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4-04-20 09:15:00作者：作者：章俊（日本）
2000年10月底，我去北京為法輪功上訪，後被上海駐京辦送回上海徐匯區的康健小區的派出所。
在康健派出所，我瞭解到與我同住的一位同修因散發真相資料被抓了。警察開始盤問我，不讓我睡覺，連眼睛都不讓合上，還找了3個聯防隊的人輪班來看著我，只要眼睛閉上就來把我弄醒。他們每天在午夜的時候開始提審我，問我很多細節，例如甚麼時候得的法呀，通過誰得的法呀。你還煉不煉？我說煉，為甚麼不煉。他們就用親情來打動我，說你這樣，你家人多傷心啊。我不動心。他們又說這樣下去你的工作沒了，上海戶口也給你註銷。
第3天凌晨，他們恐嚇我，說要把我衣物扒光，讓我赤腳，只穿一條內褲站在派出所門口。我說，這是你們在迫害我。他們說，如果這樣你還不生病的話，我們就相信法輪功，我們也跟你一起煉。我說：你要煉就煉，沒有人強迫你、也沒必要非得要你煉不可。
後來聯防隊負責看管我的一個中年婦女，沒人的時候我們聊天，我問她隔壁那位同修怎麼樣了？她告訴我說，他比你慘多了，你還算好，還沒挨打，那位同修被背銬在椅子上很長時間，身上也被打得很慘的，青一塊紫一塊的。後來有一次上廁所，我故意到那個門口看了一下，門關著，裡面正傳來警察大聲打罵的聲音，門口的地上擺著同修的皮鞋還有襪子以及皮帶。我還想再看就被聯防隊的人推走了。
警察不斷的問我說，在以我的名義租的、我和那位同修合住的房子裡搜出了一旅行包的資料，問我資料的來源。有沒有帶資料去北京，有沒有發過資料。我說沒有。然後他又問我，同修以前有沒有去發過資料，我說不知道，我平時上班不清楚他的事情。
這種情況到了第三天有了變化。第三天下午，一個年輕的警察衝過來，讓我罰站。站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問我說，你知不知道為甚麼罰你？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不老實，不說實話。那個學員已經告訴他們了，說我知道那資料的。
我當時一聽就懵了。我想難道是同修都說了？然後警察又說，再給你個機會，你要不說就沒機會了。我當時就不理智了，心想同修怎麼能這麼對我，然後我就說了那資料放到我家裡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是資料哪裡來的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610的人又來了，他們又問我那個資料甚麼時間放到我家裡的，當時誰來送的，我也都說了。我說那個人我並不認識，也沒見過。後來他們要我回憶那個人的姓名。我說我不清楚。然後610的人拿來了從我們家中抄來的同修的通訊簿，要我指認。我說我不知道，沒有印象。他們翻到一個名字說，是不是這個人？我一看覺得他們可能都知道了，就說有可能但是我也不能確定。
等到610的人走了，我冷靜下來才覺得可能上當了，我被他們耍的那套整人的詭計給騙了。可是大錯已經鑄成。
後果是導致一個本來沒暴露的同修被監視。去年來海外後從別的同修處瞭解到該同修在 2001年8月被勞教1年半，僅僅因為和其他同修交流。
在看守所被關押的30天裡，警察把我和死刑犯、吸毒犯、詐騙犯還有小偷、持槍搶劫犯關在一起，我心裏上實在承受不住了，就想著早日能出去。管教通過牢頭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寫不煉的保證書。並說不寫就是勞教，寫就放了你。那時真是一天也不想在呆下去了，就想我給他寫個假的，玩文字遊戲，反正我出去還煉。
在每一個週五，上海市國安局徐匯分局610的陳振勇、邱儉2個人都會來提審我，他們是徐匯區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責任者。我和同修的案子就是他們辦的，同修後來被判2年勞教，還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我的出賣而暴露的同修 10個月之後在2001年8月被送1年半勞教，他們都是主要責任人。
陳和邱2人一唱一和，給我不斷施加心理壓力，在第2次提審我的時候，他們要求我給他們當特務，看守所放出去之後繼續出賣其他同修。我痛苦地掙紮了一週後，在下一次提審的時候可恥的答應了。我最後還掙扎的想要保有一絲良知，對他們提出只會幫助他們瞭解一下學員的思想情況。諸如幫著說服轉化其他學員，還有誘騙某位學員出來散發資料好讓他們抓住送勞教或者判刑的事我是絕對不干的。
當時想先應付著答應下來，出去後能推就推，能不做就不做，將來實在推不掉的話也就應付著編一些，或者挑一些無關緊要的告訴他們。
在承受不住迫害向他們妥協的情況下，我被釋放了。最後一次610的陳振勇，邱儉2個人來提審我的時候，向我勒索2萬人民幣，我不知怎麼得好像那個時候開始比較理智一些了、知道這是他們來勒索我的伎倆，我就一口咬定要錢沒有，要命一條。他們說沒錢的話可能不能放你，那就只能勞教了。我心裏想，勞教就勞教吧，真要那樣我也不用做那特務了，也算是好事，聽天由命吧。當時心裏真是這麼想的，如果勞教了，心理上也沒有那個做特務的壓力了，也是好事。在我答應了邪惡做特務之後，心裏真是那個難受呀，所以在那一瞬間我也覺得和做特務比起來，勞教也不是那麼難以接受了。
在被釋放後的頭幾個月裡他們多次試圖和我聯繫，因為我沒有手機、沒有傳呼機，他們也無法找到我。他們就向我的一個常人朋友施加壓力，讓他一定轉告我和他們聯繫。朋友轉告我了幾次，我都置之不理。
直到2001年2月底的一天，我工作的公司正在搬家，前臺接待小姐告訴我，有人找我。走到門口一看，原來是上海國安局徐匯分局610辦公室的陳振勇、邱儉。他們穿著便裝，很得意地問我，沒想到吧，想躲你也躲不了。
我再一次向他們妥協。他們決定以後電話通知我，並要我和他們保持聯繫。
他們後來隔幾週就會來公司找我，一方面要確定我的思想狀態，另一方面繼續威逼利誘我替他們做特務。從他們透露的訊息中我瞭解到，原先與我同住的那位同修被強迫執行2年非法勞教。截止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為止，已經過去了3年半時間，可是那位同修仍然音訊全無。無論是他常人中的同學也好，朋友也好，都沒有他的音訊。從99年他被上海交大強制停學開始，他就消失在同學和朋友的視野中了。
我對610的陳振勇和邱儉說，我只有2000年底在康健派出所因我在審訊中出賣而暴露的那位同修的電話，和交大別的同修都沒聯繫，沒有他們的聯繫方式。於是他們兩人就要求我有空的時候多打電話給那位同修，並且要求我通完電話後馬上和他們聯繫，告訴他們通話內容。
我推脫了多次，最後在陳振勇和邱儉的催促下，2001年3月開始我在公司裡和那位同修通過幾次電話，談話內容很普通，我盡量避開大法的話題，同修本著一顆善心鼓勵我，並詢問我的情況，但都被我岔開了話題。我對他說，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徐匯的610已經在注意你了，還有你沒事不要和我打電話，就是我打電話給你，你也不要告訴我甚麼敏感的事情。當時我沒能坦白告訴這位同修，我是特務。
2001年4月中，陳振勇和邱儉還曾經要求我聯繫另一位女大法弟子，要我瞭解她的思想情況。
那位女同修99年7.20後大概在8月份就和另幾位同修一起走出來去北京上訪，後來正念從上海駐京辦走出，弄開上海駐京辦2樓的窗戶跳下，因為是深夜，樓比較高，背後是小巷，地形不平，好像是摔斷了雙腿的表現，也因此才沒有被送勞教，得以保外就醫。可是家庭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外出也被監控的狀態。610 因為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她非常堅定，想要送勞教吧、雙腿不能站立，勞教所不收。
我給這女同修家打了電話，女同修接了，沒說幾句，她就說現在不方便把電話挂了，說以後再打給我。我也放下一塊大石，因為沒有牽扯到甚麼大法的話題。後來大約3週後，那位女同修在外面的公用電話給我打電話，她告訴我她家的電話不安全都被監控的，讓我沒事不要往她家打電話。我也告訴她說，610的人還在注意她，可能正在密謀送她勞教或者非法判刑，讓她自己注意。並讓她以後不要打電話給我了。當時沒有勇氣告訴這位同修，2000年她大老遠拄著枴杖甩掉監視者給我送來新經文的這麼慈悲的舉動，也被我在康健派出所裡寫的那份和3位同修的接觸過程的材料給出賣了。
到2001年6月份，我工作的公司因為項目的關係派我來日本出差，和這邊的學員聯繫上了，並給了我大法書還有煉功音樂磁帶。自己在這裡經過3個月的靜心學法，後來終於排除了干擾，決心回國後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幹這樣的事。
2001年8月，我收到從國內來的一封email，是陳振勇和邱儉寫的，他們打電話到我公司找我，公司的人說我出差來日本了，他們在信裡赤裸裸的要求我收集日本法輪功學員的情報，當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把信刪除了。
2001年9月回到上海後，大約在9月底還是10月初，陳振勇和邱儉又打電話到我公司裡來找我，我很嚴厲地對他們說我沒空，你們以後不要再來騷擾我的生活，你們說的那些事我不會再給你們干了，說完我就直接把電話挂了。
大約一個月以後，2001年11月，陳振勇和邱儉再次打電話到公司裡找我，我一聽是他們，我立馬說我沒空，要是你們還是想讓我替你們幹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以後你們再也別打過來了，我不想也不會再幹這樣的事。
他們馬上偽善的說，我們就像朋友一樣聊聊天嘛，不談法輪功的事。我說，你們要是拿我當朋友，請你們尊重我的選擇。說完我就把電話挂了。從那以後，610的人再也沒來找過我，不論是電話還是別的甚麼方式。
雖然我在2003年再次來到日本之後馬上在明慧網發表了嚴正聲明，可是2000年10月-2001年6月的這段經歷，成為我的污點和恥辱，讓我一想起來心裏就覺得痛苦萬分。
在康健派出所，我瞭解到與我同住的一位同修因散發真相資料被抓了。警察開始盤問我，不讓我睡覺，連眼睛都不讓合上，還找了3個聯防隊的人輪班來看著我，只要眼睛閉上就來把我弄醒。他們每天在午夜的時候開始提審我，問我很多細節，例如甚麼時候得的法呀，通過誰得的法呀。你還煉不煉？我說煉，為甚麼不煉。他們就用親情來打動我，說你這樣，你家人多傷心啊。我不動心。他們又說這樣下去你的工作沒了，上海戶口也給你註銷。
第3天凌晨，他們恐嚇我，說要把我衣物扒光，讓我赤腳，只穿一條內褲站在派出所門口。我說，這是你們在迫害我。他們說，如果這樣你還不生病的話，我們就相信法輪功，我們也跟你一起煉。我說：你要煉就煉，沒有人強迫你、也沒必要非得要你煉不可。
後來聯防隊負責看管我的一個中年婦女，沒人的時候我們聊天，我問她隔壁那位同修怎麼樣了？她告訴我說，他比你慘多了，你還算好，還沒挨打，那位同修被背銬在椅子上很長時間，身上也被打得很慘的，青一塊紫一塊的。後來有一次上廁所，我故意到那個門口看了一下，門關著，裡面正傳來警察大聲打罵的聲音，門口的地上擺著同修的皮鞋還有襪子以及皮帶。我還想再看就被聯防隊的人推走了。
警察不斷的問我說，在以我的名義租的、我和那位同修合住的房子裡搜出了一旅行包的資料，問我資料的來源。有沒有帶資料去北京，有沒有發過資料。我說沒有。然後他又問我，同修以前有沒有去發過資料，我說不知道，我平時上班不清楚他的事情。
這種情況到了第三天有了變化。第三天下午，一個年輕的警察衝過來，讓我罰站。站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問我說，你知不知道為甚麼罰你？我說我不知道。他說，你不老實，不說實話。那個學員已經告訴他們了，說我知道那資料的。
我當時一聽就懵了。我想難道是同修都說了？然後警察又說，再給你個機會，你要不說就沒機會了。我當時就不理智了，心想同修怎麼能這麼對我，然後我就說了那資料放到我家裡的事，我是知道的。但是資料哪裡來的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610的人又來了，他們又問我那個資料甚麼時間放到我家裡的，當時誰來送的，我也都說了。我說那個人我並不認識，也沒見過。後來他們要我回憶那個人的姓名。我說我不清楚。然後610的人拿來了從我們家中抄來的同修的通訊簿，要我指認。我說我不知道，沒有印象。他們翻到一個名字說，是不是這個人？我一看覺得他們可能都知道了，就說有可能但是我也不能確定。
等到610的人走了，我冷靜下來才覺得可能上當了，我被他們耍的那套整人的詭計給騙了。可是大錯已經鑄成。
後果是導致一個本來沒暴露的同修被監視。去年來海外後從別的同修處瞭解到該同修在 2001年8月被勞教1年半，僅僅因為和其他同修交流。
在看守所被關押的30天裡，警察把我和死刑犯、吸毒犯、詐騙犯還有小偷、持槍搶劫犯關在一起，我心裏上實在承受不住了，就想著早日能出去。管教通過牢頭做我的思想工作，要我寫不煉的保證書。並說不寫就是勞教，寫就放了你。那時真是一天也不想在呆下去了，就想我給他寫個假的，玩文字遊戲，反正我出去還煉。
在每一個週五，上海市國安局徐匯分局610的陳振勇、邱儉2個人都會來提審我，他們是徐匯區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責任者。我和同修的案子就是他們辦的，同修後來被判2年勞教，還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因為我的出賣而暴露的同修 10個月之後在2001年8月被送1年半勞教，他們都是主要責任人。
陳和邱2人一唱一和，給我不斷施加心理壓力，在第2次提審我的時候，他們要求我給他們當特務，看守所放出去之後繼續出賣其他同修。我痛苦地掙紮了一週後，在下一次提審的時候可恥的答應了。我最後還掙扎的想要保有一絲良知，對他們提出只會幫助他們瞭解一下學員的思想情況。諸如幫著說服轉化其他學員，還有誘騙某位學員出來散發資料好讓他們抓住送勞教或者判刑的事我是絕對不干的。
當時想先應付著答應下來，出去後能推就推，能不做就不做，將來實在推不掉的話也就應付著編一些，或者挑一些無關緊要的告訴他們。
在承受不住迫害向他們妥協的情況下，我被釋放了。最後一次610的陳振勇，邱儉2個人來提審我的時候，向我勒索2萬人民幣，我不知怎麼得好像那個時候開始比較理智一些了、知道這是他們來勒索我的伎倆，我就一口咬定要錢沒有，要命一條。他們說沒錢的話可能不能放你，那就只能勞教了。我心裏想，勞教就勞教吧，真要那樣我也不用做那特務了，也算是好事，聽天由命吧。當時心裏真是這麼想的，如果勞教了，心理上也沒有那個做特務的壓力了，也是好事。在我答應了邪惡做特務之後，心裏真是那個難受呀，所以在那一瞬間我也覺得和做特務比起來，勞教也不是那麼難以接受了。
在被釋放後的頭幾個月裡他們多次試圖和我聯繫，因為我沒有手機、沒有傳呼機，他們也無法找到我。他們就向我的一個常人朋友施加壓力，讓他一定轉告我和他們聯繫。朋友轉告我了幾次，我都置之不理。
直到2001年2月底的一天，我工作的公司正在搬家，前臺接待小姐告訴我，有人找我。走到門口一看，原來是上海國安局徐匯分局610辦公室的陳振勇、邱儉。他們穿著便裝，很得意地問我，沒想到吧，想躲你也躲不了。
我再一次向他們妥協。他們決定以後電話通知我，並要我和他們保持聯繫。
他們後來隔幾週就會來公司找我，一方面要確定我的思想狀態，另一方面繼續威逼利誘我替他們做特務。從他們透露的訊息中我瞭解到，原先與我同住的那位同修被強迫執行2年非法勞教。截止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為止，已經過去了3年半時間，可是那位同修仍然音訊全無。無論是他常人中的同學也好，朋友也好，都沒有他的音訊。從99年他被上海交大強制停學開始，他就消失在同學和朋友的視野中了。
我對610的陳振勇和邱儉說，我只有2000年底在康健派出所因我在審訊中出賣而暴露的那位同修的電話，和交大別的同修都沒聯繫，沒有他們的聯繫方式。於是他們兩人就要求我有空的時候多打電話給那位同修，並且要求我通完電話後馬上和他們聯繫，告訴他們通話內容。
我推脫了多次，最後在陳振勇和邱儉的催促下，2001年3月開始我在公司裡和那位同修通過幾次電話，談話內容很普通，我盡量避開大法的話題，同修本著一顆善心鼓勵我，並詢問我的情況，但都被我岔開了話題。我對他說，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徐匯的610已經在注意你了，還有你沒事不要和我打電話，就是我打電話給你，你也不要告訴我甚麼敏感的事情。當時我沒能坦白告訴這位同修，我是特務。
2001年4月中，陳振勇和邱儉還曾經要求我聯繫另一位女大法弟子，要我瞭解她的思想情況。
那位女同修99年7.20後大概在8月份就和另幾位同修一起走出來去北京上訪，後來正念從上海駐京辦走出，弄開上海駐京辦2樓的窗戶跳下，因為是深夜，樓比較高，背後是小巷，地形不平，好像是摔斷了雙腿的表現，也因此才沒有被送勞教，得以保外就醫。可是家庭長期處於被監視的狀態，外出也被監控的狀態。610 因為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她非常堅定，想要送勞教吧、雙腿不能站立，勞教所不收。
我給這女同修家打了電話，女同修接了，沒說幾句，她就說現在不方便把電話挂了，說以後再打給我。我也放下一塊大石，因為沒有牽扯到甚麼大法的話題。後來大約3週後，那位女同修在外面的公用電話給我打電話，她告訴我她家的電話不安全都被監控的，讓我沒事不要往她家打電話。我也告訴她說，610的人還在注意她，可能正在密謀送她勞教或者非法判刑，讓她自己注意。並讓她以後不要打電話給我了。當時沒有勇氣告訴這位同修，2000年她大老遠拄著枴杖甩掉監視者給我送來新經文的這麼慈悲的舉動，也被我在康健派出所裡寫的那份和3位同修的接觸過程的材料給出賣了。
到2001年6月份，我工作的公司因為項目的關係派我來日本出差，和這邊的學員聯繫上了，並給了我大法書還有煉功音樂磁帶。自己在這裡經過3個月的靜心學法，後來終於排除了干擾，決心回國後無論如何絕對不能幹這樣的事。
2001年8月，我收到從國內來的一封email，是陳振勇和邱儉寫的，他們打電話到我公司找我，公司的人說我出差來日本了，他們在信裡赤裸裸的要求我收集日本法輪功學員的情報，當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把信刪除了。
2001年9月回到上海後，大約在9月底還是10月初，陳振勇和邱儉又打電話到我公司裡來找我，我很嚴厲地對他們說我沒空，你們以後不要再來騷擾我的生活，你們說的那些事我不會再給你們干了，說完我就直接把電話挂了。
大約一個月以後，2001年11月，陳振勇和邱儉再次打電話到公司裡找我，我一聽是他們，我立馬說我沒空，要是你們還是想讓我替你們幹那些見不得人的事，以後你們再也別打過來了，我不想也不會再幹這樣的事。
他們馬上偽善的說，我們就像朋友一樣聊聊天嘛，不談法輪功的事。我說，你們要是拿我當朋友，請你們尊重我的選擇。說完我就把電話挂了。從那以後，610的人再也沒來找過我，不論是電話還是別的甚麼方式。
雖然我在2003年再次來到日本之後馬上在明慧網發表了嚴正聲明，可是2000年10月-2001年6月的這段經歷，成為我的污點和恥辱，讓我一想起來心裏就覺得痛苦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