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說他聽到趙紫陽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的悲痛，因為他沒有等到民主自由在中國實現。他認為趙紫陽最大的光輝，就是六四運動中天安門廣場上的最後抉擇，他堅持了人道主義的底線，在人性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與文明的一邊，為此放棄了自己的最高權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他最光輝的一點評為是錯誤而不能改的話，中共是在逆人類基本文明的標準而動，那麼中共是沒什麼前途的。
陳奎德1985年獲上海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留復旦大學任教，「復旦大學理論工作者聯合會」首任會長。後應邀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兼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1989年6月5日應邀赴美，任美國波士頓學院訪問教授。自1990年1月起，陳奎德應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並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人文學部常務協調人，《民主中國》雜誌主筆等。現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記者：當您聽說趙紫陽先生去世的時候，您有什麼感受？
陳：當然是相當的悲痛，悲痛的非常感慨。我過去在1989年12月聽到捷克的杜布傑克，當時他也是的布拉格之春的領袖，到晚年的時候贏得正義，他受了21年不公待遇之後，終於在1989年當選了捷克的聯邦會議主席。當時我想起來：「中國的杜布傑克」趙紫陽是否能像杜布傑克一樣，在他有生之年能贏得自由，能在中國真正的目睹他所呼喚的民主自由在中國實現。不過，這個懸念已經落空了，他沒有等到那一天，所以讓人感覺到非常悲痛。這是我當時的基本感受。另外一個，對趙紫陽的不公和殘忍，是因為某種中國特權色彩，這也令人非常感傷的。
記者：到目前為止，是趙紫陽先生去世第七天，中共依然沒有為他舉行告別儀式，並且在對他的評價上，堅持認為他在64事件中，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定性。您對此怎麼認為？
陳：我想，中國共產黨對此要付出更大的歷史代價，如果堅持要這樣搞的話。如果他想趁趙紫陽去世，對黨心、民心、全世界的人心，而給趙紫陽公正評價的話，恐怕共產黨在歷史上，還不會留下這麼壞的名聲和下場。但如果要這麼做的話，恐怕很難逃過這一劫的。我想，他們堅持趙紫陽1989年的錯誤而不改其結論。這恰恰是趙紫陽一生最光輝的一頁。趙紫陽的貢獻我專門寫了文章談到他的遺產有四點：第一，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取得的成績都是在八十年代的基礎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