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6年了，這個懸念一直伴隨並折磨著我。
2005年1月17日，懸念揭曉，期待落空，紫陽去了！他沒有等到那一天。
是的，趙紫陽終於獲得了自由。但這個自由，是死亡賦予他的。而他曾任總書記的那個黨，他曾任總理的那個政權，對他實行了終身軟禁。
這是何等樣的－－「中國特色的殘忍」！
然而，這一死，這一堅持人道底線，堅持不讓步出山，堅決拒絕檢討，拒絕自貶、自罪、自虐之死，這一不惜失去自身權位和自由而堅守尊嚴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傳統，升華了趙先生的政治人格。
從此，在國際共運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納吉一起，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價拒絕實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在中國近代史家的筆下，趙紫陽將與光緒、蔣經國等中國政治家一起，以現代中國歷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載入史冊。
從此，趙紫陽已不復是1978年以前的趙紫陽，甚至也不復是1989年之前的趙紫陽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後的杜布切克已經不復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變法之後的光緒已經不復是戊戌之前的光緒，正如晚年蔣經國已經不復是1986年解除黨禁報禁以前的蔣經國一樣。經此一變，他們已經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趙紫陽的名字，是與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八十年代後期萌動中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連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遺產，自然也與之緊密相關。
趙紫陽對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已是有口皆碑。其中，尤以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溫州私營企業試驗，在鄧支持下的特區試驗，最為引人注目。它成為中國二十多年來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及其經濟起飛的基地。這是他的第一項遺產。
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後期，成立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醞釀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淡化乃至消解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通過立法來保障公民權利，以及對黨的權力進行某種方式的平衡。這些設想與措施雖然由於鄧小平的壓力和干預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觀上為知識界與民間種下了1989年抗議運動的火種。這是他的第二項遺產。
趙紫陽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最後的抉擇，是其人生的頂點。在筆者看來，多元紛呈的政治觀點政治派別，總可爭論。但是，昭昭天下的人性與反人類、文明與野蠻的分野，其黑白判然，則絕對不容混淆。動用野戰軍屠殺徒手民眾，正是這種反人類暴行。滔滔罪行，沒有任何藉口，沒有任何政績，能夠為之辯護。先哲孟子說過：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上述罪行，正屬於這「幾希」之類。趙紫陽任職中共幾十年，在其日常政務之間，難免是非短長，或可詬病。但在歷史關鍵時刻，在黑白昭然，罪與非罪清晰的大節關口，他毅然決然，拍案而起，與暴行一刀兩斷。訣別峰巔，遁入苦海，形同囚犯。佛語曰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紫陽此舉，充盈慈悲，可歌可泣，已入化境。通觀歷史，人與獸，佛與魔，英雄與罪犯，其差別常常繫於一念之間。「一回首即是百年身」。趙的抉擇，使人憶及他的慣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豈知竟一語成讖，念之泫然。然而，正是這縱身一躍，也使他躍入了悲憫人類的天堂，進入了中國現代政治家的殿堂，並為中國陰森黑暗的政壇，確立了一個奪目的人道標桿。這是他的第三項遺產。
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歷史的鐵律－－「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一權勢者的金科玉律，在天安門的歷史性對決中，已被洶湧的民意所顛覆。在六四事件中，呈現出的卻是：「成者罪人，敗者聖徒」。罷黜了趙紫陽，用機槍坦克殺戮了示威民眾，鄧小平們是勝利了，趙紫陽是失敗了。但是，勝利者－－鄧、李、楊，卻成了歷史的罪人，而失敗者趙紫陽，雖然失去自由 15年多直至逝世，卻化成了天安門亡靈的守護者，成為在中國實現「民主與法治」的人格象徵。15年來，他被囚禁在家。但他的精神，卻飛出牢籠，步步升華而飄向了自由，分享了神聖的價值，成為全球悼念的對象。趙紫陽抉擇，打破了中國固有的歷史評價系統，確立了新的民間的評價系統，這是他的第四項遺產。
環顧今日中國，趙紫陽去了。胡錦濤來了。
國人注意到，胡先生目前進退維谷，正搖擺於毛與鄧的左右兩項政治遺產之間。筆者稱之為「兩極化的線性政治擺動」。
確實，在中共內部，毛的政治遺產和鄧的政治遺產，已經成了其政治走向的兩個基本參考系、兩個基本的極點。中共領袖，甚至不少中國人，他們的視野已經完全被這中共的左、右傳統的兩極的框架所框限住了。
但是，趙去世了。趙紫陽的悲劇引人注目地出現了。於是，在中國的政治系統中，趙的遺產凸現了出來。這是區別於毛，不同於鄧的新的政治遺產。正如１９８８年８月趙紫陽所說：「十年來，我們的基本經驗是什麼呢？我看是兩條，一個市場經濟，一個民主政治，幣徊豢傘！閉饈峭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