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數據:按中國糧食產量，人口不應超過12.6億;按能源負載，不應超過11.5億;按土地資源，不應超過10億;按淡水供應，不應超過4.5億。
另一組數據:2003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只有0.601%，中國女性生育率已從1949年的6.14降至1.4。據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預測，到2015年，中國人的平均年齡將是44歲，每代人數將降低20%到30%
「如果我是一名紳士的話，我不應過於好客，不應讓我的房子裡擠滿了人。 」
「先生，亞歷山大.迪克告訴我，他記得一年裡，就有一千人到他家裡吃飯。」
「可是，那也就是說，每天不過才三人而已。」
「你的說法的確讓這個數字小了許多。」
「這就是計算的好處:它使每件事在時不時地浮現在腦海裡之前，就確定了下來。」
上面的這段對話，出自18世紀著名的詞典編撰家塞繆爾.約翰遜和他的傳記作者博斯韋爾之口。或許，它可以讓我們對即將討論到的一個數字－－1300000000－－不那麼惶惑。在開始戲劇化或老套地設想13億個人手拉手可以繞地球幾個來回之前，讓我們先記下約翰遜的這句話:沒有數字天生就是大的或是小的，它們的大小多少，只存在於相關的比較和計算中。
多了？少了？
在一個中國人的記憶中，「人口」 這個名詞，似乎總與「多」這個形容詞密不可分。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最好的證據。從早晚高峰時擁擠的公共汽車和地鐵、川流不息的自行車、堵得一動不動的車流，到節假日火車站機場售票窗口前長長的隊伍、商場餐館裡摩肩接踵人聲鼎沸的場景、招聘會上萬頭攢動簡歷紛飛的無序，再到漸漸擠滿了市中心和郊區的一棟棟越蓋越高卻照樣住得滿滿的大塔樓……然後，當我們打開電視，看到的是草場和山地因過度放牧導致的退化，淡水資源稀缺，各類能源告急。所有這一切，都在慣常的語境下被歸結為由人多所帶來。
13億人，多不多？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估測過一系列數據。按照中國的糧食產量，人口不應該超過12.6億;按能源負載，不應超過11.5億;按土地資源，不應超過10億;按淡水供應，不應超過4.5億。按照這個標準，2005年1月6日的中國，在各項指標上都早已越過極限。不過，根據另一套模型算出的結果帶了點死刑緩期執行的味道:中國人口只要控制在17億以內，就不會產生可怕的致命後果。按照目前每年新增1000多萬人的速度，還有近40年好過。
然而，即便是死緩，也不過是把某個必將到來的時間點推後一些而已。在過去的100萬年中，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小於0.002%。這個極微小的增長率，產生了我們今天的64億人。64 億龐大基數的可怕之處在於，1992年，美國學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計算過，以50億為基數，如果維持年1.7%的全球人口增長率，只需要686年，地球陸地面積就會全部為人類所佔滿，而每個人只能佔據 0.24平方米的一塊僅可容身的地方。960萬平方公里對應13億，留給中國人的時間，可能還要更短。
但是，賬，並不是只有一種演算法。哈丁的預測中，1.7%的全球人口年增長率對於最終結果來說，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數字。從近十年來各國人口增長的趨勢看來，目前，這個增長率顯然已經變得不切實際。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3年，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只有0.601%。事實上，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讓許多有識之士們最為頭痛的，是可能出現的零或是負增長率。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不患多而患少」。
13億人口的擁擠中國會擔心新增人口的銳減，這似乎是個荒謬的命題。難道在2040到2050年間，中國人口不是將與世界人口一道，達到一個令人擔憂的峰值嗎？答案依然是肯定的。但新的問題是，在這個峰值過去之後，中國乃至世界的人口都可能將面臨急劇下跌，而現存的人口結構問題，會讓數量上的減少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增長和人們生活質量的死結。
社會學家曾計算過，如果要讓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數量保持一致，每個女性必須生育2.1個子女。根據聯合國公布的數據，從1972年以來，全球女性生育子女的數目，已經從6個減半為 2.9個。而在歐洲的許多國家，數字更遠遠低於此。法國和愛爾蘭是歐洲女性生育率最高的國家，數字為1.8。義大利和西班牙則位居最末，僅有1.2。德國的女性生育率與歐洲平均值相等，為1.4。這意味著，在未來的40年裡，德國人口將從目前的8250萬減少1/5，相當於前東德居民的總數。
不要以為新增人口減少隻是歐洲人的事，向以人口眾多著稱的亞洲國家也不例外。根據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中國女性的生育率已經從1949年的6.14降至1.4。在「第13億個中國內地公民」張亦馳出生後，許多人口學家興奮地宣稱，計畫生育政策使中國的13億人口日推後了4年。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隨著中國人均預期壽命上升到70.7歲，新生兒數量的減少，13億中國人可能在一代內就完成了歐洲人花了100年才完成的老齡化過程。根據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預測，到2015年，中國人的平均年齡將是44歲，而從2019年到2050年，中國人口將經歷急劇減少，每一代人數降低20%到30%。如此不出兩百年，中國人口將幽殼暗?3億，驟減到2000萬左右。按照這種演算法，13億，是不是又顯得少了？
靠不住的預測
1945年，一位美國當時最著名的人口統計學家曾預測，到2000年，世界人口將達到30億。而在1933年，胡佛總統領導下的社會趨勢研究委員會裡，統計學家們幾乎下了斷言，美國人口絕對不會超過1.5億。根據當時的計算，這兩個數字，已經逼近地球和美國所能承受的極限。但現實卻是，1987年7月11日，全球人口就突破了50億，1999年10月12日，這個數字再度改寫為60億。而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4年12月28日公布的數據，到2005年1月1日，美國總人數已增至2.95億。我們的確感受到了人口的壓力，但是，世界末日並沒有到來。
從20世紀初人口學開始興盛時起，關於人口，即使是最專業的人員作出的預測，結果也常常是靠不住的，危險的。而當這些預測簡化為媒體上聳人聽聞的預言時，更是時時出現「垃圾輸入，垃圾輸出」的現象。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一位天文學家通過計算預測出某年某月某日北京可能看到日全食後，無論他的預測是否正確，公布這一預測都不會對那一天的日食狀況有何影響。而在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某一研究或預測結果的廣為人知，卻會影響到人們此後的相應行為。前一種科學被稱為信息穩定科學，而後一種則是信息可變科學。人口學的預測，無疑屬於後者。一個MBA案例說明瞭這一點:當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某城的人口處於下降趨勢時，一個大型連鎖超市放棄了在該城開設新的分店的打算。而這，無疑將對這個城市未來的就業和經濟產生影響，進而對人口施加相應的作用力。
正是因為這種互動作用的存在，人口預測經常會處於一種「測不准」的狀態。研究者總是在發出警報，但卻越來越像「狼來了」的故事。21世紀的中國人，是不是還像幾百年前那樣，盼望著多子多孫，四世同堂？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探討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不是還應該侷限於封閉的國界和省界之內，不考慮遷移對人口布局的影響作用？
假設中國人口的持續增加，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黃宏、宋丹丹小品中表現的「超生游擊隊」的存在。然而，根據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曾毅教授在北京、遼寧、山東、廣東、貴州與甘肅進行的調查，農村改革實行後，農民多生育兒女的願望顯著降低。在1974年聯合國第一屆人口大會上，印度代表團團長曾經說過一句著名的警句:「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在傳統、落後、封閉的環境中，家族勢力的大小和經濟狀況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數的多少，這是傳統中國人多子多福的動力之一。但是，當技術取代密集型的勞動力成為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當女性因生育子女而損失的直接收入與機會成本顯著增加，當農民外出務工使其不得不推遲結婚並長期分居……正如曾毅指出的，這些自發的、因經濟變化而導致的少生子女的願望，常常比強制性的計畫生育措施更為有效。
此外，人口的城鎮化，也是控制人口增長的一個更科學、更有效的手段。正如已經在歐洲和美國等西方國家表現出來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會降低人們養育子女的願望。進入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因為工作壓力、生活成本的提高、住房空間的限制，撫養子女所需的精力和物質要求都會比在農村時大幅度上升。而城市中的居民，更是越來越多地寧與貓狗為伴，也不願冒生育子女的麻煩。在香港，婦女的生育率只有0.93，足為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前車之鑒。而且，這種出於自願的生育率的下降，常常是不可逆轉的。在德國、義大利、俄羅斯等國家，為了鼓勵育齡婦女多生育子女，政府推出了許多優惠政策，但民眾卻不為所動。新加坡從80年代起就開始用政府力量促成年輕人約會、結婚，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補助，可這也僅僅維持住了家庭中的子女出生數而已。
「人多力量大」這句話其實是沒錯的。如果失去控制，它對環境的破壞力無與倫比，但朝向理性的方向時，它也是推動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力量。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的崛起先後驗證了這一點。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目前僅有美國的人口增長率呈良性發展。移民政策有助於對人口結構的調整，使它能比其他國家更晚地進入老齡化社會，從而做好更充分的準備。然而，在仍然大力依賴廉價勞動力創造社會財富的同時，中國卻似乎並未對2015年左右就將開始枯竭的勞動力來源給予足夠的認識。人為加速的老齡化社會將至，誰來為我們的未來買單？
「新人口論」的悲哀
人口問題，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人口」問題。太多的時候，它夾雜並體現著政治需要。比如，《高盧戰記》裡就提到，羅馬元老院故意不統計奴隸的數目，以免奴隸知道自己的人數遠遠超出統治者後，敢於掀起叛亂。
1798年，英國人馬爾薩斯出版了一本名為《人口論》書。在書中，馬爾薩斯指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加，食品卻只能按算術級數增加，所以要避免惡性循環，必須節制生育。這本書影響了許多人的一生:達爾文因此想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而在150年後的中國，一個名叫馬寅初的知識份子，因此經受了長達十餘年的不公正批判。
馬寅初生於1882年。1957 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提出《新人口論》時，他75歲。如今，許多頌岬鉸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