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羅干要求各級地方政府要解決好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指出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如何保持社會的穩定和和諧，是中共作為執政黨面對的一大考驗。請問虞平先生，您對羅干的這番說法，您認為有什麼特別的所指，或者有什麼意義嗎？
虞平：中國過去這些年來因為經濟改革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就是所謂動態性比較大，不像過去中國是屬於一種嚴密控制的社會結構。經濟改變以後打破了這種網路，這種網路一發生變化以後呢，社會的問題就浮現出來了，再加上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又在分配上出現很大的問題，導致各種社會矛盾也進一步浮現。胡錦濤提出來所謂和諧也是針對這個，我想羅干要求要「保證社會的穩定」和過去鄧小平、江澤民那個年代提出的「穩定壓倒一切」，是一脈相承的。
記者：伍凡先生您的看法呢？
伍凡：我覺得真的反應出現在社會矛盾非常激烈，共產黨面對這些矛盾一再要求穩定穩定，但是我覺得光用「穩定」兩個字解決不了問題的。現在的矛盾是誰產生的呢？我就拿司法系統來講，司法應該由司法部門自己獨力調查，為什麼上面又有一個政法委呢？共產黨在憲法上它有什麼權利有個司法權呢？這個體系就夠造成下面的司法部門有些法官就不願意幹了，因為他們憑他們的良知、憑他們的專業，他覺得你這樣判或者按照政法委的要求，或者地方的各個省縣市的政法委的要求來判的案子絕對是不公平的。那麼問題就在這裡了，共產黨這麼一個突然介入進來的力量，要干涉司法系統，怎麼能夠穩定呢？你想北京幾十萬人上訪，都不給一個答覆，你說怎麼能穩定呢？
記者：剛才伍凡先生說到司法公正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不久前在廣州召開的全國人民法庭工作會議上，他特別提出說：「人民法庭是植根於基層，處在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最前沿、化解矛盾糾紛的第一線。」他只要求各級人民法院要深刻認識，人民法庭工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依法治國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儘可能對案件進行公正審理，妥善處理矛盾糾紛。我想請問虞平先生，您對肖揚所描述的中國人民法庭公正判案，和維護社會穩定和諧之間的這種關係怎麼看呢？
虞平：如果假定中國的司法制度是獨立的，而司法途徑是做為最後人們尋求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方式的話，當然現在法院在判決當中，採取一些方法促使雙方和解，我覺得會起到防止矛盾劇化，甚至可以解決矛盾這樣的一種功能。但是問題在於，現在中國的司法並不像我們剛剛假定的那樣：是人們尋求解決問題主要的一種方式。剛剛伍先生提到中國矛盾反應的方式並不在於去法院，而是在於各種各樣所謂的抗議形式，包括上街去抗議，去上訪。
我們從中國的一些數據上可以看出，中國實際上在目前的情況下，社會矛盾的解決途徑主要是靠行政方法，即是通過法院實際上也是一種變相的行政方法，因為它有一個黨內的政法委員會的系統，實際上法院本身審理的方式，也不是我們按照現在意義上理解的一種審理方式，而是一種行政的處理方式，因為法官很大程度上並不獨立。
那麼這樣一種情況下呢，我個人覺得，司法的作用在現在中國社會中，在其他國家所發揮那樣應有的作用並沒有起到。雖然我們知道中國領導人最近一直提到要搞法治建設，當然實際上這些領導人在講這句話的時候，他的理解的這樣的一種內容，和我們所理解的現代的法治，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肖揚剛剛提到的那一點，我覺得動機上、用意上是好的，但是問題能不能發揮那樣的功能，是取決於法律制度本身能不能建立起來。法院作為一個社會公正最後一道防線，是不是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
記者：那麼虞平先生，您認為中國司法要真正做到公正和獨立，起到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您認為出路在哪裡呢？
虞平：我們經常用一個形象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中國領導人政治局常委這一層裡面，有人真正受過法律訓練的話，那麼我們就看到希望了。其實我們看到，最近中國的不光是政治局常委裡面沒有專門受過法律訓練的人，連政治局委員裡面也沒有。肖揚是受過正規的法律訓練的，我覺得他對法律的理解，應該是比較接近於我們現在意義上的法治，但是很可惜他並沒有進入政治局，他實際上在政法委員裡面也就是個普通的委員而已。在中央政法委裡面羅干是書記，周永康是公安部長也是國務委員，他是副書記，可見法院是在公安部部長的領導下面。這樣一種本末倒置，這一個行政領導司法的作法，肯定是不可能實現我們所講的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記者：伍凡先生還有什麼補充嗎？
伍凡：我的感覺是現在中國的社會矛盾愈來愈激烈，怎麼解決？我看要通過司法，像剛才虞先生講的，把懂得司法的人放到真正司法部門的領導地位，而不是共產黨領導一切，這問題就出在這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