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這個題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要換一個題目。我從黑板上擦去原題目，板書五個大字：「記者的底色」
為什麼要換這個題目？我告訴大家：我們今天要在這裡紀念一位偉大的記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說，一個記者，一個作家，他的寫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這個底色是什麼？是主見，是立場，是價值觀，是徹徹底底的人民性。然後我問：「你們知道劉賓雁嗎？」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啞然，隔了一會兒，有人小聲說， 「知道」。這是一個不確定的「知道」。我又問：「你們知道劉賓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靜。我相信，除了邀請我來講課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們，沒有人讀過劉賓雁的作品。
我說，劉賓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劉賓雁是我中國青年報的前輩，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右派平反後，由中國青年報國際部調到人民日報，任機動記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千秋功罪》等。我說，劉賓雁是中國新聞界、知識界的良心，你們不知道劉賓雁，當記者不是好記者，當學者不是好學者！研究當代報告文學史和新聞傳播史，劉賓雁絕對繞不過去！眼前的「寂靜「證明，劉賓雁被繞過去了。我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種「寂靜」。劉賓雁1988年去國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時間。短短的十七年時間。忘得真快，忘得真徹底。這可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課堂！
忘記真實的歷史，製造虛假的歷史，本來就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預謀。一直到今天，我們還生活在這場預謀之中。面對這些單純而茫然的臉，我能說什麼呢？原來準備的講座內容，這種情形，已經沒有意義了。我沉浸在驚訝和傷感的情緒裡。我只能從劉賓雁的ABC開始講起
其實，從劉賓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開除黨籍算起，十八年的時間，我經歷過無數「繞過去」的場面
。
下面我要講一個故事
2000 年，大陸報告文學界兩個頭面人物要編輯「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給我寄來約稿信，信中說，誰是主編副主編，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權威，然後說，限於篇幅，每個人交給出版社一兩篇已經發表的代表作品，因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無論是中篇還是長篇，字數在四萬字以內，超出四萬字的，刪到四萬字以內我打電話問：「大系收不收劉賓雁和蘇曉康的作品？」對方說「不收」
我問：「為什麼不收？」對方說「敏感」
我說：「敏感就不必編輯二十世紀大系。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大系如果沒有劉賓雁、蘇曉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碼要尊重歷史嘛！」對方說「相信讀者可以理解」誰是讀者？哪些讀者？理解什麼？沒有劉賓雁、蘇曉康，還談得上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新時期的報告文學？我說：「不收劉賓雁、蘇曉康，寧願不編這個鳥大系！」
本來我就對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編資格提出質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編的。我給兩位主編寫了一封信，宣布不參加大系選編，三個理由：1、兩個主編中，其中一個不具有主編大系的資格；2、四萬字以內閹割作品的編輯方針不能接受；3、遺棄劉賓雁和蘇曉康的作品不妥。我還警示說，如果未經我的同意收錄我的作品，我將依法提起訴訟，維護我的著作權。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劉賓雁、蘇曉康一定是沒有的，有沒有盧某人也無所謂。他們不需要嚴謹、誠實的歷史態度，不需要全面準確地告訴讀者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脈絡和真實歷史，不需要讀者瞭解新時期報告文學代表性作家。他們在參與這場為了忘卻的預謀。他們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麼。他們要的是現實江湖地位，而不忌憚是否經得起歷史檢驗。
他們謀殺了歷史，同時謀殺了記憶
今天講座的情景便是謀殺的後果。這個後果應該在預料之中。
1987年開始，「劉賓雁」三個字就人間蒸發了。我們在新聞媒體上、大學教科書中看不見劉賓雁的名字。我們在書店買不到劉賓雁的著作。劉賓雁去世，大陸新聞媒體沒有刊登一個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發稿時間。我們商量，無論如何要彌補一下。「封底人物」的一週「人物點評」欄目，登了劉賓雁一張小照片，寫了一段如同「訃告」的敘述式文字。結果如何？我的計程車還沒到人民大學，就接到了一個簡訊：劉賓雁稿子被斃。
劉賓雁稿子被斃，早有思想準備。籌畫時，我們就沒打算能夠發表。我們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為之，飛蛾扑火，就是要準確地告訴總編輯們，我們主張什麼，堅持什麼，尊重什麼。我們必須留下歷史的印記。他們有檢查並終審稿件的權力，我們有體現職業水準、自主編輯有價值新聞的權利。你斃你的，我編我的，我的職業過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當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說到中國報告文學，一定有劉賓雁、蘇曉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們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們不放棄努力。
這層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寫信告訴了劉賓雁先生。
五年前，吳稼祥先生去美國，我請他給劉賓雁先生帶了《大國寡民》和我的自選集三大本書。前者是給我惹了大麻煩的長篇報告文學，後者收錄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幾部中篇報告文學。一百幾十萬字，他居然全讀了，而且給我寫了信。
那時，劉賓雁先生不會用電腦，發誓要在短期內學會電腦。所以，我們的通信只能用手寫。他的每一個字都寫得很認真，甚至很叫勁。他的信，通過他的女兒劉小雁轉給我；我的信，也通過劉小雁，先傳真給他，再寄給他。總之聯絡很麻煩，拐彎抹角，好幾個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帶給劉賓雁先生，有兩層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訴他，我們沒有忘記他，他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飆突進地推動報告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在九十年代薪火傳繼有人。
文學界對文學「新時期」的時間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後的整個九十年代是「後新時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實沒有二十五年。1989－ 1992年三年，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滿目瘡痍，不值一提我在國內多種場合講過，我把這二十五年的報告文學（或者叫「報導文學」、「非虛構」寫作更確切一些）寫作，按照理性特徵，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狂飆突進階段，這一階段以劉賓雁、徐遲等為代表，奠定了中國報告文學寫作的人道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基礎，影響一直到今天；第二階段是以蘇曉康等為代表的浪漫理性階段我在八十年代的報告文學寫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個邊1988年全國百家文學雜誌參加的 「中國潮」報告文學評選和1989年的《河殤》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為什麼我把八十年代的報告文學理性特徵歸納為「浪漫理性」？這與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以及作家運用認識和分析中國問題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識準備有關，也與作家的寫作姿態有關。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寫作在內，知識構成淺薄，認識角度單一，一廂情願，大而化之，眉毛鬍子一把抓，觀念重於事實，宏觀覆蓋微觀，不能準確地把握中國社會市場經濟轉型紛繁複雜的局面和內質，繞過敏感的現實景象，用「文化決定論」去追訴老祖宗的罪過
我深信，這不是苛責。如果是苛責，也是建立在「六.四我們都有責任」這樣一個基本認知上的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銘心的反省。我們從天上回到了地下，從浪漫回到了現實，從西方回到了本土。這個過程，我稱之為從浪漫理性到「客觀理性」 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本質，是換了一個認識中國問題的邏輯前提。這個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氣到觸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識來鋪墊來累積的。
這是一個帶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歸
然而，無論是怎麼樣的理性特徵，一條主線鮮明其中，就是劉賓雁先生等作家開創的人道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對此，九十年代的報告文學寫作有相當的自覺，同時有強調，正如評論家周政保所說，強調報告文學的知識份子寫作。這是個大題目，展不開說我沒有見過劉賓雁先生。我們之間是通過傳說和作品互相認識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終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記者私下交流的一個主題。這是我的一個大遺憾。中國青年報的兩代人、中國報告文學界的兩代人促膝暢談，將會是何等美麗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這個局面，等來的卻是他的訃告之前有人告訴我，劉賓雁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時間，又有人告訴我，劉賓雁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國治病，被當局拒絕。
我的心裏充溢著遺憾和悲憤
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老人，一個中國老記者、老作家，一個持不同意見的中國老記者、老作家，彌留之際，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國，治病，療養，會會親朋好友，親吻生他養他愛他的土地，卻被生硬地拒絕了。讓他回來，可以證明虛懷若谷、從容自信、寬厚大度；不讓他回來，可以證明什麼呢？一位境外媒體記者就劉賓雁去世電話訪問我（在此之前，我從不接受境外記者的正式採訪），說，「是不是害怕劉賓雁有什麼威脅」？我說：「中國人素有尊老愛幼的美德。劉賓雁先生已經是一個八十歲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麼樣呢？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會有什麼威脅？一個癌症晚期的病人會有什麼威脅？不讓他回來，說不過去！很不人道！」
這是一個不可更改的宿命麼？講真話必然是這樣的下場？一個記者，一個作家，因為講真話，因為直率地說出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便被兩次開除黨籍，第一次開除，在國內塵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開除，在國外塵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三十年！一個社會，一種制度，容不得分歧，打擊哪怕是有些過頭的不同意見、批評意見，怎麼可能健康、和諧、有前途呢？劉賓雁先生的示範，對於中華民族，會有怎樣的結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頓，萬馬齊喑！只能是思想貧乏，創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贏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劉賓雁治喪委員會。我要寫紀念文章公開發表。我要公布我跟劉賓雁先生的通信。這對我，一個體制內生存的記者和作家，嚴格講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對劉賓雁－－一個講真話的殉難者－－中國青年報令我尊敬的前輩，我只能這麼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還能做什麼。
2006年1月13日改定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