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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7月，中國大陸開始對法輪功進行鎮壓，我於1999年12月十來號到達北京，希望能夠使用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進行上訪，通過自己的親身體會澄清真相。為了找信訪局，我們同行3人在當地安頓了下來，由於信訪局地理位置七拐八拐，連當地人很多都搞不清。而且很多人一聽說信訪局，都十分戒備，頗有談虎色變的感覺。所以費了不少功夫，走了不少彎路。後來終於找到信訪局，大概是12月17日下午4點多，這時，附近居民問我們為何打聽信訪局。有一位老人說「一看你們就是練法輪功的，不要去了，那外面停滿了警車，都是警察，還沒進去就被帶走了，有些人因為不願說自己是哪個省的，就被警察打，打得可厲害了，有個警察把個女的的頭往鐵欄杆上撞；前兩天有個中年人被電棍打在頭上打得昏過去了。你們覺得好就回去在家裡練吧，你們又沒辦法改變什麼。」等等諸如此類善意的勸告。我們仍然決定當天就去上訪，但當走到門口發現已經下班了。
於是，我們商定下週一來。1999年12月20日一大早，約9點鐘我們來到信訪局門口，但是信訪局門口冷冷清清，門上的告示表明由於當天正好是澳門回歸，放假一天。在這一情況下，我們決定到天安門去看看。在此過程中我們又結識了同樣來上訪的另外4人，他們均從東北來，年齡都在50開外，兩男兩女。我們共七人乘車到了天安門。來到天安門，由於天還早，廣場上人還不多，但是遍佈便衣警察，我們看到許多便衣對行人進行盤查，尤其對外地人盤查十分緊。看得出來他們都有任務，廣場上氣氛顯得很緊張。廣場上的警車也很多。很多是那種像麵包車一樣的警車。我們一起的一名功友因為手裡拎了一個大的馬甲袋受到盤查，叫她拿身份證。幸好她向前緊走幾步，跟我搭話，便衣跟在她後面好一會也就走開了。就在這麼一會的功夫，我們在廣場上就看到便衣警察兩次抓人，大概都是功友，都是上了年紀的老太太。上的就是我們看到的那種麵包車。我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麵包車，原來是抓人用的。我們一行漫無目的地在廣場上走，後來來到國旗下，那個方位正對天安門城樓，旁邊有一群年輕人，像是廣東那一帶的人，他們玩得很開心，但是我們的心情卻很沈重，看到鮮紅的國旗在飄揚，感覺到什麼東西被玷污了。於是我們決定在國旗下煉功，向國旗證明、向世人展示法輪功的清白。我們七個人在旗下兩排站定，開始練第二套功法，手剛舉起來不到一分鐘，警察們叫喊著從四周圍上來，警車也呼嘯而至。國旗衛隊士兵第一個趕過來制止我們。一名士兵把我的手使勁拉下來，然後跟著警察把我們帶上警車。旁邊圍了不少不知情的當地市民，有一個胖子問我，你多大了？練這個？我被抓了，但當時心裏很平靜，我告訴他我25歲。他的神情很惋惜，我印象深刻，至今都記得。說明當時有多少不知情的無辜民眾被矇蔽呀！但是我僅僅跟他說了這一句話就被推上了警車。我當時很想跟他說「法輪功好！」但是我沒有機會了。
車上那時已有一半位置坐滿了人，全是各地的功友。我們上去，位置差不多正好滿了，那個國旗衛隊的士兵也跟了上來。車上除司機外還有三名警察。一警察問，你們都練法輪功的，法輪功有什麼好呀？我們答，真的好！那警察一邊獰笑，一邊挽袖子，說：我倒要看看看你們怕不怕打，打了以後還說不說好？於是從車後座開始一個一個煽耳光。老人、青年幾乎無人倖免，每個人平均幾十下，打累了就換人繼續打。一個剛剛打完，又有個警察又拿著對講機衝我過來了，他開始拿著對講機抽我的臉，我眼前金星亂冒，疼痛難忍，不知道抽了多少下。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始終咬著牙一聲不響。不向邪惡屈服。他抽累了停下手來，一路上嘴裡不乾不淨，罵罵咧咧。那個國旗班的士兵半路就下了車，有位功友看見他眼裡有淚水閃爍，大概也實在看不下去了。不一會我們被押到了前門派出所。
接下來我們被押進去，在一個房間門口排起了隊，是什麼辦公室不記得了，總之每個人進去就問你叫什麼，是哪來的，哪個單位的，什麼時候來的，來北京幹什麼，身份證號碼是多少等等。如果不說的話馬上就押到旁邊的辦公室上刑，進了這種地方就知道受刑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了（註：我活到25歲從沒踏進過這種地方半步）。凡是說了的人就會被帶到走廊對面的一個臨時監禁的地方關起來，我們進去後發現滿屋子都是功友。具體多少沒有數。進去時隨身的包都被扣下來，還要把身上的東西都交出來。凡是帶著書的都被搜掉。我們在裡面不能講話，只能互相以眼神、微笑鼓勵，我看有個功友穿得很少就示意她要注意保暖，結果被外面的警察發現以為我們在交換資料，差點要搜身。外面不斷來人把我身邊的功友帶走，等了兩個小時終於來人把我們三個帶走了。在門口交接時把我們的包還給了我們。這人是貴州省公安廳派駐在北京專門負責抓法輪功學員的。他把我們帶到街上，一邊警告我們不要逃，一邊叫了輛出租車，把我們押上車，一路開了很久，穿過大街小巷來到「貴州大廈」，進了門告訴門口的保安說這三個人是練「法輪功」的，沒有我們帶著，千萬別讓他們跑了。上了樓，來到一間房門口，裡面又有好幾個省公安廳的人，其中有個四十多歲的女的，對我們不太客氣。進門看見我就問我的臉怎麼了，帶我們的人回答被打的，那女人不屑地說了一句「活該！」。我們被獲准挨個上衛生間，在衛生間裡我看見自己的臉已經腫得變了形，一臉青紫。和我一起的另一位女功友臉被打破了，牙齒也打鬆動了，後來一直疼了很久，吃不下飯。接下來就是搜身搜包，做筆錄。在做筆錄時他們問我，為什麼來北京，我說：就是為了說一句話。他們問什麼話，我說：法輪功是好的。他們還問了我的煉功經歷等等，認定我是個頑固分子。我告訴他們媒體上說的都是污蔑編造之辭，因為我們有親身體會，所以能辨別真偽，希望他們不要被矇蔽了。做了筆錄後來就領到樓下吃飯。吃完飯後又有幾個公安廳的人回來，其中有個人看了我所在的區，就問我在哪上的中學，我如實相告，結果發現原來竟是高幾界的校友。後來我儘可能給他們講真相，但是很多話他們還是聽不進去。我說，法輪功講的「真善忍」真的我們在盡量做到，就拿剛才的例子說吧，那個警察打我的時候，我心裏沒有恨，真的一點恨都沒有。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奇蹟。我覺得這是真正從心裏做到了「忍」，而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克制。我到今天都認為我們法輪功的很多修煉者真正做到了常人所不能。說法輪功不好，我不相信！比起許多功友身體的改變（病好了）而言，從內心的根本轉變這才是人間真正的奇蹟呀！這期間，我們三人不能互相交談，不准煉功，只好要麼跟他們講真相，要麼閉目養神，要麼盯著電視。
晚上又來了兩個女功友，她們被搜了身。我們5個人分兩間房睡在地毯上，她們給了我們一些床罩，就這樣和衣睡了一夜，因為晚上空調不開，夜裡被凍醒了。可能因為是校友的緣故，也可能他們沒有真把我們當壞人（看起來完全就不像），呆在那裡的幾天對我們三個還比較客氣。我被獲准跟家裡通了一次電話，雖然只說了幾句話，我母親在電話那頭擔驚受怕的聲音我很久都不曾忘記。大概第三天早上，一大早，我們公司的領導、工廠的公安處和當地派出所的人就趕到了。我們被帶走，在我們工廠的北京辦事處之類的地方歇了一會，做了第2次筆錄。我洗了個澡（之後約18天沒有洗澡）。我們上了從北京直達貴陽的火車，路上有我的領導的關照，生活還不錯。我當時面對我的總經理，心裏感到有些對不起。我臨離開貴陽時寫了一份辭職報告，為的是不連累公司受牽連。因為當時政策就很嚴格，哪個單位出了這樣的事，單位領導輕則受責、被罰，重則處分、丟官。我不願連累單位所以就辭去了自己頗為喜歡的這份工作。我在回答警察時說我是無業，後經追問我說剛辭職了，他們可能有經驗了，還是到原單位打聽了情況，我單位領導只得在百忙中抽空親自來接我，我心裏真是很過意不去。但是，事已至此我又有什麼辦法呢？在那個環境下，我們連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奪了。連帶我們的單位、親人都處處受到牽連、恐嚇，根本沒有安全感。火車開到貴陽，我對在自己身上將要發生的事情還很模糊。但是我知道前面是荊棘。工廠的車在火車站門口等著，我們上去後一路開到工廠所在區的派出所門口，領導臨別時跟我說了一句：趕快托家裡找找人吧！我頓時就明白了，也許我將面臨至少3年的牢獄生涯（之前工廠裡已有人因同樣的原因被判3年）。
派出所裡到處是警察，房間裡煙霧繚繞，一位副所長嘴裡罵罵咧咧，滿口污言穢語，並威脅要打我。我們被第三次做筆錄之後當天下午被押至貴陽市白雲區的戒毒所和那些吸毒的人關在一起。在一份寫有所謂「妨礙治安」的拘留通知上讓我們簽了字。我和另一名女功友與幾個被抓的拾垃圾的人關在了一間只有個廁所其他什麼都沒有的拘留室裡，沒有床，門上有個洞，燈晚上是不關的。進去時，看守警告我們不要在牢裡煉功。每天兩頓，吃的是一缽糙米飯，一碗青菜湯。這樣吃了15天。不得放風（看守是個老人，後來心軟就也放我們出來站一會，掃掃屋內的垃圾）。幸好廠裡把我宿舍裡的被子和褥子給我送來了，不然恐怕寒冬臘月的要把我們凍壞。下午，得到通知的爸媽趕來了，可是他們不讓我們見面，說練法輪功的不能探視。父母無奈，給我留了2百塊錢，走了。後來，又過了幾天終於見到了，原來家裡托了關係，我媽看見我老淚長流，當時我的臉還沒好，開始由青變綠，我媽看了更是傷心。後來我哥也來過幾次，他們說我的事很嚴重，打聽了說要判勞教，經過輾轉托了關係，花了錢、吃了飯，公安局裡傳出話來，念在「是第一次」，要想不判的話必須寫「悔過書」。我表態，無過可悔，情願坐牢堅決不寫。家裡為了做我的「工作」來了好幾次，叫我寫，甚至把紙筆都帶給我了。我用這些工具寫了一封長信給家裡，表明瞭我的決心。現在想來，這又是一個奇蹟，那時候心裏真的很平靜，沒有恐懼，沒有擔心，心裏只有那一個信念。後來，家裡又說，不要寫法輪功不好，也不要說不練了，就說不去北京了，也可以。至少形式上滿足他們一下。我動搖了，屈從了這個邪惡的現實，寫了兩份所謂的「悔過書」（現在，我正式聲明這兩份所謂的「悔過書」是被逼迫下寫的，不能代表我本人的真實意願，特聲明作廢）。但是這兩份「悔過書」一直沒有交出去過（可能什麼原因忘了向我索要）。到第16天早上，天還沒有亮，我們一大早爬起來，等著那個決定性的時刻，終於，我們逃脫了牢籠，重獲自由。但是另外一位功友從此後卻整整三年，剝奪自由，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勞動教養」，受到更嚴重的迫害。在那段時間，我和功友互相鼓勵，一起煉功，我們的信念從沒有動搖過，我們的意志也沒有被摧垮。我認為，從1999年到現在，真正的法輪功的修煉者無論在何種嚴酷的環境下就是這樣做的。其實，就我的經歷而言實在算不了什麼，很多修煉者深受酷刑、被非法勞教，甚至被殘酷迫害致死，至於抄家、拘留、罰款、扣工資、丟工作簡直數不勝數。其中有不少事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這些修煉者的親人和我們都是見證人。
回到家後，家裡人很激動，也告訴了我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情況：我原來在大學裡的男朋友當時在天津工作，得到消息後因為打聽到天津當地鎮壓非常殘酷，很多人抓走後就失蹤了。心理承受不了，以至於不能堅持上班，由家人接回老家休息了一個多月，之後很久精神狀態都沒有完全恢復。而我，工廠裡也正式通知我同意我的辭職，剩下只是辦理手續問題了。此後，家裡人一直膽戰心驚，有人敲門就會很緊張，怕有人來抓我，或是來抄家。因此，春節過後，我在親友的幫助下不得已離開貴陽，到外地謀生。從此我開始了異鄉漂泊的生涯。
然而，在我走後，家裡也一直沒有清靜過。派出所但凡逢5.1、10.1,或者開兩會等，常會來糾纏我家人，甚至於2003年（月份記不清了），還開公函到我家人單位去糾纏，逼他們說出我在什麼地方，要他們說出我的電話號碼，叫我要麼回去，要麼答應以後不去北京上訪。他們的做法其實很明白，就是要傳遞一個信號：你小心點，不然你家人都會有丟飯碗的危險。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又三番五次地到我家人單位去威脅說已經知道我在哪了，要去找我，把我押回來，這樣一來我就會丟飯碗了，等等。勸我家人要想清楚點，做做我的工作。
我的身份證由於在北京時藏在了一位朋友那，倖免於被扣。到02年到期後，家裡面幫我補辦了，派出所竟然百般刁難，扣住不發。不僅如此，還反覆糾纏，逼我寫所謂的「保證書」，不然休想拿到身份證。從2002年7月一直到2004年春節前扣了一年半，在這期間，派出所的警察前後多次到我家糾纏我已退休的老母，採取種種威嚇、收買的手段，我母親表示她不能代表我，如果要寫，除非我本人自己寫。最後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我母親提出把我的戶口轉到我家所在的區（原來還在工廠所在的區），所在派出所為了早點甩掉我這個麻煩，於是迫不及待地把戶口關係直接交給我母親，才把這個身份證換了出來。結果，家裡所在的區也不肯接受我。從此，偌大的中國竟沒有了我的容身之地。
凡此種種，都是我和我家人受到迫害的經過。但是被迫害更加深重的功友在貴州、在中國大陸實在數不勝數。我的另一位女功友的遭遇講起來令人髮指。從2000年元月之後到現在（2005年），4年的時間家裡屢次被抄（次數都數不清了），派出所不但採取扣押身份證、跟蹤、監視等手段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而且隨時想到就去抓她，而沒有任何理由，她常常不得不把才6、7歲的孩子一個人丟在家裡，無人照看。4年裡大概有一半的時間她是在拘留所、戒毒所、洗腦班這些邪惡的場所熬過的，在洗腦班裡她受到了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嚴重迫害，因絕食被灌食，弄得滿嘴是血，如此等等不一一列舉（因我長期在外，聯絡不便，許多被迫害的細節都還不太清楚）。村裡（她家在郊區）也對她家格外「另眼相看」，處處刁難。家裡從前本來日子就難過，後來弄得只能吃白米飯和青菜，孩子沒有錢不能讀書。她老公不得以只好去外面做工。一個好好的家差一點被弄得妻離子散。另外一個功友出獄後，人身自由同樣受到限制，找工作十分困難。
但是，不論受到何種迫害和誹謗，我和我的功友都堅信：信念是不能因迫害而動搖的，真理也不會因肉體的消亡而改變！
大法弟子：小蔡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