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之對立的是海內外反政改的「穩定派」，他們也承認民主的價值，卻把中國的民主化推給無限遙遠的未來，實際上是對民主的抽象肯定而具體否定。他們認為：六四已過去將近16年，中國社會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紫陽的影響也日漸式微。現在的中國，經濟高速、政治穩定和國際地位提高，人心思定是民意主流。而為六四和紫陽正名，開始政治改革，極可能導致經濟倒退和社會失序，甚至引發大動湯。
事實上，當年的八九運動也好，危機四伏的眼前現實也罷，主要是由於大陸政治改革的嚴重滯後。遙憶當年，早在 1987年中共十三大閉幕時，紫陽直截了當地回答記者說：「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十三大報告提出的民主化、法制化和黨政分開，即便由於黨內阻力過大，黨政分開難以馬上展開，紫陽仍然採取迂迴策略，把反腐敗作為政改的突破口，踐行「重大情◆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承諾，將反腐與公開、透明度、民眾參與和輿論監督等結合起來。清理「官倒」公司，取消高官特供製度，制定公布高官收入的陽光法案，人大建立「廉政委員會」，開放群眾舉報和新聞監督，對被舉報的高官及其家屬進行獨立調查，啟動官民對話機制。
紫陽中止了「反自由化運動」，政治氣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寬容，政治改革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熱點。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是討論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的主要陣地，其言論的大膽和尖銳，討論的開放和熱烈，達到中共掌權以來之最。民辦《經濟學週報》也成為活躍的思想園地，對知識精英極具凝聚力。中西文化的大辯論，由專業刊物走進了大眾傳媒，《河殤》在央視黃金時間播放，引起巨大反響，把政改的輿論造勢推向高峰，形成了體制內外合力推動政治改革的有利局面。
重歸紫陽路
正是「紫陽模式」對民意寬容，為「反腐敗、要民主」的八九運動提供了政治前提。如果按照紫陽的思路應對民間訴求，「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官民衝突，對政改的強大民意支援就會轉化為有效的政府決策，中國非但不會陷入鄧小平害怕的「動亂」，反而會逐漸走上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
再看六四後的大陸現實，趙紫陽模式的中斷，非但沒有緩解政治體制的危機，反而使本來可以遏制的危機發展為全面危機。
首先，獨裁官權造成的日益加深的危機，使開啟漸進的政治改革變得刻不容緩。在穩定第一的決策下，政治停滯和經濟發展的跛足改革，導致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惡劣後果：官場的腐敗橫行和權貴利益集團的形成，官員的職業道德崩潰和執政效率遞減；社會的兩極分化、公正奇缺、民怨沸騰、誠信荒蕪、文化墮落和環境破壞……不要說政權合法性的危機難以緩解，改革在民意中的支援度也在遞減。
其次，民主化已經成為民心所向和大勢所趨，為政治改革提供廣泛的民意的國際的支援。六四造成政權合法性的急劇流失和民間人權意識的普遍覺醒，經濟市場化帶來私人財富的快速增加，民間力量的持續擴張和社會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和價值分化，個人生存空間拓展，民間權利意識的逐漸覺醒，知識界追求言論自由的努力，對外開放帶來的主流國家的和平演變壓力，底層維權運動和知識界的網路維權……全部指向僵硬的政治體制。
再次，經濟還有高增長潛力和政府還具有基本控制力，使政改不會帶來社會動亂，反而是凝聚民心和克服危機的不法二門。而繼續無限期地拖延政治改革的結果，很可能由偶發事件引發出玉石俱焚的大動湯。近些年，自發的民間維權，即便屢遭官權的鎮壓和封鎖，仍然此起彼伏、難以壓服。大規模官民衝突事件的頻繁發生，預示□遍地烈火乾柴之蓄勢待發。
已故李慎之先生在 1999年就指出：啟動政治改革的條件已經「爛熟」，反面壓力和正面動力全部聚焦於制約中國改革走上健康之路的瓶頸：政改的嚴重滯後。故而，中國改革的重歸紫陽路，實乃刻不容緩。套用魯迅名言：拖得愈久，欠債愈多，罪孽愈重，克服危機的希望愈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