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很多華人都在關心一個問題，到底在海外，他們如果要講他們心理話，不一定是中國政府願意聽的話，到底他們的安全性有多大？您做為資深報人，這幾十年在香港、臺灣、跟美國從事這個報業的工作，我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李勇：差不多共產黨佔領了以後四年，就是1949年開始，我雖然是還小，剛從大陸廣州逃到香港，我們一路就可以看到的，就是在中共政權統治之下的新聞記者，或著是講話稍微超越一點的這個界線的就會遭遇到不幸，到了海外了，照理說應該是安全了，自由地區，可是呢?他們有一句話叫做「反共份子逃到天涯海角他都要對付」。
差不多從中國大陸出來都應該知道，假如他做了個新聞記者，或著是做了個政府官員，他一定會接到一個通知，說他到外面去不要亂講話，你要是亂講話的話，我們是沒有地方把你抓不到的，那麼就是說有這種恐嚇，同胞離開以後到了外面都不敢講，那麼事實上呢，從50年開始可以看得到的，從報紙上或是從這個文獻裡面，都可以看得到找得到類似這種記錄，因為在海外凡表不利於共產黨的言論，或著對毛對江對劉或著對鄧，對任何一個人有不利的話可能會遭遇他們的破壞，這種例子太多了，從香港到美國。在臺灣呢有一個好處，臺灣共產黨的勢力不可能進去，因為蔣經國跟蔣介石時代，共產黨不要說在臺灣活動，都是潛伏在那邊，被人家發現要坐牢，所以共產黨不敢在臺灣公開活動，但是在香港在美國，又是完全自由地區，他們允許共產黨活動。
中共政權，根本他們就不是中國政府，他是一個政權，是一個共產黨的政權，根本就不能代表中國，中國是你跟我的，中國同胞也是我們的同胞，對共黨來講，中國人跟中國同胞都是他的敵人，所以凡是發現敵人說了些對他不利的話，他一定採取很殘酷的、很毒辣的、殘忍的手段來對付你，這個例子太多了。
主持人：你能不能具體的舉幾個例子。
李勇：我告訴你一個例， 我曾經在黃花崗雜誌2003年第三期(總號第六期)，我發表過一篇「中共在香港和紐約製造的這個恐怖暴力和實錄」，這我都有記錄下來的，為什麼會寫這個，是因為法輪功學員在紐約華人街被他們打，我從那個地方想到。
主持人:您在1949年就已經從廣州去了香港，您對香港問題一定蠻熟悉的，能不能跟我們講一講香港在中國解放49年以後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李勇：假如談的太遙遠對聽眾來講可能就印象模糊，就拿最近香港發生的三個名嘴，鄭經翰、黃毓民、李鵬飛，三個人在商業電臺主持一個節目遭到中共的恐嚇，所以他們就停播。
主持人：對，您對此事怎麼看？
李勇：為什麼我對這件事情這麼熟悉，因為黃毓民是我的學生，當時在香港駐海書院教書的時候，他是我教了四年的新聞系的學生，他在香港的表現他的文章口才，香港人都耳熟能詳每一個人都知道，那這次呢，在香港他講話一向批判的很深入，所以他這個就走啦，跑掉了之後呢，中共唐家璇當眾的說，他是為了逃債務，這根本就是污蔑人的事情，黃毓民到了美國後，我曾經跟他通了電話，他說，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情，我怎麼(變成)欠債要逃呢?如果我欠債，那鄭大班，李鵬飛也欠債嗎?根本就是拿這個來醜化，換句話說，他沒有具體講他被恐嚇的內容，就講他被恐嚇了。我說，你沒有必要怕它嘛，香港有警察，有法律。他說，老師，你記得嗎?1967年5月香港暴動的時侯，有一個香港的商業電臺，有一個叫林彬，那個過程，難道您記不起來了嗎?我說，對對對，他就把電話給挂了，
主持人：林彬是怎麼回事?
李勇：林彬是1967年文革時期，香港暴動的時侯。有一個叫香港商業電臺，黃毓民在那裡主持一個節目的那個電臺，這個人有一個節目叫做 「大丈夫日記」，林彬先生他的口才也非常好，他這個節目談，一個男人怎樣對待家庭，如何做事情，談一般民生的生活。但到了1967年香港暴動，民不聊生…
主持人：什麼叫暴動? 1967年香港暴動是怎麼一回事?
李勇：因為大陸1966年開始搞紅衛兵，香港也有一批土共，受那些人鼓動，就跟這批人勾結起來，為了響應祖國的偉大革命，香港就搞暴動，它的口號叫做：打倒港英，解放臺灣，收回港澳。披著民主主義的外衣，進行香港的搗亂，到處去丟定時炸彈，到處去騷擾別人，然後又貼大字報在總督府，弄得香港人心惶惶。這林彬先生就在香港商業電臺主持一個做 「大丈夫日記」 的節目，他看了很氣，他再也不談斗升小民(□井)的事情，就站出來批判中共，說左派的人出來搞，實在不應該，搞得香港人民不能生活，他就罵這些人。每天罵，罵到最後一次呢，他說，這些人簡直就是土匪作風，根本就是一批瘋狗，這批人，危及到香港，按廣東話講，就是很骯髒的一批人。罵完之後，左派(那批人) 土共就很氣，就想了要用什麼辦法對付。在之前他就接了很多電話和恐嚇信，可是林彬沒有理會，他相信香港的法律會保護他。結果沒有想到，有一天他和他弟弟兩個人，開著一輛敞篷車，回到九龍老道山的一個地方，車子一上那個山坡路的時侯，前面有個牌子擋住，(寫著)此路不通，修路。他的車子往後一退，三個人出來，二邊用二桶汽油，往他身上一淋，將火一點，就將他們二兄弟活活燒死在車裡面。
主持人：哇，好殘忍哦。
李勇：這個事情一發生以後，誰都知道是共產黨做的，但是香港(港英)政府要根據證據查的，那當然是查不出來，因為他有國家作後盾，有一個集團在後邊作後盾，那就沒辦法抓了，所以林彬死得很慘。那這個事情發生以後呢，他們到報社去燒報紙，香港當時最暢銷的報紙，像星島日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明報，都被他們上門去騷擾，去打鬧，他就認為你們凡事披露對他們不利的，他們就是要找麻煩。這種例子，黃毓民之所以恐懼，他也是因為有林彬的例子在前面。共產黨用這種方法來嚇唬後來講話的人，黃毓民和鄭經翰都是見過世面，在香港土生土長。他們也都瞭解香港，但因為港英政府收回被接管以後，香港的言論就被他們用這種方法，暗中用這種方法己經掐了很多了，擺明著掐著這三個人。
所以我在想，他們的暴力是有他們的傳統，他們一貫如此，他不僅（針對）反對他的人，就是順從他們的人，像大陸有名的記者叫範長江(音)，他是從30年代就信共產黨，罵國民黨貪污，腐化，無能，他在報上拚命寫共產黨怎麼偉大等等，替他宣傳，他是大公報的記者。結果，共產黨來了以後，他做過短期的官，一到了反右的時侯，就把他打下去，文革的時侯逼得他沒有辦法，跳井死亡，死掉啦。現在他的兒子在替中共的一份僑報那裡作社長啊。他們的問題不在這些人被殺，被捆，被害，完了，他們還要把共產黨的政權當做祖宗來伺侯，連自己殺父之仇都不計較。像金庸，寫武俠小說的金庸，梁雨生你們知道嗎，他們的父親都是共產黨所謂一解放就殺掉的人，而他們一到了美國，到了香港之後，同樣替共產黨工作，而且還要替共產黨講話。這麼有身份，財富這麼多的人，尚且沒有良心，沒有良知到這種程度，這也是間接促成共產黨在海外，為非作歹，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批評，根本就不在乎你的與論，他認為他要動手對付你的時侯，根本就不考慮後果。大家看天安門事件，成千上萬的記者在那裡盯住，照樣坦克車開過來，說殺就殺，他什麼時侯考慮過國際的輿論，外面的評價?他不必在乎嘛，老子有錢在手，我就比你誰都狠，我對這種事情從49年以來，看得太多，太長遠，佔的時間也太多，這個故事訴說不盡，到現在三個人留我一個，有，這種感慨。到現在香港說是一國兩制，還尚且如此，你想想看在美國，世界日報在美國也遭遇過類似的事。
世界日報來美國，是臺灣聯合報的老闆來美國創辦世界日報，當時派了五個來紐約，我是其中一個。一到了紐約，共產黨的喉舌，所謂的左派人士就開始攻擊，說世界日報是國民黨的大本營、是國民黨派到美國來的特務，用各種方法來破壞。世界日報的門窗被砸爛、被放火來燒，車子停在外面被戳破輪胎，我出來採訪新聞的時侯，經常有人故意在你面前給你拍照片，威脅你。當然，這些人不一定是共產黨派出來的，但他們是一批走狗，替共產黨做走狗，為了去討好他們的組織，也許他得到的好處可能更多。像這種人，你防不勝防，就像有人要告上次在唐人街打人梁冠軍之類的人，他們就是為了討好，為了表示他忠於他那個黨，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主持人：李先生，那海外怎麼有這麼一批人呢?
李勇：這就是民族的悲哀。其實，有些人在大陸可能也被搞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可是這些傢伙到了美國，他為了討好那個報社，也可能恐懼，也可能想沾好處，他就不需要共產黨吩咐，他知道共產黨需要什麼，恨什麼，討厭什麼，他就處理什麼。我舉個例子，孔夫子，現在共產黨把他當做聖人來捧，當年批林批孔的時侯，紐約中華公所要在孔子大廈前面樹立一個孔子銅像，共產黨就派人來破壞，丟石頭，丟雞蛋，放油漆，把孔夫子說成是林彪，因為批林批孔嘛，只要上面仇視，下面就跟著一起來。現在大陸又捧孔啦，那些王八蛋又跑到那邊去照相了。這個民族已經被共產黨糟蹋的沒有是非，沒有善惡，分不清好歹。你到了美國你可以看到，中國人為什麼受這種災難啊，是因為中國人實在太沒有道德勇氣，沒有人會覺得這是不合法，不合理的，或不合情的，他覺得他想幹就干，不管你在哪裡。
主持人：很多海外華人在我們節目播完以後會打電上來，說很喜歡我們講的，覺得我們敢講真話。我有時跟他們說，下次請您打電話上來在節目之中講。結果很多華人朋友說，那我還是算了吧，我可能還要回大陸呢。這就表現出(華人) 有一種恐懼感。上次盛雪女士(著名的作者，記者)來到節目中也說，很多華人生活在恐懼之中。那在美國，李勇先生您經歷了80年代世界日報的創立…
李勇：1976年2月12號。
主持人：哦，那時侯您害怕?您(當時)做為世界日報早期的記者。
李勇：誰都會怕死嘛，當時世界日報剛剛開始的時侯，經常接到恐嚇電話，出門經常會碰到有人故意經常給你拍照片之類的，這種事情太多了，而且長期以來共產黨在大陸的暴行，在海外很多人都怕，所以你說，你請人上臺，別人不敢講話，那也是因為怕。實在很可怕，如果不怕的話，那也不用逃來美國，你們也不必來這裡搞電臺，我們也不用跑到這裡搞報紙，就是因為要逃避這種殘暴的…。
主持人：我們現在有聽眾張先生在線上，張先生您好。
聽眾張先生： (問好)我很同意剛剛李先生提到的這個觀點，共產黨不論在國內或國外，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黑手黨。大家可能對黑手黨的概念很清楚了，但是，我說它比黑手黨還黑，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黑手黨他要做什麼事情還有同行，他要做什麼事情，他還會顧忌著同行，要對同行交代，但是，共產黨連這個顧忌都沒有，他要殺就殺，要打就打。我倒有一個問題要問一下李先生，您是海外的老報人了，您是怎麼樣看現在海外的報紙?以前是什麼樣?現在是什麼樣?您來比較一下，可好?
主持人：這是個很好的話題，很好的問題，到底現在您怎麼看待海外的這些媒體，我估計他想問的問題是有沒有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或影響？
李勇：我看的很清楚，我相信讀者也看的很清楚。張先生剛剛講的對，問這個問題也很好。你可以看到他現在對付媒體的辦法。他自己的喉舌不用說，他拿錢來維持，像僑報一年要拿個幾百萬維持這個報紙。像香港來的星島、明報，臺灣人辦的世界日報，我自己創辦的報紙，也可以看出那種跡象。他採取過去是威脅恐嚇你，現在不用這種手法。現在用收買、用滲透的方法來經營。他一旦有招考，他就用以前有做過他們喉舌的那些記者往報紙裡面鑽。另外一方面，從裡面找一些貪圖小利、貪圖小名的人，拉攏為他所用。譬如說我有些記者曾經在報上寫點東西的，免費招待他到大陸去旅遊，給他一筆現金用，幾千塊錢就把他整個買過去了。他寫的東西就開始討好他，這種情況有一些是為了利，也有一些是恐懼，知道共產黨不好惹。凡是共產黨所恨的，他就跟著一起罵。共產黨喜歡的，他就去捧。
譬如說最厲害的就是他們對海外民運份子，現在中共最大的敵人在海外，一個是民運，一個是法輪功的學員。所有有關法輪功的廣告、民運份子的廣告，要送到這些報紙去登的話，這個報紙的老闆就要考慮到有沒有得罪共產黨的地方。假如登出來有得罪共產黨的話，他寧可錢也不要。有一家香港來的報紙，我不想講他的名字。在賓拉登911事件發生以後，有人在報紙上花了八百塊登了第一版登了一個廣告，說：中共政權比拉丁還要拉丁。其實這也是事實，因為他的恐怖程度，比賓拉登不知要超過多少倍。這個人登了這篇廣告在報上之後，引起喧然大波。從紐約總領事張宏喜開始，一路到他們北京的上層，一查這個報紙是香港來的一個人辦的，這個人又是中共委任為政協委員的一個人，他是老闆。就叫這個老闆要好好對付這件事情，那個老闆一火就把這個報紙在紐約的負責人開除，而且講了很污辱的話來罵他，說你怎麼可以登這個廣告？這個人就說：我們報紙是靠廣告生存的，人家付800塊我就登。老闆就罵這個紐約的負責人：假如我給你800塊，我叫你登一個你媽媽做妓女，你登不登？他拿這樣來對比，對共產黨的恐懼已經養成一種習慣了。上面只要一震怒，下面魂都沒有。共產黨現在不需要再用什麼恐嚇打鬥了，他現在只要給點小甜頭，你就自動條件反射，不敢寫他不喜歡的東西。你看現在華文報紙，除了少數像大紀元時報還敢講兩句話之外，你已經看不到什麼批判中共的話。香港的報紙應該來講，對中共瞭解最透徹，應該是敢於批判。可是因為有利益的關係，不敢批判。臺灣有一些報紙因為要討好共產黨，他有個錯覺，他以為全是從大陸出來的人都是親共。所以他的報紙為了將就讀者也要親共，其實他根本就錯，假如大陸出來的人都親共，那大家去看中共的紅色僑報，為什麼那個報紙沒有人買呢？為什麼世界日報是臺灣來的報紙這麼多人看呢？所以他要找一定的目標。他不要花什麼錢多買幾個人就可以影響整個輿論政策，用這種手段。所以剛剛張先生問我很想講這個，因為現在所有的話題都太大了，要講出來花五個鐘頭我都講不清楚。
主持人：真的，那以後可以再繼續。
李勇：以後再作個特輯。講他在海外為非作歹的事情。
主持人：有個問題要請問您，您談到說中共在海外這些恐怖的手法，港營當時也是英國政府，在美國也是美國政府也不是共產黨政府，為什麼有這麼大恐怖的感覺？
李勇：因為美國是自由國家，所有犯罪都要犯罪以後有證據才能入罪。共產黨可以在美國逍遙、可以在美國活動，美國沒有法律禁止不准他活動。現在包括臺灣也是一樣，你拿著武器在臺灣馬路上公然走，沒有人敢碰你，因為他沒有違法。在美國同樣的道理，他在這邊為非作歹、胡說八道，也沒有人敢對付他，因為言論自由。他在恐嚇你的時候，你也找不出證據，你可以告他可是你找不出證據。告訴你你再寫我要對你不利，甚至他打了你之後，他跑掉了，沒有人看到沒有證據。他來個證據不足，他反過來告你誣告他。你在自由國家講是有法律、有警察。可是拳頭在近、官府在遠。為什麼我說自由世界有時會吃虧，這個很簡單，共產黨可以來美國辦報紙，美國人想要到大陸去辦報紙，這是絕對不准的。什麼叫作公平的交流？根本就不公平。他辦了各種的喉舌，有電臺、有電視、有報紙，全部是共產黨拿錢辦的。可是在美國的報紙或是臺灣的報紙、電臺、電視，可以到大陸去開辦嗎？不可能的。因為他沒有民營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在海外他不能控制的話，他就用錢來買。或者是嚇唬你或恐嚇你或者是用錢收買你，威迫利誘。在這樣情況下，加上我們中國的民族性，他要是沒有什麼是非？沒有什麼暴力？就算被他殺了父母，你還是叫他萬歲。這樣的人是不是活該該給共產黨罰，活該該被共產黨整。有時候，你看到這樣一種事情，你會覺得做一個中國人怎麼會做的那麼沒有道理，我的看法是這樣。
聽眾陳小姐：我想跟李勇先生討論，我感覺他現在的觀點有點太過時。因為現在共產黨不是很殘暴，主要是腐敗的問題。如果他這個話題在三十年前是對的，但是在現在我感覺不太合適。我從中國大陸來，我不感覺在這裡講話有什麼害怕，有什麼恐懼。
主持人：謝謝你，陳小姐。陳小姐這個問題我本來也想問的，因為在海外有些華人就像李勇先生剛剛說的，說中共政權是充滿了恐怖暴力，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華人說，這是用「老眼光」來看待來看中共政權，李勇先生，您怎麼看?
李勇：有可能她來美國沒有多久，都在她自己的生活圈裡面，我們是在美國中國人的社區裡面，或在美國主流社會裡面也都有一段時間了。當然三十年前中共政權是殘暴，我以前也認為胡錦濤、溫家寶給人溫和的形象。我記得爭鳴雜誌在紐約開了一個座談會，談胡溫新政。我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講，你不要對這個制度下任何一個人抱幻想，胡也好，溫也好，一但落進這個制度裡面，胡錦濤變成胡澤東，溫家寶變成溫澤東。他沒有可能改變的，所以說香港的三個名嘴被恐嚇，你看大陸的不鏽鋼老鼠、杜導彬，中共不斷的抓人，你就可以知道完全一樣，只是方式不同，可能三十年前抓人是板著面孔抓，現在是笑著來抓，也可能現在抓了之後不是槍斃，是用刀來砍。以前槍斃還要補子彈費，槍斃一個中國人要補共產黨兩毛錢、一毛錢，現在子彈費大概不要了。
剛剛這位陳小姐也可能從大陸出來不久，在她個人的生活圈有限的範圍裡面。我個人是看過，也經歷過，我的同學、學生、朋友、都有這種體會，我現在所講的中國，都是我所看到、經歷到、有資料根據的東西。因為電臺所能給我的時間實在太少，我沒辦法一口氣講得完，所以我想具體一點的問題，回答起來可能比較方便。
吳先生：（粵語）很簡單，剛剛那位陳女士可能是沒有見過鬼，而這位李先生是見過鬼，所以他比較知道。
李勇：我同意他這個說法。共產黨這個鬼是誰都看得到的，它從來沒有隱閉，它殺人、為非作歹，從來都是公開，全世界都知道。六四是公開殺的，所以她不是沒有見到，她是不見！不要看！她當不知道，她就說沒有了。稍微留意一點新聞或到網路上看一看，從六四1989到現在15年的時間，太多例子可以看到。現在怎麼會跟以前不同了呢？在這個制度之下永遠沒有不同的，除非它這個制度垮了，可能會不同。這個制度存在一天，沒有毛澤東也有胡澤東，也有溫澤東，也更有江澤東之類的人。
所以我覺得也不必要對他們抱著幻想。我們已經逃來美國，我們也安全了，只是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中國同胞不要再被這麼一批比黑手黨、恐怖份子還要惡劣的集團來控制我們，我們中國人可以過舒服好日子，自由自在的日子，這是我最大的盼望。所以剛剛吳先生講的，我們見過鬼，我們知道。這鬼誰看不到？這鬼誰都看得到！公開的！殺人放火、為非作歹，全部都公開的！我覺得不要把頭埋在沙裡面，看不到就算沒有。
主持人：李先生您覺得在海外，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
李勇：威迫利誘！我告訴你一件例子，這裡有個很有名的律師，他曾經做過紐約市警察局副局長，他的母親是一個很有名的新聞記者叫許瑾，她在1951年從上海逃到香港，她到香港後寫了一本書『毛澤東殺了我的丈夫』，寫了之後就被放到黑名單裡第一名要除掉的，所以她就跑到臺灣去，然後又跑到美國。這個人是最有名的，還有有很多這種類似例子，數之不盡，所以說不是見鬼，鬼是擺在那邊，它講明，反動份子逃到天涯海角，它就追到天涯海角。
主持人：那麼李先生，我是覺得剛那位陳小姐問得問題也代表一些華人的看法，因為他們覺得，你看中國的領館的官員，在海外他就參加這個升旗，那個社區活動這個公益事業，對海外華人也表示非常關注，簽證什麼幫助，護照延期等等，一些華人看到的這個圖像，那麼您剛才講到的就是說，看到這樣一個軌道是看得見，這個認知上的差距，你怎麼看？
李勇：這沒有差距，這些幹部他們也是為了吃飯，他們只是小職員，他們在那個制認履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