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告訴諸位的是：趙紫陽逝世已經開始引發天安門事件，事情正在變化當中。這些悼念和抗議能否繼續發展，主要不是取決於所謂趙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人民的政治敏感，而是取決於中國當局野蠻習性和15年來在政治恐懼中培訓出來的鎮壓效率。在這一背景之下，以下一些因素對抗議運動的影響是比較重要的。
首先，比較一下趙紫陽與周恩來、胡耀邦。第一，三個人都是比較有民望的領導人。第二，周恩來，甚至胡耀邦都是在當位的時候突然去世的，這使他們在黨內外有更大的政治影響。悼念周恩來、胡耀邦，顯然得到了黨內一些有影響的政治人物的支持，而趙紫陽在黨內的支持力量已經基本被清除。第三、趙的命運在三個人當中是最不幸的，十五年的非法軟禁使趙獲得了更深刻的政治同情；同時，趙紫陽也是三人中在政治上走得最遠的，這一點不僅表現在1989年他的和平立場上，也表現在十五年來堅決不妥協方面，這無疑為他在國內外贏得了廣泛的的尊重和敬意。說結論是複雜的，說趙紫陽逝世肯定不會引發天安門事件，這一結論為時尚早。
其次，比較一些社會狀況的發展變化。第一，1976年的政治抗議主體是知識青年、政治上被迫害的人；80年代的政治抗議主要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顯然，1989年以來的大學教育已經從思想上基本根除了發生這類學生運動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新的社會抗議運動在短時間內不會以大學生為主體。第二、但是，江澤民統治的十五年造就了一些新的、規模更大抗議群體，社會矛盾空前激化。這些抗議群體包括：民運人士、法輪功學員、失業工人、失地農民以及各類因政治腐敗而起來抗議的群體，這些群體的社會動員能力比前兩個時代更強，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具有政治運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三、2004年底「胡溫新政」政治泡沫破滅，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政治矛盾，人們已經處於忍無可忍的精神狀態中，人心思變，山雨欲來。換言之，從社會狀況來說，中國更可能引發一場天安門事件。
最後，考慮中國當局的狀況。第一，「六四」血案和「蘇東坡」之後的中國政權變得「成熟」了，他們在政治上、組織上，軍隊警察和輿論宣傳方面，顯然成功地完成了法西斯主義的轉變，因此在短時間內的確具備「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中的「效率」。第二、但是與此同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江、胡等，從來沒有獲得過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巨大政治權威，而1976年和 1989年的政治抗議，恰恰是在毛澤東、鄧小平在世的時候發生的。第三、在世界範圍內，在中共官員的心裏，社會主義已經死亡，因此暴力的力量因缺少信仰力量的支持，它的作用並不像想像的、或中共相信的那麼強大。要之，中國當局可能在短期扑滅一些零星抗議和網路呼籲，但無法長期應對大規模的政治抗議和聯合行動。
此外，能否發生天安門事件，與是否應該發生天安門事件，這兩者之間存在一些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如果你、如果更多人認為不會發生天安門事件，那麼它就真的不會發生。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呼籲有關評論能夠更多注入政治能動力量。與此同時，一些分散性的簽名和悼念活動必須考慮某種整合，以避免分散注意力和有限的政治熱情。我的意見是：希望所有精力集中在北京，集中在天安門廣場，並充分發揮網路時代的資訊優勢予以關注，而不是濫用這種優勢釋放和分解政治熱情。天安門事件能否發生，在一定意義取決於我們是否讓它發生，因此，每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士此時此刻應該意識到這種責任，而不是把它不可能發生作為既定前提。換句話說，我們有義務讓他發生，不是別人是否讓它發生，而是每個自己進去參與它的發生。這是一個挽回榮譽的時刻。
2005年1月17日星期一首發《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