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先介紹有關中印兩國經濟的比較。這是最方便比較，也比較容易得出結論的方面。而另一個「陷阱」大家都很聰明地避開，即兩國之間的不可比性，以及這種比較背後隱藏的政治意涵，則留待下次再談。
有關中印比較的討論始於何時？
有關中印兩國比較的文章，比較著名的有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印度與中國：新亞洲之虎》調查報告；英國《金融時報》的Λ中國與印度：殊途同歸的亞洲巨人∨等。
但帶動這場討論的，卻是現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華裔學者黃亞生與哈佛大學商學院印裔教授韓太雲〔Tarun Khanna〕。他們合作撰寫的文章──Λ印度能趕超中國嗎∨，發表在美國《外交政策》二○○三年七月號上。儘管該文主要見解來源於黃亞生那本由康橋大學出版社同年出版的著作《出售中國：改革時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但由於《外交政策》這本雜誌的特殊性，因而產生一個戲劇化的結果：書籍沒沒無聞，而文章卻一炮走紅。而國際學術界眾多學者正好在當代中國研究上屢屢撞牆──他們對中國的預測錯誤率幾達九五％以上──於是中印比較立時成了熱門研究。在這種比較中，西方學者容易討巧，因為中印兩國基本沒有通曉中印兩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學者。所以所有的研究者都是霧裡看花，難說誰更有眼光。而有關兩國政經文化的英文資料卻多如牛毛，資料使用上方便。
比較了好幾年，中國、印度兩個有差異的發展模式終於引出下列追問：為什麼中國的ＧＤＰ增速一直比印度快，但股票市場的回報卻一直比印度差？為什麼宏觀層面上中國一直比印度好，但微觀表現卻一直比印度差？還有人設計出一些指標，例如兩國國內市場的開放程度、基礎設施的數量、入學率等進行對比。
容易比較的經濟指標
目前，在ＧＤＰ增長速度、引進外資、金融、股票市場等幾方面的對比已經出了不少成果，因為有數字為證，故此基本上沒有異議：
一、ＧＤＰ增長速度接近。近二十多年以來，中國的ＧＤＰ增速一直高達八％─十％；印度自一九九一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均ＧＤＰ增長率達六．一％，二○○三年財政年度其ＧＤＰ增長率達到了八．六一％，最近兩年其增長率也高於七％，這一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
二、兩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差異大。中國是一個對外資過度依賴的國家，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外資，其外貿依存度已經高達七十％，遠遠高出西方國家十四％─二十％的平均水平。而且中國在全球化中所獲得的工資收益與利潤均極低；而印度的增長以本土企業的增長為基礎，印度人不僅從全球化中獲得工資收益，還要從全球化中獲得利潤，這與中國的許多情況存在著本質的不同。
對於這一點，中國與國際評價有不一致的地方。對於引進外資過多，中國認為這是中國具有吸引外資的魅力，而國外學者有褒有貶，看法不一致。
三、印度的經濟結構更有潛力。在印度的ＧＤＰ中，其服務業所佔的比重接近五十％，近年來印度經濟能夠較快增長，主要歸功於服務業的持續快速增長。這種經濟結構跟一些發達國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優秀且成本低廉的技術人才，因此有人預言印度將在未來成為「世界的辦公室」。實際上，印度如今已成為世界的主要研發中心之一。相比較之下，中國的服務業產值僅佔ＧＤＰ的三分之一，工業總產值佔ＧＤＰ的四十％多。
金融業 中國遠遠落後
在金融業方面，國際學界的看法比較一致，均認為印度在金融領域和產權保護方面的優勢，使得印度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領域取得非凡進步。
印度從一九九一年在ＩＭ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被迫改革。雖然起步落後於中國十餘年，但是印度在金融領域開放的時間和步伐絲毫不落後於中國。以ＱＦII為例，中國只是在去年才開始允許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證券市場，而印度早在改革後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九三年就已經這樣做了。如果進行縱向比較，這個時間相當於中國的一九八一年。
兩相比較的結論是：印度銀行則相對健全，具有較佳的國際信譽；印度金融的體制基礎較完善、市場秩序較好、資源配置以市場為主。和印度相比，中國銀行體制仍有不少問題，還有很多地方亟須改革。
首先是印度銀行多種所有制並存，公營、私營與外資均有。印度獨立以後，印度也曾長期奉行計畫經濟的原則，但其金融體系還是延續了英國人留下來的金融制度，銀行體系有一三○年歷史，股票市場也有百年以上歷史，資本充足率要求比巴塞爾協定高一個百分點，即九％。
而中國的銀行體系目前仍是國有銀行佔據絕對優勢，多家商業銀行還正在努力達到巴塞爾協定對資本充足率八％的要求。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業務受到諸多限制，而私人資本至今還不被允許涉足金融業。
中國金融系統壞帳率高
其次是印度銀行的壞帳率遠遠低於中國銀行業。壞帳標準按國際標準逾期三個月即為壞帳，逾期十八個月就銷帳。印度商業銀行全國合計的壞帳比率為十．八％。商業銀行的貸款方向，三五％是給政府和政府公司，六五％是給私人和私營企業。銀行資產與ＧＤＰ的比率為七十％，而且比率正在下降，已經不如股票債券等資本市場。
中國銀行的壞帳率曾高達四十％以上〔按國際標準實際上可能更高〕。從中國銀行系統貸款方向上看，大約七十％是政府和國有企業，只有三十％是面向私人和私營企業。由於主要貸款方向是國有企業，一旦國企出現整體經營效益不佳，則有可能導致全國銀行業的壞帳問題大幅提升。而不良資產的處置能否成功也將成為中國金融業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甚至能影響到國家經濟大命脈。
世界銀行設計的世界商業環境調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對中印兩國金融市場狀況的某些實質性差異提供了一些依據。在被調查的中國企業中，八十．二一％把融資作為阻礙企業發展的最大障礙，相比之下只有五二．一％的印度企業有此困擾。
二○○一年，中國銀行業向本國企業提供了二倍於印度的貸款，但中國的私有企業仍然面對更多的融資限制。所以黃亞生認為，儘管印度的銀行業落後是客觀存在的，但只是不發達的銀行體系；而中國則是「有偏見的銀行體系」，二者有本質區別。
中國股市遠遠不及印度
中印兩國股票市場體系之間的差距更大，無論從股票市場的數量、結構層次、運行機制，以及從上市企業的數量等方面來分析，前往印度考察的中國官員都不得不承認，中國股票市場體系、制度、結構的建設遠遠落後於印度。
遠的不說，僅以今年為例，印度主要的股票指數連創新高，分析家指出，這一點反映了投資人對印度經濟的信心。但是，正當印度股市這幾年飛漲的時候，中國股市的表現卻恰恰相反。在過去五年裡，上海股票交易指數下滑了四十％，成為全世界表現最差的指數之一。有分析家說，造成中國和印度股市表現差異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資本市場機能的不完善，而且受到國營企業的主導。政府擁有這些公司龐大的股份，只要政府想甩賣這些股份，就會使市場受到打擊。所以中國股市是一個相對缺乏流動性的市場，印度則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裡面有比較多的私營企業。
這種分析多少是皮相之談。因為中國股市的病根在於政府操縱股市，並且將股市當作圈錢的寶地，而不是資本市場。如果要分析政治制度對經濟的影響，股市就是個最值得分析的範本。
在其他幾個方面的比較上，中國也未得到多少分。比如中國認為自己效率要比印度高。但事實卻不支援這一結論。統計資料顯示，印度的儲蓄率約為二四％，中國是四十％左右；中國每年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 ＦＤＩ〕規模比印度多出十幾倍。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印度取得了年均六六％的經濟增長率，因此相比較之下，印度的資金利用效率比中國更明顯。
上述比較主要限於經濟方面，基本未涉及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即便如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羅戈夫〔Kenneth Rogoff〕還是將中印之間的競爭比喻為「龜兔賽跑」，認為印度可能遲早超過中國。這個結論是一直夢想當亞洲領袖的中國最不願意聽到的。
印度較透明 中國如霧裡看花
但正確比較兩國的方法，應該從兩國的硬體基礎設施和軟體基礎設施的水平與數量兩方面加以比較。這裡的「硬體」指公路、機場、港口等，「軟體」指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以及社會和諧程度。而比較這些，實在非西方學者的強項。對他們來說，印度的情況透明一些，說起來有譜；但中國的情況卻有如霧裡看花，大多數人有如盲人摸象，只摸到了像的一部分。
《Taiwan News 財經 文化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