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胡耀邦比算帳

今晨，又在歡快的爆竹聲中醒來，心情十分的歡暢。春節剛過，元宵佳節在即，喜氣洋洋。大家都高興，最高興的當然是孩子們，壓歲錢仍然在口袋裡裝著，吃喝都不愁的孩子們最感興趣的還是煙花爆竹，瞧，朵朵綻放的煙花多像孩子們燦爛的笑臉。
聽著喧囂的爆竹聲，不由得想起胡耀邦同志當年算過的爆竹賬：1981年除夕夜，當時的北京煙花爆竹漫天齊放，映紅了首都的天際，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一邊觀看，一邊卻和秘書算了一筆經濟賬；全國12億人口，按每戶4口人計，有3億戶，每戶花30元買爆竹煙花，要花掉90億人民幣。「如果把這幾十億人民幣用來救助失學兒童，能使多少萬個孩子受到教育呢？如果用這些錢來救濟貧困地區的父老鄉親，又能辦多少事呢？」他還算了一筆環境賬：「你看北京的夜空，烏煙瘴氣。北京如此，全國也一樣。我們國家人口多，生態環境是個大問題，治理生態環境是我們以後的一項大任務哩。」他還算了一筆安全賬：既有因為煙花爆竹而引發的爆炸火災事故，而且還有那麼多的人身事故，「我聽說，每年北京同仁醫院光是炸壞眼球的人去醫院要排長隊，這怎麼了得！」

表面上看，這三筆賬合成一筆賬，真是有弊無利，至少也是弊巨利微，所以，在我的印象中，80年代起，各大中城市都興起了一股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立法熱潮。在數年內，我絲毫聽不見城市中春節的氣氛，除夕夜就在冷清中度過。可是，農村依舊煙花漫舞，爆竹聲聲，農民才不管你的什麼「經濟賬」「環境賬」「安全賬」，農民在辛苦勞作了一年後，要的就是春節的喜氣勁兒，要不還過這個年幹什麼？城市也不甘願在冷清中度過春節，於是，偷偷燃放爆竹煙花的，偷偷賣爆竹煙花的，開始，政府查禁的是很嚴，還經常在報紙上披露，後來索性裝聾作啞，再後來發現老是這麼禁止著也不是個事兒，所以趕緊修改禁止燃放的地方法規，准許在法定假日燃放。「良法徒以自行」，法律是什麼？是絕大多數公民意志的體現，如果是以少數人的意志為根據而制定的法律，想要施行必然要遭受絕對的阻力，不管少數人是出於任何的良好用心。

如果要算帳，我也能算筆有弊無利，弊巨利微的賬。少數人不是說，煙花爆竹就是災難的象徵嗎？那麼請看：全世界公認吸菸有害健康。我算一筆經濟賬：全國13億人口，其中男性算一半，那就是6億5千萬，其中再算1/3吸菸的，那就是2億煙民，剔除女性煙民不算，中國也有2億煙民，以每人每天一包計算，一年365包，以平均每包3塊錢計算，一年1000元，全國就是2000億人民幣。那麼把這2000億人民幣用到失學兒童或者救濟貧困地區，那又能辦多少事情？我再算一筆環境賬：吸菸有害健康，人人都知道，每年因為吸菸導致的疾病又有多少呢？心腦血管疾病，癌症，呼吸系統疾病，循環系統疾病，那樣不是健康的大敵，人民的公害呢？我再算一筆安全賬，每年因為吸菸導致的失火，而損失多少財產和鮮活的生命呢？大興安嶺的凶猛烈火就是一顆小小的煙頭引燃的。

三筆賬合成一筆賬，是不是有弊無利，弊巨利微呢？那麼政府除了現有的保護未成年人的等法規中限制香菸以外，為什麼沒有更深層次的禁止呢？還不是因為，香菸行業是利稅大戶，還不是因為香菸行業涉及的就業人數眾多，政府無法解決香菸行業的失業人員，無法不依賴香菸所創造的利稅。

如果要算帳，我還能算很多筆賬，例如，每年公款吃喝的2000億人民幣等等。。。

我始終認為，制度和法律之所以有恆久的力量，並不在於制度和法律制定者的權力，而在於制度是由民主產生的，法律是由民主的程序和由民主程序選舉的立法者產生的，沒有民主作為保障的制度永遠是不穩定的，沒有依照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立法者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制定的法律無法表達民意，頂多是少數人的喉舌，這樣的法律也是不穩定的，因為它與個人的生命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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