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全球貿易大國的突然崛起所引起的反響是奇特的，摻雜著敬佩與擔憂。對中國經濟發展繁榮前景的非理性熱情促使投資者們急衝沖地去購買中國企業的股權，而很少知道這些企業究竟是怎樣運作的。與些同時，對中國成就和潛力的過高估計又助長了種種擔憂，說中國必將打破全球貿易和科技力量的平衡，最終會在經濟、科技和軍事上成為美國的威脅。這些反應都是錯誤的：它們忽視了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缺陷，也忽視了美國從中國參與全球經濟的特殊方式上所獲得的戰略利益。實際上，中美兩國正在發展著美國戰略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那種經濟關係。中國正在參與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在努力建立的自由而又有規則的全球經濟體系。但是經濟市場化的過程導致了兩大沒有預料到的嚴重後果。首先，中國政府實行的經濟改革非常有利於國有企業，給予它各種優惠和便利政策以獲取資金、技術和進入市場。改革也有利於外國投資者，導致外國公司在中國工業出口中佔有巨大份額，在中國國內市場也得了有利的位置。結果是，中國工業領域充斥的是低效但又仍然龐大的國有企業、日益佔據優勢地位的外企以及
無力在同等條件下與這兩者競爭的民營企業。其次，中國現存政治體制下固有的商業風險導致在中國的經理人當中衍生出了一種「企業戰略文化」，這種文化鼓勵他們追求短期利益、地域分割以及經營的過度多元化；多數中國企業都側重於發展與中共官僚體系中各級官員們的私人關係以謀取特權，而不是在企業之間建立起橫向網路聯結，也不在技術發展和推廣方面進行長遠投資。中國企業依然嚴重依賴國外的技術和關鍵性元件，這些嚴重制約了它為單方面利益而支配其科技和貿易力量的能力。克服這些弱點的最好希望在於中國對其相關體制進行改革。而美國的政策也不應淪為短視的貿易保護主義，這樣會損害目前兩國關係發展的有利趨勢，而應該採取一種「戰略性接觸」的政策。
一
最近有關中美貿易的爭論忽略了以下事實，即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大體上是有利於美國的。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從中國進口廉價的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大約1000億美元。美國的波音、福特、摩托羅拉等企業通過從中國這樣成本更低的國家購買零部件，每年也可以節省數億美元的生產成本，從而提高了它們的全球競爭力，也有利於它們在本國開發新的高附加值產品。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出口國，它的進口額在東北亞地區也是最大的。中國用於國內消費的進口額從20 世紀90年代中期的400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 1870億美元。如果不考慮進口加工再出口貿易，中國在2003年有5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在電子和製造業等高科技領域，中國10年來每年的貿易赤字平均數是120億美元。與日、韓等美國在亞洲的其他貿易夥伴不同，中國對美國產品和投資是敞開大門的。雖然近幾年美國對華出口不太景氣，但是在過去的10年內美國對華出口額增加了3倍，僅在去年一年內就增長了28%（同年美國出口總額僅增長5%）。特別是，中國是美國高科技產品的一個主要市場。中國允許外國公司投資於中國的國內市場，其規模之大在亞洲是前所未有的。自1978年以來，中國吸收了50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是日本於1945- 2000年間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10倍。由於其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中國不能像日韓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所做的那樣，保護本國市場使之只面向本國企業。相反，中國允許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外企為它們的產品和服務在中國開拓新的市場，特
別是在諸如飛機、軟體、工業設計、機械設備、半島體和集成電路等產品附加值比較高的領域。由於經濟開放和需要大量進口，中國可以在全球貿易與金融等多個領域成為美國的盟友。而且，中國已經表現了按世貿組織規則行事的意願。中國現在是建立區域貿易和投資機制的倡導者，包括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及與澳大利亞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外貿和經濟發展已經促使中國在商業法規方面作了改進，注意更多地徵求消費者的意見，逐漸減少官僚作風以及遵守有關安全和環保的國際標準。
二
儘管如此，美國政界和商界的領導人還是擔心，中國在世界出口貿易比重的日益增長，將預示著東北亞地區另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然而這些擔心是沒有根據的，這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中國的高科技和工業產品的出口是由外國公司而不是中國企業在主導。第二，中國企業嚴重依賴從美國和其他工業發達國家進口的設計、關鍵性元件以及生產設備等。第三，中國企業幾乎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廣它們進口的技術，從而使得它們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中的有力競爭者。 我們通過仔細觀察中國的出口狀況以生產企業類型為標準來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作一個透視。去年，外資企業佔中國出口總額的55%。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不同於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外資企業只佔臺灣製造業出口的20%；在1974-1978年間的韓國，外資企業只佔其製造業出口的25%；在泰國，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從 20世紀70年代的18%下降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6%。在中國，外資企業在高科技工業產品的出口方面佔的主導優勢更加明顯。儘管在過去的10年內，中國機械工業的出口額增長了20倍（去年為830億美元），但外資企業在其中所佔的比重從35%上升到79%；電腦設備的出口額從1993年的7.16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10億美元，外資企業在其中所佔的比
重從73%上升到92%；電子和電信產品的出口額增加了7倍（2003年為890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的比重從45%上升到74%。這種情形幾乎存在於中國所有的高科技工業部門。數據統計還顯示出另外一種趨勢，即中國對國外投資的依賴日益加深，以及外資企業和中國本國企業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 1990年以來，中國允許另外一種外國直接投資模式出現：即從中外合資轉向外國獨資。現在，外商獨資企業佔在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65%，而且它們主導了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與合資企業相比，獨資企業更不願意向中國企業轉讓技術，而且獨資企業也沒有像外資企業那樣受合同約束而必須與中國合作者分享技術。為了佔據中國市場的更大份額，它們極力對自己的技術保密。
三
中國企業落後於外資企業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它們沒有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作長期投資。開發技術是一個困難而又不確定的過程。大量的資金投入或者現有的科技力量的集聚都不一定能確保成功。為了開發商業上可行的產品和服務，企業必須獲取新知識、瞭解把握市場動向、對變化多端的消費需求迅速做出反應。那些與科研機構、金融家、股東、供應商以及客戶保持緊密聯繫的企業在獲取、轉化新技術以及將其商業化方面就享有優勢。那種水平的網路聯結是獲取知識、資本、產品和人才的基本渠道。然而，中國現有的某些體制卻抑制了中國企業間的橫向網路聯結，相反強化垂直聯繫。儘管市場改革已經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的規則，在沒有制衡機制以及直接監督的前提下，中共官員在界定和實施那些規則方面還有廣泛的決定權。特別是在地方上，政府能夠而且經常為了追求特定的地方利益而操縱經濟政策。這樣常常導致全國工業企業的地區分割以及重複投資帶來的浪費。為了應對這些不確定性，在過去的20年裡，中國企業發展出了一種了特殊的企業戰略文化。首先，針對政府的特殊政策，中國企業往往注重從政府官員那兒
獲得特殊待遇，即進入市場或取得資源的特殊渠道，免受一些規則的制約以及一些官員的盤剝。其次為了特殊利益最大化，以及為了避免與別的企業及其背後支持者糾纏不清，許多中國企業之間不願意進行合作，特別是跨地區或跨行政區域的合作。再次，它們往往置短期收益於長遠投資之上，最後，中國企業為了減輕同行之間的價格競爭（這是由過剩的生產能力和重複投資造成的）帶來的損失而傾向於生產和經營的過度多樣化。
四
考慮到中國目前的政治結構和商業環境，上述企業戰略文化是合理而實用的。但是，這種文化削弱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還有可能損害中國經濟，使其走下坡路。大多數中國企業注重短期收益，而不去提高開發新技術的能力。十多年來，它們用於研發方面的投入還不到其銷售總額的1%。注重短期收益也影響了中國企業對技術的進口。中國企業傾向於通過購買國外的生產設備來引進技術，通常是購買諸如裝配線這樣的整套設備。在整個20世紀 80、90年代，硬體設施佔中國技術進口的80%以上，而用於獲得專利使用權許可、售後服務以及諮詢方面的費用則分別只佔9%、5%、和3%。雖然中國近幾年來開始引進「軟技術」，主要是用於購買專利以利用好進口的設備，但含在這些設備裡面的知識技術必須先消化、吸收和掌握（即技術「本土化」），而後才能為國內創新打下堅實有效的基礎。中國企業在這方面的能力還是比較薄弱的。中國大中型企業在技術本土化方面的資金投入還不到其進口設備總開支的10%。中國企業的這種情形也與上世紀 70、80年代的日本、韓國在追趕西方發達國家時的支出模式不同。這些國家的企業往往用兩倍或者三倍於購買設備的錢來吸收包含在設備中的技術並使其本土化。中國企業在國內也沒有發展出強有力的技術供應網路。2002年，中國企業用於購買國內技術的開支還不到其科技方面總預算（包括進口技術、維修現有設備以及用於研發方面的開支）的1%。企業間的合作和橫向網路聯絡也很稀缺，使得中國企業在相對孤立的情況下進行研發。2000年的一次全國性的研發調查統計顯示，在中國企業總共27億美元的研發費用中，93%用於企業內部的支出，只有2%用於與大學的合作項目，與國內其他企業的合作費用還不到1%。這些研究所的任務本來是推廣技術，為企業服務的。但現在的情況是，很多研究所正在成為企業的競爭對手。2003年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很多科研機構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已經把很多研究成果用於大規模生產和銷售，而不是通過專利技術去推廣這些技術。考慮到挑戰競爭對手及其地方保護者所要承擔的政治風險，很少有中國企業在別的省份進行投資或與別的省份的企業進行聯合。強烈的地方政治背景使一個地區的經濟與其他地區的經濟割裂開來，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國企業往往規模比較小以及整個國家的工業企業是分割的。受地方保護主義危害最大的行業是製藥業、機電、電子和運輸業。其中，國企和民營企業受害最深，外資企業受害最小。為了獲得短期收益而又要避免發展區域間產品供應鏈所導致的困難，中國企業往往走過度多樣化經營之路，其結果對企業本身也是破壞性的。很多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在轉向經營一些輔助性商業方面都是不成功的。總之，中國的相關體制以及地方企業的企業戰略選擇都制約了中國企業開發新產品和新服務的能力。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新產品在中國企業銷售總額中所佔的比重比較低，大概為10%。這一比重在經合組織國家的工業企業中佔35%－40%。在這方面，中國甚至還落後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重複投資、區域分割以及企業間的聯繫鬆散，甚至那些開發出新產品的中國企業也經常發現自身正處於惡性的價格競爭中，這使得它們不能從它們的技術創新當中獲取高額回報。因此，與其把中國視為亞洲又一個經濟和科技上的「巨人」，不如把它視為一個正在出現的「正常」的工業強國，就像巴西和印度一樣。由於政治文化和工業企業文化的相互影響，21世紀中國的科技和經濟圖景就像是一個無網路節點似的圖案有一些在科技方面比較成功的企業作為點綴。中國要成為科技和經濟的超級大國，首先要在國內打好一個制度方面的基礎。如果不對相關體制加以改革，中國吸收、發展和推廣科技的能力仍將受到限制。大多數中國企業仍將在全球工業生產鏈條的低級環節上為了微薄的利潤而相互競爭。
五
考慮到中國威脅全球經濟平衡的潛力所受到的各種制約，美國應該抵制各種保護主義政策。相反，在認識到中國工業發展進程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的情況下，美國應該採取一種與中國戰略性接觸的政策。該政策的目的是，在維護美國科技、經濟和政治的領導權的同時，幫助中國變得更加繁榮穩定，並使之融入到全球經濟體系中去。但美國必須接受以下事實，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國家，它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符合發達國家制定的共同標準。維持這種戰略性接觸有助於鞏固和加強美國從現存中美關係中所獲得的收益，確保中國持續繁榮穩定，以及鼓勵中國按全球貿易規則行事。中國要成為一個科技和經濟大國所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在中國釋放使其成為一個全球有力的競爭者的潛力以前，中國必須實行相關的體制改革而不是簡單地使市場更加自由開放，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資。而中國的體制改革從長遠來說有利於中美雙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