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和母親一起跟江澤民打官司 (組圖)

我叫貝菈，20歲，大學三年級法律系學生，家住澳洲悉尼。我媽媽叫章翠英，在我13歲那年，媽媽因為回國為法輪功和平上訪，被江氏集團監禁入獄8個月，受盡酷刑折磨，差點喪命。現在我媽媽正在以「酷刑罪」狀告江澤民。這個官司已是第三個年頭了，我也長大了，我要和媽媽一起跟江澤民打官司。

昨天（2006年3月7日），紐省高等法院就媽媽提出「法院強制命令外交部向被告江澤民和610傳送訴訟書和傳票」的要求，臨時決定召開特別聽證會。因為我學法律，又為媽媽的案子做了許多資料整理和資詢準備，英語又是我第一語言，所以我作為媽媽的代言人和媽媽一起出席了聽證會。在聽證會上，我宣讀了訴訟書，回答了法官的問題。外界媒體報導中稱我為「章女士的律師，貝拉周」，我一下覺得自己確實是個大人了，而且感到肩上的擔子的重量。

有個電影叫《秋菊打官司》，是說一個農家婦女告村長。因為我媽媽也是個平民百姓，告的是國家主席，別人就把這事叫「翠英打官司」。秋菊的官司也就幾個月，可我媽的官司都打了幾年了，連總統、總理、聯合國都知道了，成了「國際名案」，可是這個案子仍然步履艱難，要比秋菊的難多了。

艱難倒不是因為案子複雜，其實最簡單不過了：我媽一個平民婦女，就是因為信仰真善忍，修煉法輪功，回國向政府說句公道話，就受監禁，受酷刑，這走到哪也是個冤案。連澳洲駐中國領事館都能作證，他們去監獄看我媽，還要送衛生紙。

為什麼這麼難，就是四個字「強權」「金錢」。澳洲雖然是民主國家，但是在「權勢」「經濟利益」威脅利誘下，特別是和獨具「異」格的中共打交道，難免會打著 「民主自由」「司法獨立」的招牌，桌下卻做著另一種交易。去年陳用林已經揭發中共駐澳洲使館脅迫澳洲外交部幫助堵截我媽媽的訴江案。

我心裏明白，中共頭號獨裁江澤民心中最大的恐懼就是把他送上法庭。陳用林還揭露，中共派到澳洲的特務，以「千」計算。我想，「堵截訴江案」也必是中共特務們的重要任務。你看，中共強權威脅、澳洲政府妥協、中共特務破壞，這個案子能不變「複雜」嗎！

我心裏還明白，這不只是我媽媽一個人的事，這關係到無辜受迫害的千百萬法輪功學員和平抗爭，討公道的大事。我媽媽只是其中之一，還有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在大陸被酷刑折磨致死，被關進精神病院，勞教所和監獄。

中共破壞訴江案，還有一招就是暗地裡威脅利誘律師。原來請了一位國際著名一流大律師，後來不了了之的「退」了。看來被告官越「大」，所在的國越「強」，所在國越專制蠻橫，就越難告成。可我信一個天理叫：惡有惡報，皇子犯罪與庶民同罪。

考大學那年，原本想學藝術，我媽媽是畫家，我也愛好美工設計，雕塑。但那年媽媽的起訴案剛開始，只見媽媽到處奔波呼籲，請律師，資詢法律，非常辛苦。我就一下拿定了主意- 學法律。

在中國大陸，律師是不准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高智晟等正義律師挺身而出為法輪功鳴不平，向國家頂層上書，現在受到當局瘋狂打壓迫害，律師所被封，執照被消，全家24小時被控，便衣幾次暗殺高律師未遂。

我是一個內向，安靜，不大說話的女孩。要上法庭，面對法官和法庭眾多的聽眾發言，回答法官或其他有關人員的問題，對我來說確實是個挑戰。但我看到媽媽，她也是不善言辭的人，但只要到為法輪功討公道的關鍵時刻，她就變得特別堅強和無畏，甚至把生死都置之度外。我也要像媽媽這樣。媽媽能夠這樣，也是有原因的。

我十歲那年，媽媽突然得了重病，叫風濕關節炎，全身疼。爸爸帶著媽媽跑遍了大醫院，看了許多名醫，還花了許許多多錢，也不見好。後來走路都困難，只能躺在床上。我每天放學後就給媽媽煎中藥，端藥。我常對碗裡的藥默默禱告：快把媽媽的病治好吧。可我看到的還是媽媽愁苦的面容和嘆氣的爸爸。

有一天爸爸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附近公園裡有人免費教一種氣功，能治病。媽媽起初不信，爸爸先去試了一天，第二天連扶帶架把媽媽也帶到那裡學，以後一直堅持煉，從那時起，我就再也沒給媽媽煎過藥。只見她一天天壯起來，能下地了，能走路了，能做飯了，又拿起畫筆作畫了。爸爸也高興起來了。他高興的時候就是拉二胡。

後來我知道這種功法叫法輪功，創始人是李洪志老師，有一億人在修煉。這種功法不但能使人祛病健身，還能使人明白做人的目的和道理，使人作好人。媽媽爸爸都煉，還經常看一本書叫「轉法輪」。

1999 年7月，中共頭目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抓捕了許多法輪功學員，還誣蔑李洪志老師。媽媽爸爸不理解：這麼好的功法，怎麼可以鎮壓呢。媽媽先是在中國領館前和平請願好幾個月，每天都去，她的汽車玻璃被砸，車帶被扎，她還是堅持去。後來爸爸媽媽於年底一起回國，想用親身體驗告訴政府法輪功好，要求停止鎮壓。

幾個星期後，他們就回來了。可是國內鎮壓越來越厲害，媽媽又想回國，再次向最高領導上書。當時爸爸考慮到我還小，才13歲，需要照顧，就不同意她走。但是，媽媽還是留下鑰匙和銀行卡，對我說「要聽爸爸的話」，就一個人回中國了，那是2000年3月。

從那時起，我有8個多月沒見到媽媽。最初5個月，一點音訊也沒有。每天下學的時候我都想，今天媽媽可能回來了。可一到家，冷冷清清，爸爸每天出去工作十幾個小時，很辛苦，我就自己做飯，熱飯，然後做作業。我有時看著媽媽的照片，眼淚就掉下來。我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2000年8月的一天，爸爸收到落款為「一個有良心的人」的信，信中說：「十萬火急，快點救小章吧，要不她就會在監獄裡被折磨死……」。爸爸焦急的四處尋求幫助，找議員，找報社，找各種社會團體。澳洲的法輪功學員都行動起來，向各方講法輪功在大陸被迫害的真相。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找「晨鋒報」，爸爸說完，那位元記者摸著我的頭，我看到她眼睛裡的淚花。第二天，報紙頭版有我的大照片和介紹媽媽和法輪功遭遇的報導。我開始意識到我也能為救媽媽起到作用，我就主動的和爸爸一起去，我雖然不會說什麼，但我的心也會感動許多人。

11 月爸爸接到通知說媽媽11月30日回到澳洲，我知道這是法輪功學員們，澳洲政府和許許多多善良人們營救的結果。那天我和爸爸還有其他學員早早就到了機場，等了好久，是我第一眼看到了媽媽，只見她穿一件肥肥大大的體恤衫，上面寫著她自己做的一首詩。我對媽媽頓時產生了深深的敬意。

回來以後我媽媽就開始了世界巡迴畫展，主要目的不是畫展，是通過畫展以媽媽親身經歷向人們講述法輪功在大陸所受的迫害。

2004年9月15日，媽媽正式向澳洲紐省遞送了控告江澤民和610的訴訟狀。

前幾年，我也開始修煉法輪功，也是一名法輪功學員了，我又學法律，媽媽的案子，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努力學習，注意報紙上法律方面的消息，收集各方面的有用資料，幫助媽媽聯繫個方面有關訴訟的事宜。我要和媽媽一起跟江澤民打官司。

昨天在法庭上，我一點也不緊張，準確回答了法官的問題。這對我是一次很好的鍛練機會。媽媽和我，還有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對「訴江案」充滿必勝的信心。江澤民這個迫害法輪功的元凶不久就會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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