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國外學者常有人發表文章，說中國到了2030年會成為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最大經濟體。這種預測毫無意義，第一，時間相隔太遠，而25年對於一個正處於快速變化的中國實在充滿了太多的變數。現在講講而已，反正也不會有人在25年以後拿著他的文章去質問他。第二，就算是中國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GDP總量最高，但人均GDP才是衡量一個國家國民收入的指標。根據世界銀行資料統計，2003年中國GDP絕對值為1.4萬億美元，列世界第七，美國為10.9萬億美元，列第一；美國人均GDP是38,620美元；中國人口多，人均GDP比美國小得多，剛超過人均1,000美元的溫飽線，按中國商務部一再強調的那樣，還屬於聯合國經濟援助的區間之內。況且，衡量一國綜合國力還有許多其他指標，GDP充其量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由購買力相對值來計算，中國2003的GDP總值為6.45兆美元列第二，美國為10.9兆仍列第一，日本為3.57兆美元列第三。）
要言之，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領域確實出了問題。如果說經濟發展好比一輛汽車，那麼從純粹的經濟領域內看，生產與消費是汽車的前後輪；從社會領域看，生產與分配則是汽車的前後輪。但現在這兩方面情況都讓人無法樂觀。
中國經濟的第一個軟肋：對外依存度過高
先談生產與消費。中國現在號稱最大的世界工廠，但這裡有個問題必須談清楚，這個世界工廠為誰生產？應該說是為海外市場，而不是為國內市場。
中國的經濟發展始終存在一個軟肋，中國的經濟的軟肋：對外依存度過高。
這次中國政府在紡織品貿易戰中的失態，其實反映了中國政府內心的焦灼，因為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始終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軟肋。
一個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重被稱為該國的外貿依存度。外貿依存度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和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折射出其經濟發展戰略的許多構成要素，並對其國際關係產生重要的影響。
近10年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規模迅速擴大。200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65萬億美元，對外貿易額達到1.1547萬億美元，進出口總額佔GDP總量的比例已達到70%，外貿依存度約為70%，比1978年高出60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大國中名列前茅。
與之相比較，從1980年到2001年，美國、日本、印度、德國的外貿依存度大體穩定在14%∼20%的範圍內，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有一個其他國家沒有的特點：產品極度依賴外國市場。
而中國明知自己的軟肋在何處，卻無法克服。因為中國經濟起飛時，只有一個選擇，效法「東亞四小龍」，按照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理論」設計自己利用外資與構架對外經濟關係。
這一理論認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必須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沒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才能最大化地利用國際間勞動分工的效率，使之為國家經濟服務。但是這一理論當年用之於「東亞四小龍」則靈，用於中國則必然會出現嚴重問題。因為在世界經濟史中，中國這樣的發展勢頭與過度依賴國際市場均是史無先例。當年新加坡、韓國、臺灣與香港等國家與地區，確實在短期內高速發展、成功地趕超世界先進國家，但這這些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總量並不大；世界也曾有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從二流發達國家變成一流的領先發達國家的先例，但是美國一直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國內市場，並有龐大且穩定的市場需求。而中國由於勞動力工資太低，國民購買力低下，消費需求始終不旺。
比較優勢策略用之於中國必然出問題，原因在於兩點：一方面，中國一味追求「比較優勢」，某些行業生產量又過大，必然陷入生產什麼產品，什麼產品就不值錢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中國沒有一個由有效需求支撐的國內市場，產品極度依賴海外市場。而中國進出口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其貿易比價對世界市場的影響不可低估。尤其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中國的外貿進出口主要集中於少數國家及地區，對美、日、歐（盟）三大貿易夥伴的進出口佔進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所以中國任何產品對這三大市場的傾銷，都會對這些國家形成巨大壓力。
中國一直想依靠世界市場的龐大需求支撐中國經濟，並以此養活中國那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這個想法行之於一段時期可以，但時間一長，則會出現與各國的利益磨擦，這次紡織品貿易戰還剛開了一個頭，因為中國產品形成的過大供給必將導致市場傾斜。
中國經濟的第二個軟肋：消費疲軟
10月中旬美國財長斯諾訪問中國時，沒談人民幣升值，卻送了中國六字真言：少儲蓄、多消費。於是中國再跟著起了一陣哄。
但這一條其實並非斯諾的發現。因為從中國居民儲蓄存款超過3萬8千億的1996年，中國政府與作為智囊的經濟學者早就將眼睛齊齊盯住了老百姓的腰包，多消費，少儲蓄叫了多少年，一直希望老百姓趕快將錢掏出來消費，以消費促生產。此後中國接連啟動的住房制度改革、醫療保險改革、養老保險改革與教育產業化，目的都是讓老百姓將那些錢掏出來。
但這類旨在掏老百姓腰包的改革越多，老百姓對未來的信心越是不足，於是盡量存錢，而存錢的目的，國家統計局與一些省市城市調查隊做過不少調查，結果均驚人地相似：首位是子女教育（佔36.5％）。接下來才是為了養老（31.5％）。
從1997年至今，中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在45％左右徘徊，2004年高達46％，儲蓄總額高達13億3,700萬；而消費率卻逐年下降，從1996年至今，只有1999年與2000年超過60％，其餘年份都在50％多，2004年更是下降到53.6%。
國際通例：日本儲蓄率最高才達到40％，一般為30％多。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統計年報》統計，目前發達國家消費率（國民消費/GDP×100%）在78%左右，發展中國家消費率平均為74%，素來以高國民儲蓄聞名的其他東亞經濟體消費率也在65%以上。
但最重要的是：作為普羅大眾的中國老百姓手中其實沒有多少錢。因為中國政府的社會政策失誤，社會分配極不合理。最新數據表明，中國居民儲蓄存款已達13.37萬億，按13億人口計算，幾乎是人均一萬元。面對這樣一筆天文數字的存款，但問題在於，這些巨額存款中又有多少真正屬於升斗小民？
凡研究中國經濟的人都對下列數字耳熟能詳：中國的金融資產分布極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調查數據，最高收入組佔有的金融資產為66．4％，最低收入組只佔1．3％，二者的比例為51：1。而實力最雄厚的最高收入組的消費早就已經是奢華級的，其子女留學費用的巨額支出流往它國，與本國內需無關。
此外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關註：根據人民銀行25日公布的《2004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及《廣東金融運行報告》，東部地區是全國各金融機構盈利的主要來源，賬面利潤總額（不含各商業銀行總行北京總部數據）佔全國的80％左右。而廣東是金融機構網點及從業人員數量最多的省份。
這種地區「富人集中效應」說明中國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可忽視。
從實際情況來看，現在除了學校與醫院能夠將老百姓的錢掏出來之外，其餘的消費都無法成為熱門。
中國經濟的第三個軟肋：積極財政政策推動的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中國近年來消費率低的另一面就是投資率高。即其他國家和地區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GDP×100%）都在35%以下。但中國1980-1989年間投資率高達36.5%，1996年以後一直在37%－47之間。2004年高達47.2%。儲蓄、投資過高而消費過低，不僅降低了中國人當前的生活水平，而且可能造成生產相對過剩，投資效率下降。
而投資率高是政府積極財政政策推動的結果，所謂積極財政政策就是政府加大公共設施建設的投資，這些錢主要來自於政府舉借國債，而據透露，中國國債餘額在2005年將達到2.2萬億元，佔GDP比重為16.8％左右；2010年將達到4.1萬億元，佔GDP比重為22.4％左右；2020年高達15.2萬億元，佔GDP比重將提高到40％左右，國債資產佔金融資產的比重大約也將達到20％左右。
1981年－2005年中國國債資料統計表 貨幣單位：人民幣
| 年份 | 發行國債規模 | 財政赤字規模 | 國債餘額 | 國債餘額 佔GDP比重 | 國債項目投資帶動經濟增長 |
| 1981－1997年 | 累計9057.81億元 | ||||
| 1998年 | 2,000億元 | 1,583億元 | 1.05萬億元 | 13.60％ | 1.5％ |
| 2001年 | 1,500億元 | 2,598億元 | 16.30％ | 1.8％ | |
| 2002年 | 5,929億元 | 3,098億元 | 1.87萬億元 | 18.05％ | 2002年以後粗略估算為1.5％-2.0％之間。 |
| 2003年 | 6,404億元 | 3,350億元 | 2.10萬億元 | 20.00％ | |
| 2004年 | 7,022億元 | 3,198億元 | 2萬億 | 11.90％ | |
| 2005年 | 6,923.4億元 | 3,000億元 | 2.20萬億元 | 16.80％ |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財政部歷年公布數據。
註：「國債餘額佔GDP比重」又稱「國債債務負擔率」。
反方意見：債務總額過大、國家債務依存度與償債率過高
反對者所持的理由則要具體得多，他們認為，判斷一國的財政運行狀況如何，財政危機是否存在，一般採用與政府債務有關的一系列指標，如債務依存度、償債率這些最常用的指標來集中闡釋中國的財政運行狀況。他們的理由有：
第一，國債餘額佔GDP比重並未包括可能形成或有債務和隱性債務的因素。
這些因素有：中央財政轉貸地方政府建設國債；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特別國債；未納入預算的國務院有關部委以中國政府名義從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外國政府借入的政府主權外債餘額600多億美元。國有銀行不良貸款損失、糧食虧損挂賬和社會保障基金支付缺口等。如果將政府的顯性債務和直接負債綜合考慮，中國政府財政總負債約佔GDP的55％。但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所有的政府債務（包括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的積累，已經達到了GDP的100％。
第二，中國債務依存度過高。
所謂「債務依存度」是指國債發行額佔同年財政支出的比重。目前，中國計算債務依存度是按照如下公式：債務依存度＝國債發行額/（中央財政支出+還本付息）。這是直接從財政角度衡量債務負擔的指標。至今為止，中國國債的發行只限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能發行地方公債，所以國債依存度這一經濟指標對中央財政才有意義（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需要另寫專文分析）。目前，這一指標的國際公認警戒線為25％－35％左右。近年來，中國國債依存度提高速度非常之快，以中央財政支出計，1998年國債依存度為71.12％，1999
年為69.7%，從2000年以來，隨著國債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債務依存度也隨之增高。而90年代中期西方發達國家國債依存度平均為12％，遠遠低於中國。財政支出過分依賴債務收入，不僅在還本付息時給財政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而且一旦經濟和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國債發行困難，就無法保證必要財政支出，國債的財政風險極有可能轉化為政治風險。
第三，國債償債率過高。
國債償債率是指一年的國債還本付息額與財政收入的比例，這是衡量政府償債能力的指標。國際公認這一指標的安全線是8％－10％。中國政府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特別是中央財政收入佔GDP比例偏低，由此，國債償債率連年高攀。如表2所示：
表2：2000年－2009年中國國債償債率 貨幣單位：人民幣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國家財政部公布數據計算
在2003年九月國債發行陷入困境之前，這種反方意見還能在中國媒體上見到蹤影，此後就只能看到辯護方意見。這倒並非中國政府的債務危機消失，而是這種討論受到當局管制。
總結：對中國兩種極端的看法：「繁榮論」與「崩潰論」。
產生這種極端矛盾的看法緣於兩個原因，一是信息不完全（媒體受到嚴格管制），二是利益關係。
我所謂崩潰論，前提沒弄清楚，因為有國家的崩潰、政權的崩潰，衡量兩者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目前的問題在於：第一，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幾乎透支了一切資源，包括子孫後代安身立命的生態資源，對各種能源採取竭澤而漁的方式（1億8000萬生態難民等各種數據）。連潘岳都指出中國的生態破壞源於制度因素。這種竭澤而漁的方式其實也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的一個致命軟肋：資源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主要能源大部分依靠進口。第二，由於無法解決由於社會分配不公引發的各種問題，不能保證中國人的經濟權利，現在完全依賴於政治高壓，民間的任何利益訴求管道都被卡得死死的。最近的《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長達幾萬字，主題只有一個，中國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保持繁榮穩定，中國人民才能享受社會主義特色的民主政治。
這種拒絕任何政治改革，堵住一切利益訴求聲音的社會管理方式，有如一口高壓鍋，裡面積滿了膨脹的氣體，還不採取降溫措施，最後總會導致鍋子爆炸。所以我將中國稱之為火山口上的中國。
註：文章中粗體字為作者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