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公務員眼中的中英反差

一、英國的物價幾乎是我們的十倍，而我的吃、穿、住、用一切費用都來自於國家。一想到不太富裕的國家拿出那麼多的錢送我來英國學習，我就想到當了一輩子農民的老父親。我暗下決心，抓住在英國的每一分鐘，多收穫一點。對這個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從小學到大學，受到的大多是批判的教育，可我是來學習的，發現別人的優點，而不是僅僅簡單批判，應該成為我來這裡的主要目。

　　從走出倫敦希思諾國際機場，踏上霧氣瀰漫的英國土地那一刻，我就用全部的心身來感受這個活生生的，而不是無數次從書本上想像的英國。我常常用解剖的眼光，來打量這些具有不同的特徵，不同的語言文化，不同的地理地貌、發展歷史和思維方式的人們：這是一個面積和人口與我們一個省相當的國家，這是一個產生了莎士比亞、牛頓、達爾文、亞當．斯蜜、凱恩斯、霍金等無數巨匠的國度（我們一個省產生了幾個世界級的巨匠？），這是一個長眠著馬克思卻拒絕他的學說與主義的土地，這是給世界帶來工業文明的火種也帶來海盜洗劫般苦難的民族。這是一個曾經讓世界在她面前顫慄、而今只能緊跟當今霸主狐假虎威的島國。我希望從它的山水、建築、文化、歷史中發現對自己具有啟示意義的方面。有「日不落帝國」之稱的英國人口僅 5900多萬，國土面積24.4萬平方公里，比我國的湖北省只大一點點，但由於有很多荒涼的小島，氣候惡劣的高地，因此，自然資源條件在許多方面還不及湖北省。為什麼偏偏是他們走上了昔日世界霸主的寶座（它全盛時期的工業產值佔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半，統治人口達到自身的20多倍）？即使到今天，他們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超過了我們全國的總和。19世紀中葉他們的祖先敲開我國門的時候，我們泱泱大國為什麼會遭受那麼多的苦難和蹂躪？答案難道僅僅是統治者閉關鎖國的政策失誤麼？這一政策為什麼恰恰產生在中國而不是英國？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心理因素？為何作為英國文化的直接傳承者－－美國又走上了今日世界霸主的位置？這些總是常常迴盪在我的頭腦中。「存在即合理」不一定正確，但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依據，我常常用心觀察最平常英國人的思維特點、處世方式和行為規範，試圖從更深層將近社會文化和國民性的角度來尋找答案。到學校瞭解英國人的教書育人；到課堂、觀摩他們的訓導教化；到公司，參觀他們的生產管理；到家庭，感受他們的生活習性。英國教授上課從來不用課本，都以最新雜誌上的最新文章作為教材，他們實際到不願意為一些只稍微過時的知識付出一點時間和精力。我住的公寓每天都有一個年老的白人女清潔工來打掃衛生，她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當我們表示願意幫助她時，她謝絕道：「I am a cleaner, It』 my duty, I can do it.」（我是一個清潔工，這是我的職責，我能把它做好）英國人為自己所擁有的每一份工作並能勝任而自豪。我們一位教師是一家世界著名大公司的高級管理職員，每月收入超過7000鎊，給我們講課只是她的一份零工（這份收入對她來說幾乎可忽略不計），她居住在伯明翰，每次上課都要在高速路上開車一個多小時趕到學校。對我們提出的任何要求，有些明顯超出其教授範圍，如聯繫到政府、司法部門參觀，打聽火車路線與時刻等，她都不厭其煩、滿腔熱情地幫助解決。她說： 「I do it because I enjoy it.」這種務實、認真與負責的態度，在英國隨處可見，讓我這受黨教育多年的國家幹部也深受教益。與他們共同生活，我逐漸發現了一些英國傳統文化和國民精神中值得學習的優良品格，這就是生活嚴肅、不尚空談、不求虛名、專心敬業、工作認真、講求實際、注重行動、誠實可靠、長於合作、不趨極端、遵守法律、容忍異已、崇尚公道、自我約束、重視公共利益。我想到了魯迅先生對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而他所沒有列舉完的那些劣根性，就由我來作些補充吧：面子第一、講求排場、缺乏公心、崇尚官位、缺乏同情、欺上壓下、藐視平等、缺乏誠信，在崇外與排外、市儈的實利與精神的虛名間總是作出偏執和狂熱的選擇。

　　二、英國是一個成熟的福利社會。現有的基礎設施大多完成於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很難發現多少生產性的設施和建設工地，產業的「空洞化」現象十分明顯。在這裡，消費比生產似乎更重要，絕大多數生活產品都是進口物品，佔人口總數20%以上的老年人（60歲以上）充斥在城市鄉間，使得社會瀰漫一種舒適的暮氣，英國人對往昔輝煌歲月的留戀強化了一種懷舊心理，他們自豪於保持與歐洲大陸的差異。上世紀90年代以來，英國經濟實現了低通貨膨脹下的持續增長，增長率的提高主要來自出口及消費。特別是布萊爾政府（工黨）給英國帶來了有史以來最高水平的就業率，加上歐洲大陸的不景氣以及單一貨幣衝擊所帶來的陣痛，使得英國社會要求遠離歐洲大陸的呼聲更加高漲。但整體來說，英國人非常善於保持社會各種勢力的均勢，在一種寬容、民主的氣氛中維持一種緩慢的變化，他們不喜歡劇烈的革命，這常常被外人認為是保守或革命的不徹底性，其實他們僅僅是不喜歡革命給社會帶來的巨大震盪和對社會財富的破壞。相對於法國大革命無數人頭落地所引起的社會震盪，誰能說結束英國專制統治而沒有流血的「光榮革命」不是更聰明的選擇？他們似乎比我們列懂得「中庸之道」所帶來的力量平衡。英國福利社會給每個人帶來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關懷」，他們沒有北歐一些國家用高稅收所維持的高福利，但能夠保證每個人基本的生存需要。但近年受美國文化的影響，一些年輕人滋生了不思進取、盡情享樂的壞習氣。他們的荒唐、胡鬧、頹廢有時讓人目瞪口呆：大街上、校園裡隨處可見吸菸、酗酒的少女，我所瞭解的一個班70%的學生染毒或有吸毒歷史，同性戀、未婚先孕極為普遍，36%的人口出生為非婚生子女，10%的母親為單身母親，在寒風冷雨中流浪街頭的乞討者在每個城市都時有所見。身處這種環境，我深深感到，中國年輕一代只要積極奮發、努力拚搏，我的祖國是很有希望的。

　　三、在我過去的印象中，英國這個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正在走下坡路，沒有多少生氣與活力。確實，如果以遊人的目光來英倫大地走馬觀花一番，往往覺得英國除了環境優美一些之外，在許多方面現代化程度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高：城市規模不大、建築古舊、街道狹窄、鄉村荒僻。但如果深入瞭解人們的生活，我們就會發現自身的差距。特別是在政府職能與社會服務方面差距更大。事實上，英國一方面有著雄厚的經濟積累，另一方面也在不斷改革。上世紀初開始的經濟地位衰落，常常被經濟學家稱為「英國病」，其實 「英國病」並不是經濟停滯，只是增長緩慢而已，其金融服務業、軍事工業則一直處於領先水平。並且，他們似乎更好地「落實了科學的發展觀」：倫敦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煙霧騰騰的霧都，人文古蹟保護週到細緻，滿眼青山綠水，鄉村草地牛羊悠然自得，田園風光讓人賞心悅目。近幾年來，這個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從政治體制到行政管理都有很大的改革，在發達國家中英國經濟增長速度也躍進居領先地位。英國政府對管理市場經濟有豐富的經驗，他們將政府角色定位於：推動市場開放和競爭；發展勞動力市場；鼓勵投資；保證消費過程中的公平；幫助企業利用技術；實現可持續發展；控制壟斷、兼併以及反競爭。地方政府的權力甚小，僅僅在教育、社會服務、環境保護方面承擔一定的職責。相比較而言，我們的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有太多的權利，也承擔了太多的義務。政府到底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政府不知道，人民也不知道。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似乎無所不能，官場干預市場，「公僕」干預「主人」生活。我們雖然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但由於沒有多少激勵、約束和監督機制，有些政府部門考慮自身利益，常有牴觸情緒，雷聲大、雨點小，今天轉變了，明天又反彈，或者乾脆就沒有多少具體措施。改革政府機構方面，我們的差距更大。近年，英國政府啟動了名為「服務第一」的行動，設定了優質的公共服務所須遵循的原則，建立了明確的服務標準以及便捷的投訴程序，他們對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撤銷了「大倫敦區」一級行政機構，公務員的人數已從1976年的75萬名降到了今天的46萬名，顯示了政府控制公務員開支及提高辦公效率的方針。相比較來說，我們歷次機構改革步子太小，「陞官效應」（機構人員越多越容易升格、行政區劃變動越多越容易陞官）使每一次改革事業來的反而是機構的進一步臃腫（比如地方政府由原來的三級變成了現在的四級，原來的2個地區變成3個地級市，還有所謂副地級市，則更是我們官場的一道獨特風景），「陞官」利益驅動成為機構人員不斷擴張的內在張力。行政區劃多變，官員隊伍龐大，素質低下，腐敗盛行，文山會海，見風使舵，欺上瞞下，迎來送往，繁文縟節，擾民不斷，效率低下，部門爭權奪利，利益層層盤剝，浪費民脂民膏，形式主義風行。機構改革成為「逆淘汰」，太多的庸人充斥機關，真正的精英往往成為「出頭鳥」，沒有生存的空氣與土壤，要麼選擇離開，要麼與平庸看齊，精簡變成「減精」。落後的管理體制制約了人員素質的提高和積極性的發揮，反過來，低下的人員素質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落後的體制。我曾經走訪一些英國地方政府部門，坐在他們有幾百年歷史的地方議會旁聽議員辯論。議員們為地方政府的每一筆開支爭論得面紅耳赤，但又彬彬有禮。經過地方議會的苛刻討論最後否決了政府提議的3萬多英鎊的兩筆開支。我想到了我們一些處長、廳長拍拍腦袋，大筆一揮，就可以開支幾十萬、幾百萬納稅人的錢財，不由我不生發一番感慨。英國人鄙棄一切空洞的形式，從來沒有隨意的接待開支，很多部門大量聘請志願人員，辦事頗為高效，即使這樣，他們新近還成立了一個獨立委員會，負責考察、評議議員及公務員的行為。在這樣的環境中，深深感受到我們管理體制及人員素質的差距，對於他們今天高效的管理，我們不能不深入反思多次機構改革的誤區。

　　四、社會主義理論需要創新，要吸收全民類的一切優秀成果，現代資本主義無疑是我們社會主義理論創新的重要資源。現代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和信息化代替了小規模生產；發達的第三產業和機器人代替了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普遍的社會福利淡化了殘酷的剝削壓榨與貧富對抗。事實上，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在社會主義運動和自身發展需要的壓力下，正按馬克思的預言向社會主義靠近，或者說吸收了社會主義對其有利的因素，不管他們承認不承認。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下，德國率先引入社會保障制度，該制度真正成功地推行還是在英國。二戰後英國通過高稅收來調節社會效益與社會公平的矛盾，強化中央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職能，建立福利社會。社會主義也應該是一種福利社會。難怪有人從國外歸來常會發出這樣的感嘆：怎麼他們在某些方面比我們還要社會主義？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呢？鄧小平關於「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論斷不是對「社會主義」進行學術上定義，鄧小平確實洞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感覺到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解釋的缺陷和弊端，並有膽識和氣魄來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標誌著我們徹底放棄計畫經濟，但對公有制的概念我們就清楚了麼？中國實踐已經突破了對公有制的傳統解釋。英國資本主義雖然堅稱私有制的合理性，但他們從不放棄用公有化的辦法來調節經濟。可以說，當今世界，一個正常的國家，沒有全部絕對的私有制，也沒有全部絕對的傳統公有制。看來，我們應當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方面大膽創新。這是理論發展的需要，更是實踐發展的必然。前天不太忙，我在圖書館找到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版（要是懂德文就好了，翻譯與原文畢竟有出入），我感覺《宣言》中所提出的「the higher xxxx of Communist common ownership」，是從所有權的社會化程度這一角度提出和討論問題的，不應是我們一般人所理解的「公有制」（這是否是翻譯上的不準確？注意：這裡是 common ownership，不是public ownership或state ownership）我們對「公有」的理解有更多的東方文化色彩（公有－－大家都有－－政府管理－－誰也沒有？），可能「共有制」的翻譯更準確。我們要真正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角色轉換。執政黨與革命黨當然有許多不同之處。革命是為了在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而執政是為了建設一個新世界；革命的主要手段是鬥爭，而建設的主要手段則是民主與法制；革命是依靠一個階級或階級的聯合來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執政則要團結全體人民營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環境；革命時期要「無法無天」，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執政時期則要依法治國，解決矛盾、平息矛盾；革命主要是為了打破人的發展的外在制度禁錮，執政則要調動每個人的內在潛能來達到所有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之後，執政黨的工作重心要從經濟工作轉變到依法治國、建立法制國家的軌道。短缺的計畫經濟時代，以經濟建設取代階級鬥爭的中心地位，給國家帶來一片光明；市場經濟時代，政府在市場經濟競爭中，只是裁判員，不是運動員。裁判員也只能根據法律來裁判。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客觀上形成以經濟指標論政績，刺激地方政府違背經濟規律干預市場、政府的公正和誠信缺失，甚至「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等腐敗現象。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因此，建立法制社會，把依法治國作為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成為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更何況經濟發展也不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全部內容。通過法律規範政府行為。政府及其部門退出競性行業，減少或放棄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有利於克服政經不分，有利於建立一個誠信的文明社會，通過弘揚中華民族「仁、義、禮、智、信」傳統道德，重構適應現代社會文明道德標準和與國際接軌的價值體系。要大膽探索，離不開學習現代資本主義的一些改革措施。

　　五、看到英國很多人居住在有幾十年、幾百年歷史的莊園、別墅和房子，甚至不容他人踐踏一步，保護得很好的田地，我想到英國人長期的穩定平安的生活和中國人的動盪與苦難。領導人的變換，國際國內政治波瀾，對英國普通人的生活似乎沒有影響。社會給人的印象很深刻的一點就是穩定，治安良好。儘管時有遊行罷工，但對整個社會影響不大，這一方面歸功於政治生活的程序化、制度化和國民素養以及對自由民主的成熟理解，另一方面從二戰以後著手建立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很重要。英國很早就頒布教育法，推行義務教育，他們把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很實用地定位在「讓學生學會獲取麵包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檔次的學校偏重培養學生的優良性格（character）和讓人尊敬的品位（taste）。他們極其重視品格道德教育，培養堅強的意志和養成誠實、服務、可靠、負責的觀念。品格教育不是通過抽象的概念灌輸，而是通過具體的「遊戲運動」（play）來實現。在學校，書本知識的學習不是主要內容，他們認為「運動是第一位，書本是第二位」，運動的目的不僅僅在於體格鍛練，更重要的是為了磨練性格。競賽的勝利者往往當成學校的英雄受到尊敬，而要達到勝利，就必須在這種競爭性的遊戲中長於合作、善於決斷、敢於拚搏、持之公正。所以，各個學校都有場地寬闊、設施良好的運動場館，其重要地位不亞於圖書館和實驗室。合作、公正、勇敢、決斷、理性的品格和誠實、服務、負責的觀念一旦養成，比起書本上的概念、定理、定律對年輕人的成長有意義得多。「It』s unfair」（這不公平！），這是英國學生像我們罵人一樣的嚴重指責。我想到了前不久國內一所較好小學的網站上學生家長與教師的對話留言：學生家長：最近六年級推薦參加明年數學奧賽的同學參加培訓，有的班選擇的大多數都是學校教師的小孩，讓人感覺不太公平！既然是競賽，應該採用選拔的方式，起碼應該給每個同學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況且這些教師子弟並不是班上最突出的，這是不是教育腐敗？一個教師的回覆內容：社會上的腐敗多如牛毛。你是交通部門的，可以辦牌照方便！你是衛生部門的，看病可以不要錢！你是銀行的，搞貸款輕而易舉！你是……老師的小孩讀書這樣的基本照顧就說是腐敗？！對出自一個教師之口，如此咄咄逼人的「義正詞嚴」，我只能沉默。我想，這樣的教育就是給孩子心靈的土壤不斷培植「不公平」的野草。當「不公平」成為一種習慣，腐敗也就成為一種文化。而文化一旦形成，「獨醒」的個人將很難擺脫它的糾纏和羈絆。腐敗的土壤讓每個人做每件事都首先考慮成為這種「不公平」的執行者，卻對自己的受害者地位充滿抱怨和謾罵。腐敗文化就像「臭豆腐效應」，每人都罵臭甚至臭罵，但每人吃起來卻又覺得味道不錯！學校正是培養習慣的土壤。我們以考試為導向的書本教育和以抽象說教為主的品格道德教育，易於使學生養成輕視實踐、脫離實際、崇尚空談、好高騖遠、易趨極端、難於合作、心理脆弱的性格，品格教育中聖人一樣的道德標準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一旦碰壁，就覺得此前的一切都是虛妄的謊言而全盤否定。所以，我們常常會發現這種怪現象，小學生接受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中學生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而大學生、研究生卻不得不補習社會公德教育，「搞好寢食衛生」。教育的錯位導致人格的錯位，對國民性的形成和影響是巨大的。

　　六、再來看看英國福利體系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著名的Beveridge報告指出英國社會存在的五大「怪物」：貧窮、無知、骯髒、失業、疾病。針對這些問題，歷屆英國政府著手建立社會保險、全民免費教育、提供體面住房、充分就業和免費醫療的福利社會，但這一過程使公共服務機構及政府公共開支急劇增長，貨幣擴張政策使1976年通貨膨脹率達到26%，引起了從工人、教師到醫生、警察的全社會廣泛罷工。撒切爾政府通過法律限制工會權利，將公共服務機構私有化，遏制了政府開支，採取適度的福利政策保障社會低收入人群生存需要，基本消除了城鄉差別，推動整個社會由消費享受型向生產建設型轉變。我們改革的刀子常常落到原有的社會福利上。如果改革成為消減福利的代名詞，改革就會喪失民心。教育、醫療選擇產業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的基本公益和福利都變成政府部門營利的壟斷產業，人民要這樣的政府部門有什麼用呢？我國社會收入差距已經超過了英美，社會保障制度剛剛在城市地區試點建立，遠遠談不上健全，而在廣大農村地區甚至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向城市傾斜的福利政策進一步加大了城鄉差距，可以預料，當社會保障體繫在城市建立之時，很可能在城市僅僅養活了一批懶漢，在鄉村帶來更多不安定因素，同時，「不平則鳴」將使城市社會治安面臨更大的壓力。因此，應當對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整體規劃，並覆蓋到農村地區，對一部分高收入群體增加稅收的同時，建立適應中國實際的社會保障體系，爭取用一代人的時間，建立起世界最大的福利社會，使人民免於貧困、疾病、飢餓和生存的威脅，讓每一個人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是中國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客觀需要，也是我們對人類發展需要所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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