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縣城扛石頭活每天干12小時以上，工錢才1元，多經斟酌後，我和弟弟決定外出打工。1981春節剛過完，我和四弟告別了不斷地擦著眼淚的母親，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走西口」生涯。
我無法揣度第一次進了「大觀園」的劉姥姥的心態，但我卻可以肯定，當我和弟弟背著鋪蓋卷首次行走在延安這樣的「大城市」街頭時，我們當時的茫然失措及心中的恐慌是前所未有的。由於在延安干一天扛石頭的活工錢也只有每天1.2元，且風傳即便如此工錢還常討不到手，我們最終來到距延安200公里的黃陵縣，開始了我們為期6個月的伐木和3個月的修路生涯。冒著生命的危險，熬過了九個月的非人般的勞動，喪盡天良的工頭坑害了我們，未付我們一分錢就突然消失的蹤影全無，兄弟倆絕望的相擁著號啕大哭，當時的淒慘場景至今歷歷在目。當幹了一天活的我們回到每日吃飯、睡覺的地方時，發現工頭及給工人做飯的工頭的親戚都不知何往，當大夥弄明白工頭已逃走時，許多人都嚎啕大哭，四弟則是雙腳蹦跳著大哭，我擔心他出事，就走過去抱住了他，九個月牲口般的勞作生涯在一片嚎啕聲中畫上了句號。
歷經九個月煉獄般的勞作後，身無分文的兄弟倆咬牙決定下煤窯挖煤，據此又開始了歷時幾個月的驚心動魄的拉煤生涯。
「下窯難，下窯難，十人下窯九不還」。這是在當地不知流傳了多少代的形容挖煤工悲慘命運的順口溜。下窯挖煤非系被迫無奈者，既為窮途末路者。我們選擇了一家每拉一頓煤可掙一元錢的煤窯。第一次下煤窯，我們每個人頭上戴了一盞礦燈，由腰上掛著一塊乾電池提供電源，到了井下時，井下黑漆漆一片，只靠頭上的燈照明，井下人員相遇時，幾米之外只能看到燈而不能看到人。第一天下井，兄弟倆一直忐忑不安，幾天後，我們開始適應井下環境，因為離家九個月還未掙到一分錢。已適應了井下勞作的兄弟倆爭分奪秒拚命拉煤、採煤作業面處距離豎井轉煤點約一公里，但卻不是直線行進，到採煤作業面時，必須由我們自己拿鍬裝車，一車煤裝滿的時間大約需要二十幾分鐘，一車煤約800公斤左右，人工拉這樣一車煤還是很吃力的。我當時在井下有兩怕，可謂時時提心吊膽。一是怕發生塌方事故打死或打傷弟弟（我當時的確沒有想過我自己會被打死或打傷），二是怕有人欺負弟弟！因為以前曾發生過別人欺負暴打弟弟的事。在黑暗的坑道裡，每每聽到大聲的呵斥聲時，我就不由得心狂跳不止，停下腳步仔細聽是不是在喝斥我的弟弟，當時幾乎成了我心理上一種條件反射。當地的拉煤工很是霸道，他們的工錢每月都能盡數拿到手，而我和弟弟的工錢被工頭百般推諉一分錢不給，只說保證將來一分也不少。有了錢的當地人買了騾子拉煤，有人行在他們前面稍微慢一點，就會被他們破口大罵，每次罵我弟弟時，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恐他們動手打弟弟，事實上他們也只是罵人，沒有動手打過人，但我就是難以控制我的擔心。弟弟當時14歲，卻比我能幹得多，我每天拉出的煤從未超過9噸，而弟弟一天拉出的量從未低於12噸，最多時一天拉出了17噸。雖然異常的勞累，但那個時期，我和弟弟每天處在極度的精神亢奮中。我們住在一孔沒有門窗的廢棄窯洞裡，我們將每天產量的數字記寫在窯洞的牆面上，幾個月下來，整個牆面上都寫滿了只有我們兄弟倆才能弄懂的數字，那些密密麻麻的數字，標誌著我們能交給母親很多很多的錢，每想至此，兄弟倆都高興的熱淚滿面，可後來的結果表明，我們的收穫也僅止於把這些數字寫在牆上。六個月後，每天怕著的事終於突然變成了現實，煤窯塌方砸傷了弟弟的腿，當時的場景可謂悲壯，弟弟慘叫著，由於塌方，本就黑暗的坑道，塌方處更是漆黑一片，擔心繼續塌方的危險，其他人都驚恐地跑離危險區，聽到弟弟痛苦的慘叫聲，我突然一掃心中恐懼，扑過去，在塵煙中尋找弟弟，謝天謝地，我迅速找到弟弟，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將弟弟背離危險區將他放下，當時的頭腦反倒異常的清醒，我發瘋般跑到平時集中吃飯的地方，那裡有人們吃飯坐過的舊報紙，撿了幾張報紙後我狂跑回弟弟跟前，平時感到是凶神惡煞般的當地拉煤工也都來圍著躺在地上的弟弟，我將一疊報紙燒成灰後一把按在弟弟的傷口上，後將弟弟背出煤窯。
世事的艱難超出了我們的想像，而我們承受這種艱難的耐力也超過了我們自己的想像。弟弟被我背出井口後，老闆沒容得我將背上的弟弟放下即將趕離了礦區，並說由於我們的飯量太大，我倆拉煤的工錢還不足彌補我們的伙食費。我們和騾子一道冒著生命危險干了六個多月後，不但未獲分文，反而變成了弟弟要在我的背上生活的悲慘處境，據此開始了我為當地農民幹活換餅乾、開水以救度弟弟生命的後續悲慘境遇。
虔誠感謝上神祐護，我們兄弟倆沒有成了「十人下窯九不還」者，我們得以被保全的生命是我們今天人生價值的全部基礎。我死裡逃生的四弟在我家鄉的厚德、助人及善良獲得了幾近聖人般的美譽，我自己也常以感恩之心度世行事，生命不息，感恩不止。
2003年11月份，由於黃陵縣電廠涉案委託我來代理，我得以在22年後來到我原打工的村莊－黃陵縣電頭鎮車村，後到安老闆所在村探訪！安家老大已故去數年，亡故時也就五十多歲。安家當時在當地盛極一時，安老大、安老二是我們的老闆，安老二是個羅鍋，多年後再次相遇時我一眼就認出了他。當我喊了一聲：「安二老闆（當年既如是）」時，他神情木吶地打量著我，口氣出奇平緩地：「噢，你認識我？你是誰？好多年沒有人這樣叫過我啦。」他老婆疑惑地問道：「你是鎮上的幹部吧？你找老安什麼事？」我很平靜地講述了當年兄弟倆拉煤及被他們趕走的過程，安依然神情木吶，只是轉過身去低頭道：「你不能亂說，沒有這樣的事，你記錯人了。」我告訴他，一、我不是來要錢的。二、二十多年後，縱使殺父之仇也成了一種回憶，我說出了他的、他的老婆及他的兩個兒子的全名，並提出由我帶路回他們的家。當我逕直走到他家並指出當年做飯及工人睡覺的處所時，他竟「嘿，嘿，」地笑了出來，走過來在我肩上輕輕地拍了拍道：「孩子，人算不如天算」。經聊天得知，他在1982年時的存款已達30餘萬元，比我的年齡小一歲的兒子當年年底就結了婚，因生的孩子患了嚴重的小兒麻痺症，幾年治療花盡了他的幾十萬積蓄，他說，它此後徹底想通啦，再未去包工，混一天算一天，他告訴我：「順其自然吧，人算計的再精也沒有用啊」。
2006年元月30日於陝北母親窯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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