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罡：從憤青到給全家退出中共組織

　　我想講一些自己的經歷，然後講講我又是如何轉變的。

　　我從小就是聽話的好學生。老師說什麼我信什麼，老師叫我入隊我就入隊，叫我入團我就入團。入團的時候十二歲，我沒寫申請書，還應該是少先隊的年齡就讓老師給入了。我沒什麼政治頭腦，對政治不感興趣，入團和沒入團一樣，反正什麼活動都參加。

　　89年「六四」時，我上初中三年級，我發現我看到的世界和我爸爸看到的不一樣。我爸爸說這些愛國青年都在救中國，我覺得那些人都是漢奸。在我眼裡，他們跑去跟政府作對，跑到人大台階上下跪舉著請願書，這不是跟黨對著幹嗎？這跟我在學校學的不一樣。我和我父親就針鋒相對，干了很多天。

　　後來「六四」被鎮壓了。父親說，如果那些學運領袖逃到這兒來，他一定會把他們藏起來，絕對不會讓他們有危險。我說你敢藏我就敢揭發。我覺得這些人該殺，他們在北京-中國的心臟製造暴亂，都是暴民，為什麼不該殺。這是當時十四歲的我對「六四」的認識。我想這種認識在當時像我這樣幼稚的人群中絕對不是少數，而是佔絕大多數。很多人都認為他們是暴民，他們製造暴亂就應該殺，把他們都殺光才好。

　　我1999年到美國來留學。這裡有各種自由的資訊和報紙，我就開始逐漸接觸到一點真相，那時才對「六四」的全貌有了一個認識，是怎麼開始，發展，結束的。我看到中共用鐵血的手腕來製造一種恐懼，讓在中國大陸的人甚至拒絕去瞭解真相，就像當時的我一樣。我沒有想去尋求真相的動力，我認為他給我看的東西就是真實的，這是我到美國後瞭解到的八九的事情。慢慢我開始接觸越來越多自由的消息，真正獨立的消息，我對中共的事慢慢有所瞭解。我剛到美國時，用網路上的話說，還是個「憤怒青年」，聽到煽動性的話會非常不理性。我開始冷靜，用我的理智和自己的眼睛來看待這些事情，我發現事情就起了很大變化。

　　剛到美國，恰逢中國大使館在中國城舉辦 「中共國慶」遊行，據說是中領館十幾年來首次在芝加哥中國城舉行遊行。我一聽也要去參加遊行，中領館又提供食又提供水還發T恤衫，然後就去了。去之後我被分派去拉中共國旗，和其他五個同學一起拉著一面五星紅旗。結果新華社記者給我們拍照片。在照片中，我站在照片正中間，拉著旗一角，表情欣欣然的樣子。第二天照片就傳回中國，發在人民日報上，全國各處轉載。很多地方的同學發電子郵件給我說在報上看到我了。我當時還非常高興。

　　大概過了兩個月，我看到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關於陳子秀，一個整版的篇幅。我對裡面有些話記得仍然很清楚。說實話，開始我不相信這個報導，因為其中的警察跟我瞭解到的警察不一樣。中共常說人民警察愛人民，怎麼可能是這樣呢？我第一反應是不相信的。

　　後來類似報導越來越多，我才意識到，我們的冷漠和我們被扭曲的人性很有關係。舉個例子，我的家鄉社會治安不好。警察抓到小偷不會送到法院去起訴，而是直接痛打一頓。然後就把小偷放了。看了那些文章後，我回過去又想，警察打傷人或者打死人在我家鄉何止是一次兩次的發生？我聽說有一次有個人偷了輛自行車後被抓起來關在一個小黑屋裡，很多警察輪流歐打他，直到他雙臂雙腿都骨折。我們當時的反應是活該，壞人就應該這麼打，否則他以後還不老實。

　　我終於明白我們這種被扭曲的人性和思維方式就是從中共那裡來的。這種對人性的扭曲，對個人獨立思想的毒害，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我和臺灣朋友聊天，他們說我們大陸的人都特別沖，特別能辯論，說起話來一套一套的。的確如此，這是在大陸鍛練出來的一種能力。你如果不這樣就面臨著被人駁倒，被人踩上一隻腳，在文化大革命時就被人批鬥的局面和下場。於是我們思想就慢慢開始進化，我們不能不這樣，不能不為自己辯護，這樣就造就了今天的我們。我想跟臺灣朋友接觸過的人都有這樣的感想。他們都很溫文爾雅，對人都很尊重，很有禮貌，而我們大陸來的人腦子很多都沒有這根弦，沒有這種概念。

　　我已經在網上申明過了，全家退出任何中共組織。不但我一個人，包括我全家，我全都代替他們退出，徹底與中共劃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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