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以來，全力維持穩定、高歌繁榮和加強執政能力的北京政權，卻接連遭遇來自邊緣地區的嚴峻挑戰：少則千人，多則萬人，甚至幾萬人、十萬人的大規模官民衝突頻繁發生。
據香港雜誌《動向》十月號報導，十月四日，中共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發布九月份社會秩序治安情況的內部通報：全國除天津市、西藏自治區外，示威抗爭活動發生在二十九省（區）的一百七十多個城市和三百九十多個縣鄉，發生了五百二十多次規模性遊行、示威、集會，全國城鎮和農村共有三百一十多萬人次參加遊行、示威、集會和上訪。在這些遊行、示威、集會中，發生了七十多次官民的街頭衝突和一百多次衝擊、佔據市縣政府機關大樓，並有焚燒、破壞建築、車輛等惡性事件，致使近二百名公安、武警和機關幹部受傷，被控以組織肇事和實施暴力的罪名而拘捕的民眾高達上千人。
另據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披露：全國去年共發生五萬八千宗較大的社會騷亂事件，平均每日達一百六十宗，其中，衝擊黨政機關的事件也頻頻發生。這項統計顯示，２００３年的社會騷亂事件比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１５％，與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僅是發生頻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規模不斷擴大、衝突暴力度的急遽升級。
城市遊行、示威、集會抗爭、訴求的主要原因為：（一）國企下崗、解散、合併，職工得不到合理補償和安置；（二）群眾合理權益和權利受到損害、剝奪，引發抗爭和訴求；（三）社會反對黨政、公安、司法部門腐敗、濫權行徑和活動；（四）社會貧富二極化，激起社會中下層抗爭活動；（五）政府和有關部門對社會關注事件處理不當或處理不公，引發社會反彈。
農村的遊行、示威、集會的主要原因為：（一）地方政府部門損害、侵佔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的利益；（二）政府部門各種雜稅，逼迫農民反抗；（三）剋扣和拖欠農民民工工資；（四）抬高化肥、農具、種子價格；（五）強制農民無償修建工程和強行徵收農田。
同時，一些地方如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的農民已經成立了「自治委員會」和「農民代表會」等自發組織，不僅領導農民的維權運動，甚至要求公審和處決被稱為「惡霸」的鄉村幹部。而且，許多知識精英和法律界人士加入農民維權，他們為農民提供文字、物質和法律服務，幫助農民公布維權訴求，向外界透露地方政府對農民維權的打壓、對維權代表的迫害。比如，律師俞梅蓀、李柏光，記者趙岩，學者張耀傑等人，一直在幫助福建農民和河北農民進行維權活動。
最受媒體關注的大規模官民衝突事件發生在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１０月２７日到１１月７日，該縣發生了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規模的民眾集體衝擊顯政府事件。因不滿政府的黑箱作業、強制移民和過低補償，該縣數萬農民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在與武警衝突中有農民被打死，多人受傷；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舉行近十萬人遊行示威，衝擊縣政府，搗毀設施泄憤，政府機關被迫停止運作，全縣店舖關門，市場關閉。只有醫院、郵局、銀行開門。為防範事態擴大，四川省地方政府緊急調動萬名武警包圍漢源，再次引發嚴重警民衝突，據傳有多人死亡，數人重傷，當地交通、通訊被切斷，網路被管控。
１１月３日，雅安市政府不顧農民眾的抗議而通告水電工程開工，上萬名庫區居民再次奔赴工地阻止截流施工，又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據《中國時報》報導說，已有兩名公安死亡，工程汽車和載運公安的大客車各被燒燬一輛，甚至前去平息衝突的四川省省委書記張學忠也被近萬移民控制。據ＢＢＣ中文網報導，軍警開槍鎮壓，７名農民被打死，四十多人受傷。也有其他境外媒體稱有１７人。政府已經把事件定性為「暴亂」，當地電視不時敦促極少部分犯罪份子自首，並呼籲群眾回家。
據《東方日報》報導，漢源事件已經引起中共高層的重視當局把漢源騷亂定性為中性的「大規模聚集事件」。１１月８日，中央工作組到達漢源，工作組組長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洋在漢源縣村級以上幹部大會上傳送了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四點重要指示：１，群眾的利益是大事，一定要把移民的問題解決好，在移民提出的問題和要求沒解決前，瀑布溝水電站不復工；２，維護安定團結、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是解決問題的關鍵；３，要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各種意見，要以群眾利益為重，維護移民權益；４，保證國家重點水電工程建設，支持西部大開發。
汪洋表示：群眾阻止截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移民群眾通過各種渠道反映他們的意見是正常的，希望移民有什麼話盡量說出來，並向政府反映，對這些群眾一律不得追查。汪洋最後說：中央工作組是來幫助四川省委工作組解決問題和維護漢源的社會穩定的；問題不解決好，他不會離開。他還說：調來武警也是為了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而不是對付老百姓的。但是，當局在強調維護移民利益的同時，也將嚴懲趁機打、砸、搶、燒的犯罪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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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共嚴控媒體和封鎖信息，官方媒體上，依然是中國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甚至就是 「太平盛世」，而在底層民間的反抗中、在通報危機的官方內參裡和在境外媒體上，中國當下猶如坐在火山口上。最典型的就是「萬洲事件」，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實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對立之必然，正是長期官權霸道壓抑下民怨之突然爆發，一次小衝突就能釀成數萬人的群體抗議運動，足見民眾對官權的積怨多麼深厚和強烈，用「烈火乾柴」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二、地基正在一點點下陷
對於六四後十五年來的中國現狀，西方國家大都既驚詫又困惑：經歷了舉世震驚大屠殺的中國，跛足改革下兩極分化和政治腐敗日益嚴重的中國，何以能保持十五年的經濟高增長和社會穩定？
的確，六四後的中國局勢，使無數關於中共崩潰的預言破產，似乎後極權時代的寡頭獨裁體制，根本不必重建急遽流失的道義合法性，也不必修正跛足改革的策略和改變陳舊的政治制度，而只靠經濟高增長的政績和鐵腕鎮壓就能基本上維持政權穩定。然而，首先在經濟上，穿透作為改革櫥窗的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的繁華表象，深入到更廣大的落後地區和邊緣城鎮，人們看到的卻是仍然停留在前現代的落伍；透過少數精英階層的貪婪、富足、揮霍和腐敗，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卻是令人震驚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公正的畸形殘缺。其次，在政治上，在官方全力標榜經濟增長、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高等政績時，政治制度造成的普遍腐敗、兩極分化和人權災難，不斷受到民間自發維權運動的挑戰，也遭到國際主流社會的譴責和壓力。再次，日益獨立的個人及其民間力量的權利意識已經覺醒，對官權壓迫的承受力越來越低，對社會不公和自身苦難也越來越敏感，反抗性越來越強，必然導致自發的民間維權運動日益高漲。由此形成了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黨魁不斷提出的 「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新三民主義」也好，中共的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不斷淫威也罷，已經無法完全左右民間的道義偏好；管制媒體也好，加強封網也罷，官方也無法完全封殺民間的聲音。也就是說，民間已經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價值評判系統，正是在這種獨立於官方評價系統之外的民間道義標準，不斷地成就著名揚海內外的大陸中國的道義英雄，比如丁子霖、鮑彤、蔣彥永、高耀傑等人。
從政權控制社會的有效性的角度看，獨裁強權控制下的宏觀穩定並不等於微觀穩定，正如強盜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高增長和少數人暴富並不等於整體繁榮一樣。事實上，跛足改革已經讓百姓付出巨大的綜合代價，不僅是普遍腐敗、金融黑洞、兩極分化、環境破壞和道德沉淪，而且持續增長的巨大債務正在透支著中國老百姓的未來。所以，對於全力維持社會穩定的中共政權來說，中國現狀是「宏觀穩定而微觀動盪」，金字塔式權力結構的地基正在一點點下陷，官方為了保住壞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