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經濟學家厲以寧發話，說什麼中國的發展，需要中產者隊伍的壯大，需要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收入成為中產者，而不能靠實行高稅收，把富人降為中產者。他警告說，「殺富」無助於窮人的脫貧。厲先生的邏輯是，貧富差距拉大，主要不是因為富人太富，而是因為窮人太窮，所以要縮小貧富差距，責任主要在窮人，窮人一天不致富，貧富差距就一天不能縮小。作為主流經濟學家陣營的一員主將，厲以寧的立場和傾向是一以貫之的，他反對「殺富濟貧」的言論甫一出籠，立即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批評，當在情理之中。畢竟在現代社會，運用稅收手段「損」富人之有餘以補窮人之不足，是政府的一項天職。有關調查令人信服地證明，從中國現行的稅制結構看，佔稅收收入絕大多數的流轉稅(商品稅、營業稅、關稅等)不具有收入調節功能；個人所得稅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但這種稅賦主要落在大多並不富裕的工薪階層頭上(佔個稅總收入的80%)；最具調節收入分配功能的財產稅(房產、遺產、贈與稅等)並沒有徵收，對富人極為有利。在中國稅收迫切需要克服「殺貧濟富」弊端的時候，厲以寧先生卻憂心忡忡地高喊「不能殺富」，他這不是找罵嗎？
回到「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的正題。我的意見是，在經濟學家為「低收入者逐步提高收入成為中產者」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之前，富人們是應該為縮小貧富差距做點兒什麼了。即便富人的財富是乾淨的，他們對窮人受窮沒有任何責任，他們也不應該對貧富差距拉大的現象無動於衷，不應該就三瓜兩棗一分半厘的小錢與窮人斤斤計較。去年7月21日，家財上億的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君明，在辦公室被當地農民張明春炸死。案情並不複雜，明達公司修建電站公路時將張明春在河灘地的採沙場掩埋了，張多次找到葛要求賠償損失1萬元，而葛只願意賠4000元，雙方互不相讓，張一氣之下，選擇與葛同歸於盡。聞此消息，知情者無不嗟嘆：億萬富翁葛君明如果姿態高一點兒，手頭松一點兒，不過多支出6000元(尚談不上「殺富」)，則農民張明春原本是不至於鋌而走險的，悲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富人如果聽信經濟學家的主張，以為縮小貧富差距只是窮人的責任，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就大錯特錯了。在同是發展中國家的印度，由於貧富懸殊過大，一些白天干著卑賤工作的下層人，到了晚上漆諞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