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陳丹青這樣的大教授和我這樣的名不見經傳的鄉村教師並列在一起，並不是想沾大教授的光，我只是想以我與陳丹青的不同選擇來見證我們今日中國的艱難處境－－不僅僅是我們的教育體製出了問題，不僅僅是我們的招生體製出了問題，不僅僅是我們的大學生出了問題！
陳丹青，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他本是一個功成名就的藝術家，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早以《西藏組畫》等作品在中國美術史上留下了探索的足跡；1980年從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班畢業留校執教；1982年以自由畫家身份移居美國紐約。旅美一十八載，歸來只為教學育人。而今，「始終不能適應當前『學術行政化』 的教育體制」，受聘第一年勉強招了5名博士生，居然因為外語考試不過關，毫無商量餘地一個也不留地「報廢 」；而長達4年招不進一名碩士生，像「三八線」一樣不可逾越的又是政治、外語考試分數線！《中國青年報》 3月23日相關報導的引題說，「他憤然宣稱：對任何一位想當藝術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試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謬與侮辱 」。
陳丹青的選擇出走，之所以能夠走出這一步，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除了無「娜拉出走之後 」怎麼辦的後顧之憂，主觀上是他有真正的藝術家的情懷和抱負，尚未被現行教育體制異化。」（鄢烈山《論陳丹青的「出走」》）陳丹青的出走，是對現行教育體制的大膽說「不」，但從他能夠選擇出走的原因就可以看出：陳丹青，在今日中國只是個「異數」，只是個「個案」，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
雖如此，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無獨有偶，繼陳丹青出走之後，又有北京大學法學教授的賀衛方先生選擇以「拒絕招收碩士生」的溫和行動再一次向現行的不合理教育體制大膽說「不」：2005年6月24日，賀衛方在中文網路發表《關於本人暫停招收碩士生的聲明－－致北大法學院暨校研究生院負責同志的公開信》，他於其中指控了北京大學法學碩士招生考試制度的諸多不合理之處，在數次向決策者提出批評與改良建議而未見成效之後，心灰意冷的賀衛方終於決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專業研究生。」對此， 羽戈在《賀衛方：一塊引發雪崩的石子？》一文中評論說：「或許我對此的評論有些危言聳聽：就在2005年的中國，這兩位聲名顯赫的先生以他們特有的方式，掀起了一場針對教育體制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它終將載入中國知識人的自由精神史。」我不知道這種「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能走多遠，但我願意看到這種運動後繼有人，不要如徐友漁指出的那樣令人失望：「我在各種會議上、飯局上見到過各種專業的知識份子，其中包括擔任學院院長、系主任職務的學者，他們談到導致陳丹青出走的種種類似弊端，無不感同身受。對問題的分析也可以說是鞭辟入裡。但我同樣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談話之後，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相反，大多數人實際上還是照樣開會、佈置、填表、爭經費、爭項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們也許不可能像陳丹青那麼堅決和徹底，難道不可以多多少少為改變不合理的體制盡力，而不是一面批評，一面卻支持和鞏固，以至於使人真的認為，不合理的東西是根本不可動搖的。」（徐友漁《陳丹青出走 我們都有責任》）
面對同樣不合理的教育體制，陳丹青選擇極端激烈的「出走」，賀衛方選擇溫和的「拒絕招收碩士生」，他們處廟堂之高來大聲說「不」，我只是一個鄉村教師，可供選擇的餘地更少，但我也有自己的說「不」方式，我選擇的是「不愛本職工作」「不做螺絲釘」！他們是處廟堂之高來大聲說「不」，我是處僻野鄉村小聲地說「不」。雖然他們的聲音大，傳得遠，但我相信，我的聲音是與他們相和的，我們最基層的說「不」聲音比他們更有標本意義，會喚起更多人的覺醒！
早在兩年前，我就在《不做「螺絲釘」－－我為什麼不愛本職工作》一文中對現行的教育說「不」：「我為什麼不做螺絲釘呢？換句話說，我為什麼不愛本職工作呢？都說誠信是立人之本，立國之本，可工作卻逼著我說謊。我的職業是教師，我們一直在那兒一個勁地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崇高的職業」，我想對教師之所以有這樣高的評價首先是因為教師是孩子言傳身教的榜樣，即教師自己起碼要是個說老實話辦老實事的人。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們教師是怎樣做的呢？不要說上公開課教師一遍遍地試教讓學生一起玩演戲的事，不要說上面來檢查了讓學生突擊大掃除，不要說學校出了事故教師逼孩子說謊，不要說抄一篇論文發表求得高一級的職稱（學術腐敗），不要說改一改學生的考試分數以使自己班上的學生優秀率高，不要說媒體上公開披露的教師打學生逼學生吃糞吃痰強姦學生，不要說以辦各種興趣班特長班為名亂收費，也不說我親眼見到的一教師拎下一學生的耳垂一教師拍了一學生六句耳光，只說說我們教學生的內容就足以令人心寒！……我們的孩子，讀著的是怎樣一種枯燥乏味，毫無人性的課本啊！我們的孩子，讀著的是怎樣一種自欺欺人，又無法自圓其說的學說啊！我們的孩子，讀著的是怎樣一種是非顛倒，邏輯混亂的文章啊！明明是殺人不眨眼的冷血魔王（比如斯大林）法西斯惡棍，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人民領袖」；明明是大躍進人為的災難餓死了幾千萬人，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三年自然災害」；明明是黨中央集體發動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四人幫」造的孽；明明是腐敗墮落透頂，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偉大光榮正確」；明明是封建式的專制是黨天下，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明明是上級任命的各級政府官員，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人民代表」選出來的；明明是９０００萬的人生活於貧困線（８２５元）以下，我們卻要教學生這是「太平盛世」…… 所以我說：教師是天底下最大的騙子！然而，我們教師是心甘情願說謊的麼？令人可悲的是：認識到自己的說謊，卻無法改變，卻不能不叫自己停止說謊！所以，如今的中小學教師最痛苦，他們中患有不同程度心理疾病的高達４５％左右！」
我只是個鄉村教師，雖然早在兩年前就對現行教育大膽地說「不」，但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像陳丹青一樣順利地「出走」，還「賴」在崗位上半死不活地拖著，因為我正如 徐友漁指出的那樣「我們和陳丹青一樣，不會輕易去責怪同事和頂頭上司，我們和他一樣，知道人們的難處，更是深知體制的慣性和力量。陳丹青可以和體制告別，但大多數人做不到，除了勇氣、魄力，還要有本錢。」是的，我就做不到陳丹青的決絕，雖然我有勇氣和魄力，但我沒有「本錢」：我有後顧之憂，我找不到更佳的養家餬口的工作！是的，對大多數中小學教師來說，除了和小孩「混口飯吃」，還有什麼本事、本錢呢？師範教育的專業化、狹隘化，使千千萬萬的中小學教師，沒有了找到其他「飯碗」的可能，使他們喪失了說「不」的權力，只能在痛苦煎熬中「沉淪」！我們教育事業的失敗，是注定了的：教師沒有了說「不」的權力，教師成為了 「說謊」的工具，教師成為了「專制」的幫凶，這時候，我們的教育還會不被扭曲嗎？
我選擇自己的說「不」方式，除了「不愛本職工作」「不做螺絲釘」之外，我還選擇了大膽地說出真話！「當一個社會有不合理現象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表達我們的不滿，這也就是德國的法學家耶林所倡導的『為權利而鬥爭』。這種表達是現代社會每一個公民的義務。如果大家面臨不合理的東西都忍氣吞聲，不去表達自己的不滿，其實傷害的不僅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會的整體利益。」通過多年長時間的思考，我得出一個結論，用我和朋友通信中的話說：「如果我們還有希望可言的話，我覺得只有二條路可走：一是民主政治，二是人性教育。所以，我寫的文章，一切都圍繞這二者來的。我的思考亦是圍繞著這二者在轉。我希望自己的思考，對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有所助益。」我一切的認識，都是從思考我們的教育開始的，我發現一個普遍存在的現實：我們的校園中，我們的孩子學得很苦，我們的教師教得很苦！教和學，為什麼都是苦差事，而不是件樂事呢？這是應該的嗎？這是正常的嗎？這是天經地義的嗎？這是不可更改的嗎？我們為什麼非要受那麼多的苦不可呢？我們難道就沒有另一種選擇了嗎？這世上難道就沒有一種令人愉快的教和學嗎？是的，我們所受的苦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所受的苦都是自作自受的，我們所受的苦都是人為造成的，我們所受的苦都是不必要的折磨！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我們今日的教育，是毀人的教育，是摧殘人的教育，是與人為敵的教育！這種狀況不改變，我們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我們這個民族就沒有什麼未來可言。而要改變這種「毀人教育」，使其成為「人性教育」，這就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了。我們過去對教育進行了多次改革，這改那改，我們不但沒能使我們的教育更具人性，反而更「吃人」 了！不是嗎？我們的教育亂收費，不是愈演愈烈嗎？我們教育的「高考大戰」不是愈演愈烈嗎？之所以如此，那是因為我們以前的一切改革，都是在教育的內部圈子中打轉轉，而這是不可能有成效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惟有跳出教育看教育，從政治的高度來看教育問題，才會有一個清晰的答案在：要真正實行 「人性教育」，就必須先實行「民主政治」！只要我們還實行「一黨專制」的專制政治，我們的教育就永遠跳不出「不合理」的圈子，就永遠跳不出「毀人」的圈子，就永遠跳不出「吃人」的圈子，我們的孩子就永遠別想快樂起來，我們的孩子就永遠別想真正具有創新能力和創造能力！
從處廟堂之高的陳丹青、賀衛方，到處僻野鄉村的我，都認識到了現行教育體制的「不合理」，說明我們的教育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如果我們繼續不負責任地任其拖延下去，我們毀掉的只能是我們民族的未來！而要確實改變我們的教育，就必須先改變我們的政治體制，改變我們權力的遊戲規則！舍此，我們別無他途！在此，我想解釋一下我在《我終於理解了「文革」，理解了「中國人」－－記一次與朋友的談話》一文中的幾句話，那幾句話，有許多網友都給誤解了。「臺灣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希望所在。我把希望寄託在臺灣身上。我估計，１０年之內，臺灣會改變中國的現狀。……我相信：民進黨不會像國民黨、ＧＣＤ一樣懦弱膽小，民進黨會做出歷史的正確選擇的。那時，中國的改變是順理成章的事。不然，讓今日這樣的腐敗長期存在下去，真是暗無天日，看不到一絲絲的希望之光啊！」許多人沒有看我文章的全部，只對這幾句話揪住不放，罵我是「賣國賊」，「民進黨黨徒」，這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之所以說「臺灣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希望所在」「民進黨會做出歷史的正確選擇的」，那是因為出於「反腐敗」和「民主政治」的考慮！如果我們真想「反腐敗」，而不是雷聲大雨點小的虛張聲勢的話，那麼，我們就該從制度設計入手，大膽直接地給出應該馬上採取的制度措施：官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廉正公署制度，多黨輪流執政制度，三權分立制度等等被事實已經證明可以有效「反腐敗」的制度！有效「反腐敗」，其實很簡單，只要「分權」就行了。因為腐敗的根源就是權力的高度集中，給高度集中的權力「分權」，腐敗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問題的關鍵是，我們願不願意真正將到手的權力分一部分給別人？！如果不是從「分權」入手，我們就有理由懷疑：我們的「反腐敗」是否是出於真心？！
從處廟堂之高的陳丹青、賀衛方，到處僻野鄉村的我，都認識到了現行教育體制的「不合理」，說明我們的政治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如果我們繼續不負責任地任其拖延下去，我們毀掉的只能是我們民族的未來！經濟體制，我們已經改革了，在經濟領域我們引入了市場經濟，引入了競爭機制，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在政治領域，我們也必須作出同樣的改革，引入多黨制，引入黨派的競爭機制，我相信，這成效將更大。「一黨專制」的沒有競爭的一團死水，窒息的只能是我們民族的生機與活力，窒息的只能是我們民族的未來與希望，窒息的只能是我們的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窒息的只能是我們業已取得的經濟改革成果！經濟改革，如果沒有政治改革作為保障的話，我們的經濟改革成果是不可靠的，是非常虛弱的，隨時有葬送的危險。對此鄧小平就有清醒的認識，很到位的論述。我就不一一轉述了。
我希望今日開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真的能夠讓中國走出「一黨專制」的困境，走出「一黨專制」的沼澤地帶！如此，百姓幸甚，民族幸甚，中國幸甚！（最後，作一下廣告：如有朋友可以幫忙有公司需要我來貴處工作，結束我的「不愛本職工作」狀態，可以和我聯繫。郵箱地址：[email protected]）
2005、7、2
於速朽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