人已經死了，卻彷彿還活著。

　　丁作明已經死了，他的死不能說是「重於泰山」，但在他死後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當我們走進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貧困縣利辛縣，向許多人打問去紀王場鄉路營村的路怎麼走時，回答我們的，首先不是去路營的路應該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問，問話的內容又幾乎眾口一詞：「你們是到丁作明那兒去？」

　　丁作明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農民，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如果說有，也許就是他比別的農民多念了幾年書，從小學念到了高中畢業，而且唸書時十分用心，家裡窮得有時揭不開鍋了，他仍然一聲不吭地跑到院裡的水缸邊上，像澳大利亞駝鳥那樣蹶起屁股，把頭埋進缸裡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飽後，照樣唱著，跳著，去上學。考大學時，大家都說他太虧，離錄取線只差幾分，如果他不是利辛縣鄉下農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進大學校門的；即便就是生在別的一個什麼城市，他也會是另外一種命運。但是他是路集中學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只能回到路營村，這就又與那些一個大字不識的泥腿子沒有了區別，他必須同中國所有的農民一樣下田幹活，去侍弄莊稼。再要說有什麼不平常，就是裝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別的農民愛翻報紙，愛聽廣播，愛咬文嚼字，愛動腦瓜子。平時為人別說多謙和，但認死理，敢說真話，敢同村裡、鄉里的頭頭腦腦平等地說話。正是因為這一點，他也就比大夥多出幾分煩惱，以至最後惹來殺身之禍。

　　 他分明早就已經死了，利辛縣城的那些人怎麼可以說我們「去到丁作明那兒去」呢？

　　 難道還可以尋找到一條路，能夠走到丁作明那兒去嗎？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熱切期望的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日子。他絕沒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將會在這一天走到盡頭。

　　頭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訪村民接到了鄉里的通知，要他們到鄉里開會。會上，鄉領導說，縣裡對你們告狀的事很重視，希望在你們八人中選出兩人，再從黨員、幹部中各選二人，組成一個清帳小組，對路營村村幹部的經濟帳全面清查。這天上午，清帳小組正式成立並開始查帳。這消息，使得整個路營村的村民一片歡騰，鎖在人們眉頭的愁雲一掃而光，有幾個農民竟激動地奔過直溝，跑到對面的商店買來鞭炮，準備在村頭上放一放，讓大夥出出惡氣聽個響。只是這一年的春節來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農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過罷正月十五，年就遠了，問了幾家商店全沒貨，鞭炮就沒買成，但丁作明這一天的心情卻分明比過年還舒暢，邁出家門的步子都帶有了幾分彈性。

　　利辛縣是解放後才劃出的新建縣，這一片原來分別屬於渦陽、阜陽、蒙城、太和、鳳臺和穎上六縣邊區，是個六不管的貧困地區。境內多為黃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沒法走人；還有為數不少的砂土，鹼土更是佈滿各處。路營本來就夠偏僻落後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場特大洪災的襲擊，家家窮得叮噹響。這一年眼看春節就要臨近了，村裡卻沒有一點要過年的喜慶勁，全村算下來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邊派下來的各項負擔加起來每人居然攤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頭，起早貪黑，跑細了腿，累彎了腰，打下的糧食扣除口糧，其餘的就全被村裡以各種名義「提留」走了，有幾戶收的不夠繳的，村鄉和派出所穿的是連襠褲，「不給就拘留你」。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一種習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為躲債不敢回家過年這種只應該發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會在路營出現了。中國農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麼，為啥還會這樣苦？作為「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黨的農村幹部，又為啥這般凶呢？於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別的路營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從廣播裡和報紙上得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他花了幾個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後就去各家各戶「宣講」。宣揚黨的會議精神卻要偷偷摸摸地進行，像當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國統區」的秘密活動一樣，這使他感到十分彆扭又十分激動。

　　 他的眼睛在那些農舍梁間吊下來的燈泡的光暈中發著亮。他對鄉親們肯定地說；「村幹部這樣徵收『提留』的做法，是違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認真和擁有的學識，足以使那些習慣於蹲在黑暗地方又早習慣了逆來順受的村民們心服口服。但是，這一次，隨著一陣沉寂之後，還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質疑：「周圍村莊，附近鄉鎮，不都是在這樣搞的麼，天高皇帝遠的，你能拿他們怎麼辦？」
　　 「我不信有理沒處講。」丁作明不信這個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國務院最新的規定讀給村民聽：收取農民的提留款不得超過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將百分比作了特別的強調。「明擺著，村裡從我們這兒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過了這規定，已經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還要多！這次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要求：『各地應保護農民的利益，減輕農民的負擔』。他們分明是在瞎搞，我們要到鄉里討個公道！」

　　 「鄉里會買我們賬嗎？」有人感到這事太難。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說，」一個部隊退伍回來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況咱這是按中央的規定向上邊反映問題，鄉里不買賬就上縣！」

　　 漸漸地，農舍裡的氣氛開始變熱鬧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書記董應福，將村民們集資建成的糧倉，私自出租給別村使用，從中撈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後，又將糧倉搗鼓掉，鯨吞了三四萬元的售出款。特別是，大災之年，中央曾有專門指令，貪污救災物資是要判刑甚至殺頭的，董應福竟敢把救濟給路營的衣物和食品佔為己有。而且，對計畫生育的罰款，以及各種多 「提留」的錢物，均不入帳，或是故意弄成一筆糊塗帳。

　　 不一會，大夥就從村幹部扯到了鄉幹部，你一句我一句，話音兒不落地似炸開了鍋。

　　有人揭露：紀王場鄉康鄉長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權勢，橫行鄉里，多次操著電棍，拎著手銬，跑到路營亂要各種錢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災，上邊規定不准再向受災的農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卻帶著民兵，活像日本鬼子進村，強行搶奪村民的錢物。發現有誰躲在家裡不開門，就支派打手用腳踢門，分文不得少，還要額外付給踢門「功臣」的勞務費。搶得錢財後，便領著一幫人吆三喝四地下館子，吃喝的花費回頭還要從村民們的集資款中予以報銷……

　　 大家越說越來氣，最後望著丁作明，請他拿主意。「納鞋要有針線，告發人家得有證據。」
　　 丁作明說，「咱們可以到鄉黨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裡的收入帳目。」
　　 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鄉黨委，向書記李坤富陳述了村裡的問題和查帳的要求。
　　 鄉黨委書記李坤富，認真看了看丁作明遞上來的「提留」表說：「是多提留了。先讓我們合議一下，兩天給你們答覆。」
　　兩天過去了，鄉里沒有動靜；又過了兩天，又過了兩三天，在一次有路營村幹部和黨員參加的幹部會議上，鄉黨委分管政法的副書記任開才，突然要路營村書記就多收提留款的問題在會上作個「交待」。董應福頓時火冒三丈，他認為各村都是這樣多提留的，沒啥好在眾人面前交待的；聽說是村民把他告到了鄉里，要查帳，就懷疑村裡有人眼紅他蓋起的幾間大瓦房，當即在會上講了狠話：「有人要清我的帳，還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誰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說，憑我的收入買不起小四輪拖拉機，蓋不起大瓦房，買不起蓋不起，可我就買了蓋了，這是我的本事！你們窮，活該！想跟我搞，你們怕是不想活了！」
　　 一個黨支部書記，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鄉黨委副書記主持的全鄉幹部大會上口吐如此狂言，實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書記沒有制止。會後，會上的情況一傳開，路營村的村民們肺都要氣炸了：「共產黨的天下，難道就沒有王法了？」
　　 丁作明嚥不下這口氣，就在過年的前三天，把路營村亂收「提留」款的情況寫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縣紀檢委。
　　 接待的同志為難地說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這裡吧。」
　　 路營村這一年的春節，顯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沒有幾戶燃放鞭炮。
　　 轉眼到了農曆正月十八，許多村民也沉不住氣了，紛紛跑來找丁作明，這才發現，丁作明整個年裡都在忙著寫控告信。他把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規定，路集村以及紀王場鄉一些幹部違法亂紀給農民帶來沈重負擔的種種做法，寫得淋漓盡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為感染了。是的，一個人應該有一種精神，也總要有一點社會責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樹葉落下來砸破頭，看到腐敗的現象不聞不問，遇到邪惡勢力不敢抗爭，我們這個民族是不會有希望的。於是，在正月十八的夜裡，地處偏僻的路營村民們，就你八角、我一元地湊足了路費，然後悄悄把丁作明在內的八位村民代表，摸著黑，送出村。
　　縣委辦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這封控告信，很吃驚，感到路營農民們反映的情況，其嚴重程度，已遠遠超出他們的想像。汪主任很快向縣委書記戴文虎作了匯報。戴雖剛調來不久，但態度極其明朗。因此，縣委的答覆讓丁作明一行十分滿意：「我們會盡快讓鄉里落實清帳小組的事，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清查；對你們反映的鄉政府的情況，也會很快予以核實、處理的。」
　　就這樣，沒有過好一個春節的丁作明，考慮大夥湊起的路費不容易，該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縣城多耽擱，就領著村民代表擠上回紀王場的農村班車。在能夠把人五臟六腑都顛翻的車廂裡，他滿懷信心和喜悅地回味著縣領導的話，卻不知道一個可怕的災難正在前面等著他，死神帶著另一個世界的獰笑，已經從地獄之門無聲地襲過來，而他渾然不覺。

　　這年二月十一日，農曆二月初一，下午三時許，村民徐賽俊、丁大剛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週」。「下六週」，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農民創造出來的一種「土圍棋」。他們正廝殺得昏天黑地，因為丁作明在一邊觀看，路過此地的路營行政村副村長丁言樂，也趁機湊了上來。丁言樂已知道丁作明向縣裡反映了他和負責計畫生育的妻子貪污提留款和計畫生育罰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著碴兒，同丁作明發生口角。
　　 丁言樂對徐賽俊和丁大剛威脅道：「你們這可是賭博呀，我可以把你們抓起來！」他這麼說，卻盯著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們這是在玩遊戲，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應該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樂凶狠地說：「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聽不得這種口氣，更看不慣一當上幹部就變臉的這種人。不過，他意識到，來者不善，顯見是在藉故尋釁了，就沒再吭聲。
　　 誰知，丁言樂得寸進尺，開始用肩去撞丁作明。邊撞邊嚷，耍起了無賴：「怎麼，你想打人？我給你打！我給你打！」
　　丁作明完全沒有思想準備，也想不到身為副村長的丁言樂，竟會如此下作，他連連後退。丁言樂卻步步緊逼，越撞越猛，已是窮凶極惡。丁作明無奈，只好躲開。就在丁作明閃身離開的當兒，丁言樂凶狠地撞過來，撞了個空，由於整個身體失控，一頭跌進旁邊的莊稼地裡，跌了個嘴啃泥。
　　 丁言樂這下子終於找到了可以「理直氣壯」進行報復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發到的這些人都並非凡角，會想方設法伺機報復的，只是覺得丁言樂這樣做是在耍下三爛，太沒水平，就一句話也沒說地回家了。
　　在遠離現代文明的路營村，「別拿豆包不當乾糧，別拿村長不當幹部」這句話絕不是玩笑，別說鄉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幹部告到縣裡去，那就是「找死」。丁言樂本就懷恨在心，這又跌了個嘴啃泥，等於火上加了油。為擴大事態，他便以「被丁作明打傷」為幌子，一個下午先後六次找上門，要打丁作明。丁作明愛人祝多芳雖然不瞭解情況，也只得一再賠禮道歉，但丁言樂並不罷休。
　　 不久，丁言樂的兒子丁傑，手裡掂著把菜刀，在門外大喊大叫，嚷著要丁作明「滾出來」。
　　當晚，村民們都勸丁作明趕快離開路營村，出去躲一躲。開始，丁作明死活不願意，覺得村幹部欺人太甚，幹嗎要躲？後來考慮到，縣領導已經支持他們清查村裡帳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幹部貪污錢財的事，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不能因小失大，擾亂了縣裡的計畫。再說了，丁言樂們怕的就是你躲，這些人巴不得鬧得雞飛狗跳，天下大亂，這樣才可以趁機將水攪渾，最後攪得是非不清。
　　 於是丁作明當天夜裡忍氣吞聲離開了路營村。
　　 第二天天剛麻麻亮，丁言樂果然就帶著全家人凶神惡剎地再次找上門來，要同丁作明大鬧一場。祝多芳小心地說：「丁作明不在家。」丁言樂那裡肯信，闖進屋裡，叫全家人仔細查找，不見丁作明的人影兒，就又氣又惱地說：「我昨天被丁作明打傷了，需要住院治療！」
　　這時，路營村的支部書記董應福出面了。他協同丁言樂妻子孫亞珍一道，將丁言樂安排進了鄉醫院。隨後，孫亞珍又以分管計畫生育的身份，向鄉長康子昌、鄉黨委副書記任開才遞上了頭天晚上寫好的揭發材料，聲稱「丁言樂因計畫生育工作抓得認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攔路毆打致傷」，要求對丁作明作出嚴肅處理。
　　康子昌和任開才，對孫亞珍告發丁作明事實的真偽根本沒有興趣去瞭解，而是幸災樂禍。因這時縣委辦公室的通知已經到了紀王場，縣委的指示十分明確，要求紀王場鄉黨委和鄉政府盡快安排有上訪代表參加的清帳小組，對路營行政村幹部的帳目進行全面清查。上訪的人員是哪些人無須康任二人去瞭解，他們知道帶頭鬧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屬下的問題告到上頭去，這是康子昌和任開才都無法接受的；何況他們也猜得出，丁作明這次到縣委是連他們的問題也「捎帶」了的。顯然這是在損害紀王場鄉的對外形象，詆毀紀王場鄉黨委及政府的聲譽。這是絕不允許的，也是他們難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開才在接到孫亞珍的揭發材料後，當即就指示鄉派出所對丁作明的問題嚴肅處理。
　　 紀王場鄉派出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已經不再是我國公安機關遵照憲法和法律規定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派出機構，完全淪為鄉鎮領導幹部們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鄉長和黨委副書記的指示後，不問青紅皂白，就發出傳票，傳丁作明立刻來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聽說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樂夫妻二人給他捺了「壞藥」。不過，他並沒把這事想得很複雜，他認為只要自己沒幹犯法的事，任誰誣告栽贓都沒用，事實總歸是事實。
　　 丁作明坦坦蕩蕩地走進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進派出所大門的步子是充滿著自信的。因為正是這天上午，縣委要求組建的清帳小組不僅正式成立，而且已經開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幹部的經濟問題便會查個水落石出。
　　 來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發現，這個世界一切都顛倒了，「指鹿為馬」並非只是寫在《史記》中的一個故事，把鹿硬說成馬也絕非宦官趙高才有的惡行。
　　 這以後發生的事情，公開的傳媒至今沒有作過任何披露，所幸的是，偵破此案以後，有關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內部的文字材料，在這次調查中，我們見到了這份充滿血淚與恐怖的「報告」。
　　 派出所副所長彭志中見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為什麼打丁言樂？」
　　 丁作明解釋說：「我沒打，我從沒打過誰。」
　　 彭志中仍然還是那句話，只是語氣變得更加嚴厲了。
　　 丁作明再次申辯：「我從沒打過誰，你們可以到村裡去調查。」
　　 丁作明覺得無須回答，這話彭志中應該去問丁言樂。
　　 「說！」彭副所長已經沒有耐心了，他銳聲喝道。
　　 「你們這麼肯定說我打了丁言樂，有證據嗎？」丁作明忍無可忍地說，「如果那天在場的村民，哪怕是個小孩，只要有人證明我打了丁言樂，我願承擔一切責任。」
　　 彭志中根本不聽丁作明的申辯，他提出了兩點處理意見：「一，你丁作明付給丁言樂二百八十元五角的醫藥費；二，在紀王場逢集時，你丁作明用架子車把丁言樂從醫院拉回家。」

　　這種顛倒是非充滿欺辱敲詐的處理意見，丁作明當然不可能接受，他當即反對道：「我沒打丁言樂，丁言樂不可能傷在哪；他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一拍桌子說：「難道我的話就不算數？我現在問你，我的裁決已經下了，你出不出錢吧？」丁作明平日留心過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識，於是說道：「我沒有打丁言樂，你下了這樣的裁定，我可以上訴。

　　 」彭志中終於被激怒了。他指著丁作明大聲喊道：「我現在就可以把你關起來，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說道：「即便按照你剛才的處理意見，我也夠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對我『刑事拘留』，也應該在二十四小時內說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說：「那好，我告訴你，我可以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放出去後不給錢，我再關你二十三個半小時，直到你出錢為止！」

　　 彭志中說到這，摔門而去，他喊來治安聯防隊員祝傳濟、紀洪禮和趙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關進派出所非法設立的「留置室」。所以說它「非法」，是因為國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廳，都分別於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兩次發文嚴令各派出所不得設立羈押場所。

　　 丁作明當然聽不懂由彭志中嘴裡說出來的這些所內平日的慣用語，三位治安聯防隊員卻是心知肚明。說丁作明「興」，是指他「不服氣」；所謂「加加溫」，就是要給丁作明一點顏色看，可以施以體罰、毆打，必要時，甚至可以採取一切手段，總之，要被處理者招供認帳為止。

　　祝傳濟礙於曾是丁作明的中學同學，又是近莊鄰居，不便當面下毒手，很快也就藉故避開了。不過，一向善於察言觀色領會領導意圖又深得彭志中歡心的祝傳濟，知道丁作明是個寧折不彎認死理的人，同時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離開之前特地把紀洪禮和趙金喜喊出門外，交待二人不妨給丁作明「拉拉馬步」。
　　 祝傳濟提到「拉拉馬步」四個字時，語調是十分平靜的，但在紀洪禮和趙金喜二人聽來，還是從這看似平靜的語調中感到了一種殺氣。因為這是紀王場鄉派出所最殘酷的一種刑罰了。

　　 祝傳濟望著紀、趙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後院治安隊宿舍向王進軍傳達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馬上趕過去，務必將丁「拿下」。

　　紀洪禮、趙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傳濟的授意，把丁作明從「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讓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不依，就衝上去連推帶搡，逼著丁作明就範。丁作明雖說在學校讀了十二年書，卻也不是文弱書生，畢竟是在大田裡耕耙耬耨磨練過來的，累得紀洪禮和趙金喜上氣不接下氣，硬是無法將丁作明治服。

　　 這時王進軍手拎一根桑樹棍進了門。
　　 紀洪禮和趙金喜見王進軍拎著傢伙前來增援，就謊稱丁作明動手打了他們。王進軍一聽指著丁作明厲聲喝道：「在這裡嘴硬沒你好果子吃！」說著就要丁作明拉馬步，丁作明依然執意不從。

　　 王進軍嘴裡不乾不淨罵了一句，操起桑樹棍劈頭蓋臉就掄過來。丁作明左閃右躲，結果臂上 、腰上連遭猛擊，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脫口喊出聲，但他就是不依從。

　　 丁作明不拉馬步，王進軍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掄著手裡的桑樹棍。

　　同樣也是農民的聯防隊員王進軍，為什麼對自己的農民弟兄做如此凶殘的事情？一個符合邏輯的解釋只能是，人從爬行動物進化到今天，雖然創造出了最輝煌的科學技術和最燦爛的現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殘暴的劣根性，仍會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現象出現，這說明人性進化的緩慢。此時的王進軍，就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變成了發泄野性的異類。

　　 據說，王進軍這已不是第一次獸性發作了，自從來到紀王場鄉派出所，幹上了治安「聯防隊員」，打人就成為他日常的工作。沒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短网址: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本站授權許可。 嚴禁建立鏡像網站。

---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