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先生畢業於北大中文系，是文藝學專業研究生。８９學潮期間任湖南邵陽師專講師。因六四之日宣布退出中共，遭當局開除黨籍、降職降薪處分。後輾轉來到海外，在一人民大學擔任部分中文課程，同時從事文藝學研究、寫作和翻譯工作，並完成和出版了一本關於一百年來諾貝爾文學獎方面的著作。
傅正明先生首先介紹了他退黨的經過，他在退黨聲明中落款處寫到：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黨恥、國恥、軍恥日。
傅正明：首先我是１９８５年 加入中共的，然後１９８６年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轉為正式的中共黨員，我退黨是在８９年６月４日當天晚上。當天的晚上我們學校同學和一部分教師，就像全國各地不少的高等學校一樣舉行追悼會，就是哀悼在六四中間的死難者。
在會議上我宣讀了我的退黨聲明，簡單的只有一句話：「鑒於中國共產黨不再是我所信賴的黨，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黨，落款時寫了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黨恥、國恥、軍恥日。」，然後第二天我寫的退黨聲明也在學校的校園裡張貼了二張吧！我自己寫的張貼了二張，然後其他有一些人把我的退黨聲明複製了，也張貼在邵陽市其它的地方，大概情形就是這些。
記者：那您在退黨以後有沒有受到什麼官方的壓力？
傅正明：當時我本來已經是講師了，後來就把講師的資格取消，就當助教還是技術教授吧！當時當助教，工資也降級了。
記者：那你們那時候是怎麼堅持過來的，我覺得挺不容易的，能談談感想嗎？
傅正明：我堅持過來，當然我自己還有一個比較溫暖的家庭，還有母親、姐姐和一個孩子。我是比較喜歡做學問的，搞研究搞翻譯，就一邊教學一邊做翻譯，寫些論文。當時也好像看不出來什麼出路，好像知識份子都可以隨便的這樣任意的被牽著打，學問、學識這些在未來究竟有沒有什麼用處？當然很悲觀很絕望，但是還是堅持下來。
因為我的興趣比較廣泛，有時也畫一點畫，畫畫油畫，當時畫油畫是想臨摹一些世界名畫，想做些商品畫賣點錢！另外，當教師也有一點工資就這樣維持下來了。因為一方面我們感到很悲觀很絕望，另外，我們也相信六四終究要平反，所以就這樣堅持下來。
記者：除了這種工資或者是職位的壓力，它還有沒有其它方面的處分？
傅正明：當然我「退黨」後，他們有做了一個開除黨籍的處分的決定，由學校的黨委做了開除黨籍的處分，然後它們散播到中央紀檢會。在北京的報紙登過一個這樣的一條消息，就是在中央內部的文件做為嚴重的違反黨紀給予區分的有三個比較典型的例證，我是一個，還有其他二個，就是在六四當天退黨。
記者：您認為六四對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起了什麼作用?
傅正明：這當然還是中國人的民主意識的一種初步的覺醒，而且是範圍比較廣泛的一場民主運動，捲入這個運動不光是學生，也得了很多市民的同情。當然這個運動是失敗，但對於認識到中共政權的本質和推動今後中國的民主改革，還是有它的歷史意義的。
記者：《九評》之後引起了一個「退黨潮」，今天已經達到了二百萬了，那麼您覺得這個退黨潮給中共什麼樣的衝擊？
傅正明：就是中國人他的民主意識要普遍的覺醒起來，跟黨劃清界線，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件很鼓舞人心的事情。因為中共它也不是鐵板一塊，內部也還是有一些民主意識的人，不過他們可能因為沒掌權，對於促進它們內部的分化，促進今後新的政黨的出現和初步走向中國的民主的進程都是有意義的。
記者：趙紫陽是在六四的時候受到打壓，因為他不同意向學生開槍，１６年來他一直被關押至死，您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是怎樣呢？
傅正明：中國的人權狀況，當然像侵犯人權的案例，根據我們所知還是有不少。不少人因為言論，網上撰寫文章被投於監獄，當然它不像過去抓反革命，它換了另外的罪名就是「顛覆國家政權」或者是「泄露國家機密」，但是很多案例都是對人權的一種侵犯。
記者：最近丁子霖代表天安門母親寫了一封給胡錦濤的公開信，就是呼籲六四問題的真相，要說出真相。您如何評價天安門母親１６年來他們的抗爭和努力呢？
傅正明：當然他們的抗爭主要是從人道的立場上來進行抗爭的，不是政治性的，這種抗爭主要是要求平反六四，要求撫恤那些死難者，要求調查六四的真相，而且他們也在不斷的蒐集那些死難者的名單，這當然是一種很可貴的人道援助性的工作。
因為六四對中國人最大的後遺症，主要是在道德層面的，就是本來中國人的良知、中國人的道德，在六四前後，還是有一個大大的發展起來的奇蹟，但是這個奇蹟失去了，從此以後中國人的道德良知就是很容易走向全面的墮落。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天下縱橫》節目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