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東北農村，父親是革命烈士，中共當權後，作為烈士遺孤，被政府收養，那時，我把黨當作爹娘，把政府當作家，決心為黨獻出自己的一切。學校領導、老師認為我根正苗紅，加意培養，不到二十歲就入了黨。讀高中時正是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時期，到處放農業高產的衛星，當地幹部也不落後，上報畝產一萬斤。人民公社大食堂敞開肚子吃飯，很多糧食爛在地裡，豐產不豐收。縣委還搞了一個三年進入共產主義的決議，好像就將進入天堂一般。大煉鋼鐵，硬性收繳居民的鐵鍋、鐵刀、鐵釘……大肆砍伐樹木，到處是煉鐵爐，火光衝天，樹木燒鐵器，熔成一塊鐵疙瘩，也算完成任務。不久，災禍來臨，出現了大飢荒，大批農民餓死。看到這些，儘管我悲痛無比，但我仍然堅信黨中央是對的，是下頭幹部的問題，是個別地區的問題。誰知，到北京上大學後，才知道全國各地都是如此。我的心情很沈重。一九六一年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縣以上幹部大會），據說是「晚上看戲，白天消氣」，會後，毛澤東退居二線，農村實行「三自一包」，全國的形勢開始好轉，我認為黨能發現問題、改正錯誤，仍不失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那時我對共產主義堅信不移，聽黨的話，做到又紅又專。
一九六四年， 「四清」運動開始，毛指示，階級鬥爭是一門主課，清華大學師生參加了北京郊區的「四清」運動。那完全是一場整人的運動，農村各級幹部，不管好壞，一律靠邊站。動員群眾揭發、查證，似乎問題越多、越大，「四清」的成果越大。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工作，並且與解放軍總參謀部及北京市的幹部一起工作。這段工作，使我驚訝地發現了大清華幫和各個政治幫派爭權奪利的情況。
「四清」沒結束，文化革命就開始了。剛下校車，原」四清」工作隊的領導就站到被批鬥的行列，整人者和被整者互換位置的情況在文革中出現多次。那時，我同億萬青年學生一樣，被引導到處煽風點火，打倒、炮轟，很快全國各地各單位都癱瘓了，「造反有理」成了最時髦的口號。一陣革命狂熱之後，我發現清華大學成了中共黨內各派直接較量的戰場。我逐漸地看清了我一貫熱愛和崇拜的毛澤東的真面目，他原來說一套做一套，玩弄陰謀、權術，為了個人的權威，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打倒一切，砸爛一切。那時我的心都碎了，理想破滅了。試想這樣一個品行惡劣的人，怎麼可能領導全國人民到達共產主義天堂？於是我從一個文革積極份子走入了逍遙派的行列。我決心再也不沾政治這一行了。
難熬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由於毛的去世而結束。那時人們歡呼第二次解放，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內的「四人幫」被逮捕和審判。我知道，他們是忠實執行毛的革命路線的，但滑稽的是人們卻仍然歡呼打倒」四人幫「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為了挽救頻臨破產的國民經濟，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中共實行了改革開放，農村實行了土地承包責任制，經濟搞活了，人民生活有了改善。胡躍幫等人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這些使我對共產黨又有了希望，但使我氣憤的是，我被騙了那麼久。中共宣傳說中國人民生活得如何幸福，臺灣人民吃香蕉皮，南韓如何窮困……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等待我們去解放。可到國外，看到的和聽到的卻完全相反。我吃驚和氣憤，全國人民也被騙了那麼久！
八九年「六四」，天安廣場的一聲槍響，使我對共產黨的一點希望完全破滅。
一九九二年，法輪功在中國開傳，由於她「真、善、忍」的法理和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短短几年功夫，吸引了上億人修煉。使人們道德回升，身體健康，這給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帶來多大的福份和好處，同時，法輪功迅速向國外流傳，至一九九九年，約三十多個國家有了法輪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古以來，中國還未有任何一個人能像李洪志先生那樣在國際上受到如此的尊敬和歡迎。可踏著「六四」學生鮮血上臺的江澤民和中共互相利用，硬把這千萬好人推向了對立面，並使出全部的罪惡技倆和力量來企圖鏟除法輪功，真是愚蠢之極！可鎮壓六年多來，江及中共騎虎難下，四面楚歌，無法收場。而法輪功卻在全世界迅速流傳，現已流傳至七十八個國家和地區。「轉法輪」等著作譯成三十多種文字在世界出版發行，法輪功受到各國的褒獎一千多項。可以說，迫害法輪功是中共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罪行，共產黨自己打倒了自己。
讀了「九評共產黨「，我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馬克思主義一出生就是一個反天理、滅人性的邪惡幽靈，中共原來是蘇共操縱的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是投靠蘇俄的賣國組織，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犯罪集團和邪教組織，它對眾生和神佛犯下了滔天罪行，我為曾是它的一個成員而深感羞恥。
在這裡，我奉勸胡錦濤、吳幫國、黃菊、吳官正等，望你們好好讀讀「九評共產黨」看看是否是事實，是否有道理，你們都是聰明人，只要良心善念尚存，就能冷靜、理智地作出自己的選擇。
天網恢恢，善惡分明，苦海有邊，生死一念。 @
2005/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