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則對於中國的人才興國戰略來說，這一切尚不足以高枕無憂。海外高素質人才的回流是一回事，他們以什麼樣的「勢力」回流卻是另一回事。「海歸」 們帶回他們漸成火候的學識、技術與項目，對於中國的三五年長進有小價值，而他們若能帶回這些學識、技術與項目之所以能在發達國家噴湧而出、領先潮流的理念與機制，則對中國的百年大業有大功績。因此，留交會上有老「海歸」寄語新人：「回國創業帶項目更要帶回理念。」可謂先行一步的前輩品到了真味。
戰後的日本，在廢墟上重建國家，確立了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振作日本工業、尤其是汽車與電子產業的興國戰略。大批的日本留學生學成回國，將美國人的半導體技術、液晶技術、汽車工藝帶回日本，成就了日本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蹟－－汽車與彩電工業的效能甚至超過師傅美國。但是此後延續至今的長期經濟低迷，卻又給了日本人當頭一棒。相較於美國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信息產業重新帶動全國經濟進入黃金時代，日本人遲遲不能尋到新的經濟發力核心。作為反省，日本的有識之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個思想，成為一項技術，再成為一件產品，需要經歷四個階段，發明、實驗、試驗成果商品化以及大規模生產。以留學生為主力的取經隊伍，將學到的一時一地的最新技術帶回國，激發了日本在後兩個階段上的優勢而取得了一時間的輝煌，但此前兩個階段的「經文」並沒有在日本落地生根，致令電子產業的潛力發揮殆盡之後，日本就無法如同美國那樣迅速在發明與實驗中尋到信息產業的聚寶盆，無奈再次落後美國。更令日本惶恐與沮喪的是，信息產業的落後之外，日本在更新鮮，也更具產業潛力的生物技術上以同樣的原因而落後歐美更遠。
這實驗成果商品化與大規模生產的背後，主要是指令性的計畫威力，沒有生生不息的源泉；而發明與實驗的背後，則是一個鼓勵個人獨創的社會理念與機制，更給社會無限機會。
如果不是甘願永遠當他國技術的學生，與國際分工的低端生產者，日本的例子，當是中國的前鑒，因為日本的技術經濟模式，在東亞有相當的普遍性。中國時下的產業發展，正力圖從勞動密集型中促生技術經濟，所走的，無疑正是日本擅長的路數－－實驗成果商品化與大規模生產。這顯然是一個後發國家追趕先進的必由之路，但如果滿足於因此帶來的表面進步，則再繼日本之悔亦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我們期待「海歸」人才帶回可以商品化與大規模生產的實驗成果，以讓國家快馬加鞭地趕上當前的快車；但基於歷史上缺乏科學精神的國情，我們更期待這源源不絕回流的「海歸」勢力，能夠帶來尊重、尊崇個人獨創的社會理念與機制，為中國技術經濟的內生動力積蓄能量。而對於致力於筑巢引鳳的中國政府而言，對這樣一個命題作及時的思考，認真審視那些對西方國家的科技進步起到關鍵作用的法律設置、風險保障與價值回報體系，才將最大程度地用好這些回國效力的人才，才不會辜負了這風雲際會的一個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