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狀元村：27年出5百大學生

貧困還是這個村的面孔。干打壘的黃土上蓋個茅草搭的頂，村裡85%就是這樣的草屋，至少還有一半人沒辦法完全解決吃飯問題。用當地村民的說法是，每年三、四月斷米的有一半以上家庭──那時正好存糧用完，新糧還沒下來。時常要斷鹽的也有1/3左右家庭，即使一包鹽才1塊錢，這就是貴州出名的狀元村。
有兩個疑問讓這個村子引人注目:是什麼因素讓這個只有600多戶2543人、戶均年收入不超過1000元的山區小村──意味著一個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個孩子讀一學期的高中──1979年以來總共出了500多個大學生，又是什麼因素使這個出了這麼多大學生的村子依然貧困？

趙世琪說話很快，聲音很大，一套套的很有邏輯。他幾乎是用誇耀的語氣回憶他用一輩子做出的這個決定。即使這樣，趙世琪還是強調他從不認為那是一種投資，他更願意對記者形容說是──「求生」。事實上，狀元村的故事恰恰是從這個家庭開始。正是有了趙世琪家的成功，才帶動了村里許多人開始效仿。

1979年，根據趙世琪自己的說法，他之所以下定決心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是因為他算了一筆賬:1畝地一年最多產糧食600斤，也就是1畝土地大概就夠一個人吃一年半。而困境在於，「我們是根據1979年人口數量分土地，每個人可以分1畝，這樣可以生活下去。但是1979年後生的人是分不到土地，最倒霉的情況是夫妻兩個在1980年有孩子，他們在1979年因為只有兩個人頭數，所以只分到2畝多地，如果他們生了4個孩子，那等於6個人要吃兩個人的飯。

要是孩子結婚，各自又有了後代，那些地再一分，你說怎麼過日子？而且，為了能在土地上有足夠發言權，農村必須要生多個孩子，要不就會被欺負，甚至會被兄弟多的人家搶佔土地。像我們這一代大都七八個孩子，這樣下去能靠土地養得活嗎？所以我當時想要趕緊找出路」。

趙世琪是坐在自家那棟全村最早的、目前也少見的水泥樓房裡和記者聊天。他笑瞇瞇地告訴記者，他決定明年就和老伴一起去旅遊，從貴州到上海再往上面到山東、北京，然後轉到甘肅、四川剛好可以繞一圈回來。村裡人都認為他家肯定是龍場村的首富，而這就來自他在1979年的那個決定。他覺得自己是個浪漫主義者，並且老覺得自己是個聰明人可惜窩在村裡了，所以「從一開始我想到的不是讓孩子能活下去，而且能有機會活得更好」。

他1962年初中畢業後就到隔壁村的民辦小學教書，當時工資一個月是12塊錢，後來漲到15塊錢。1968年7月份，趙世琪帶著一本幾何書回到村裡，專門給人做木匠。「我們這邊的風俗是出嫁的時候要做一整套傢俱當嫁妝，我覺得這是個機會。」他當時做木匠一個月能掙30到35塊錢，比教書高出1倍多。

1979底分地，當時他們家總共分到9畝多地。分地後趙世琪開始核算，算到幾乎絕望，當時他家的孩子已經有一個在讀高中還有三個在讀初中，「以前，生產技術落後大概1畝年產就兩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後每畝才上升到六七百斤。當時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錢，米可以賣到1毛、1毛1，人均1畝多地，扣去吃的，每個人頭每畝大概就剩下一兩百斤。也就是說，1畝地到頭來就是10塊20塊的收入，9畝地就是100多塊錢的收入，根本不夠學費」。

在那時候其他家庭選擇的是讓孩子輟學，他硬是堅持讓孩子讀書，就因為「算完那筆賬我知道，如果不讓孩子讀書，現在能熬過去，我這些孩子以後日子根本過不了」。當時大家都窮，錢是沒地方借貸的，「幸運的是，記得1979年時候，地剛分包，就有鄉幹部過來動員種菸葉。我是村裡第一個種的，因為菸草一斤3毛多，價格比大米多3倍，產量也比大米多個三四倍，所以我們家的收入在第一個孩子1982年讀大學的時候，就比普通家庭多存了好幾百，甚至近千元了」。

趙世琪的舉措開始引起大家注意應該是1982年，那時他的第一個孩子趙代齡考上哈爾濱科技大學。他記得很清楚，當時學費60多元，伙食費一個月大概30 元，而國家當時的政策幾乎都負擔起來了，所以「我記得第一年我給他200塊錢，他一年回來幾乎都沒有用完」。1982年的時候還陪他大兒子去了一趟哈爾濱，「當時心裏想，如果是這樣，這幾個孩子肯定都能送上大學，不用發愁，所以就覺得可以拿些錢到哈爾濱走走」。他一來一回總共就花了105塊錢的路費，回村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常常開頭就是「我在哈爾濱看到」，結尾都是「所以還是讀書好」。引得別人也心痒痒的。

「他們倒不是因為讀書可以出去動心，而是讀出去了一個人，竟然是由國家供，家裡省了一張要飯的嘴巴。這點對農村人很重要，而且那時候大學畢業還可以國家安排工作，這樣算起來就很划算，所以開始有人也跟著讀書了。」趙世琪說。

不過趙世琪沒想到的是，從那以後，「無論是大學還是中小學，學費開始漲。從幾十塊到1200再到2600再到4700元，特別是1992年之後」。 1992年是他覺得日子最難過的一年。「1992年，老二和老三考上大學，當時大學學費已經要1200多元了，還有3個在讀中學。從1982年學費開始漲的時候我就考慮過出路，我本來的打算是，乾脆包產到戶，老大畢業完後供老三讀，老二供老四讀。沒想到，當時就老大一個畢業，月工資也才不到1000元，根本供養不了，所以那一年就去借高利貸，總共借了8000多元。」

「我們家算很幸運，熬過1992年，家庭計畫就推行得比較順當了。因為老大的工資開始漲到一個月1200元，老二畢業出來後，家裡一下子就寬裕了。雖然到老四1996年上大學時候，學費已經到了2600元，但那時候老大老二老三都工作了，就讓他們兄弟一個供養一個，我們老的就退休了。」到了2004年最小的孩子趙代濱大學畢業分派到雲南玉溪工作，「我們家所有孩子就都成功離開土地了，我覺得自己的一輩子也夠了。」趙世琪說。

董通家就沒有那麼幸運。雖然已經工作將近10年了，董通還是沒能還清讀書時借的貸款。董通家是這個狀元村另一個出名的狀元家庭，他們家總共4個孩子出了3 個大學生。他是1994年上的大學，當時的學費已經要2000多元了，加上生活費，一年要花4000多元。他讀4年書父母從高利貸借了1.7萬多元。

「那時候家裡一年種糧食的收入還不到1000元，為了讀書，我母親試圖去銀行貸款，但貸款需要抵押，我們家的土房子太破了銀行不肯，最後只好向私人借，利息是5%，也就是100塊一個月要還5塊錢利息。等我畢業的時候利息幾乎和本金一樣了。」1998年剛畢業，董通安排到縣城的建築公司，一個月收入才 300多元，直到前年才漲到1000多元，「所以還了10年，還有7000多元沒還完」。

按照村裡人歸類，整個村裡人真正通過教育脫貧致富的也就是第一代大學生家庭。「這個村子的大學生大都是在1992年到1996年考上的，稱為第二代大學生家庭，大部分家庭還沒有真正擺脫貧困。」董通的母親告訴記者。

在他們家裡難過的不僅是老大董通，還有他妹妹董會。董會是2000年考上大學，學費就要4500元，再加上生活費，總共借了1.2萬元。相對幸運的是，她當時是找銀行借貸，利息相對較少，「她現在在黔西一中教書，一個月收入不到1000元，也只能是慢慢還了」。事實上在董通家，現在日子過得最好的反而是沒讀書的那個最小的孩子董宇，董宇讀到初中畢業，也貸了1萬多元。

不過他不是用它來讀書，而是買了輛車在鄰縣的火電站拉煤渣，掙了些錢後，他又加貸款用6萬元多買了輛大卡車，在村子裡2001年才開發的煤礦拉煤，最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掙5000多元，才兩三年就攢了將近10萬元。不過董宇還是父母最擔心的孩子。他父親告訴記者，村裡年輕人幾乎都出去打工了，根本找不到對象，而且這樣的工作雖然現在好，但也是一時的，煤能運幾年呢？

趙世琪常會勸其他人家說，他家的方式在這個年代不可能複製了。「我們家孩子書讀得早，所以剛好負擔得起，要是現在肯定不可能了。」他舉例說，比如老五老六上大學要3750和4700元，靠一般工資也難供養出來，「還好我們前面已經有好幾個大學生，他們一個月的收入可以頂我們一年，現在村裡其他人吃力，就因為土地一直在貶值，而學費一直在漲。」

董通家庭的困境就來自於土地能獲得的收入和學費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一方面隨著人口增多，導致人均佔有土地數量下降;另一方面相對於物價和學費，土地在貶值。「1畝田每年大概能產米700斤左右，而米價一度在1986年漲到1.5元一斤後，這20年來一路下滑，最低滑落到7毛一斤，直到最近幾年才重新上升到1.2元左右一斤。也就是說，土地所能獲取的利潤一直沒有變化，然而這幾年物價不斷翻倍，學費差額一直在擴大，現在單靠土地怎麼能承受的了？我們家以前也想靠種菸草，不過1996年後，菸草也突然賣不出去了，還是要回到靠莊稼過日子。」董通的母親對記者說。

事實上有個趨勢，時間越往後，人均土地越少，收入和學費差距擴大，上大學已經從一個家庭的投資變成一個家族的風險經營。趙勇家就是這樣。趙勇家算是第三代大學生家庭。趙勇和他弟弟都是在1979年後生的，所以家裡只有父母分上的2畝地，「從小到大溫飽一直都成問題，更不要說讀書了，我和弟弟讀書都是向親戚們借的。」

趙勇對記者說。到1999年趙勇讀大學，學費已經要五六千元了，比較近的親戚幾乎都借光了，「你想想，農民的收入就這些，所以一個家庭大概能借到千把元已經很不錯了」。但是趙勇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為了讓他們都能讀書，趙勇的親戚和他父母商量，幫忙貸到6萬多元，把家搬到縣城，在縣城劇場旁邊租了個小店，經營些雜貨希望能由此盈利。「靠種田是根本沒希望的，種田下去所有親戚都要被拖下去。」趙勇母親對記者說。現在這個小店扣掉租金和其他費用，一個月就 600到800元左右的盈利，而趙勇的弟弟也在去年開始上大學了。

趙勇今年就要從北京工業大學研究生畢業，他告訴記者自己壓力很大，「現在大學生工作非常難找，而且我背後是一個家族的期望，好多親戚的錢都投到我身上了」。

或許整個村子就這樣全都被教育捲進去了，「村裡的人都是相互借錢，好幾個家族的錢湊在一起才夠一個大學生的花費。現在整個村裡的錢幾乎都通過借貸投到教育裡去了，所以要是村裡誰家的孩子大學畢業後找工作難，那拖累的可是一大片的人了。」趙勇的母親對記者說。

只有老人和小孩，很難看到年輕人，「除非在路上」，「他們會突然躥出來，把你捆住，搶掉你所有值錢的東西。」夜晚19點，肖國賓騎著摩托車載著記者，沿山路從龍場村到黔西縣城，在路上對記者說。

一片蒼灰的夜色中燈光偶爾照出人影，路過騎在牛背上的小孩，扛著工具回村的老人，還有背著一簍糞成群回家的5歲左右的小孩子。他們看著疾駛而過的摩托車有的喊聲列隊，像迎接視察一樣整齊地排列在路兩旁，還有的小孩子向摩托車扔石頭。

「有的孩子討厭摩托車有的孩子喜歡摩托車，他們大部分是剛斷奶就被在外打工的父母送回來，和爺爺奶奶守著這片田。還有的孩子幸運點，父母大點就把他接出去，要不就等到年紀夠大了出去打工──都只能通過摩托車，這樣的山路還是只能走摩托車。」

肖國賓說他很怕晚上開車，因為怕路旁冷不丁孩子扔出來的石頭，更怕的是看到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大部分是在外面打工不順利回來的，因為家裡都還要養父母和供讀書的兄弟，往往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從這個村莊出去的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考大學，一種是打工。已經教書20多年的農場中學的趙老師發現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變化:1996年之後，村裡出的大學生突然少了。按照他的理解，「主要是錢的差距實在太大了，根本借不到。小學進來是三個班180個人，到初中畢業參加中考就30多個人。」趙老師對記者說， 「從1996年以後，往往家裡一個打工供一個讀書，到後來是整個家庭的其他孩子打工，供一個讀書的。」讓他覺得奇怪的是，考大學的人到了這幾年似乎又多了，不過趙老師很擔心這種趨勢，他覺得「這可能是一種走投無路的選擇」。

趙老師的兒子也出外打工了，但是「打工這麼多年，就剛好夠養活自己，現在的打工環境很不好，中國的產業從粗放時期的擴張到近幾年的整合和萎縮，開始排斥著低層次的勞動力，最近這幾年幾乎都不要工人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或許就更好理解為什麼更多家庭選擇教育這個出口了」。

即使知道家裡應該借不到高中學費，甚至很難貸到;即使知道母親長在嘴巴的瘤如果擴散有生命危險，現在最急迫的是掙到做這個手術需要的1萬多元，將要讀初三的殷婷還是決定，「我一定要考高中，也一定要考大學」。她對記者說這話時候，眼睛一直盯著站在記者旁邊的母親，她的母親楊正慧頭髮像乾枯的稻草，沒穿鞋子 ──村民就冬天穿鞋子，其他時候「反正不穿沒關係」，手裡還在把孩子揀來的糞便捏成一團用來培植玉米。殷婷的頭髮也有將近一半是黃色，楊正慧告訴記者，這是她自己染的，她讀書太拚命了，頭髮竟白了將近一半，還是去打工的鄰居家裡借到的染霜自己挑染的。

她家可能是整個村裡種地最多的人家了──總共承包了20畝地，父親是隔壁村的，家裡人口多，幾個兄弟分下來土地就幾分，所以就到這個村承包。他們家從娘家承包了7畝半地，從村裡別人家承包7畝半，甚至跑到4公里路遠的綠化鎮那邊承包5畝。但即使這麼多地還是不夠養活他們──這也是殷婷覺得自己一定要讀書的原因，她對記者說，在土地上不管多勤奮，似乎都很難過。

20多畝地顯然超出他們的負荷，他們家總共有5個孩子，三男兩女，老大老二都在外面打工。殷婷是老三，底下還有兩個同時讀小學6年級的弟弟殷羽和殷雄。在這個沒有現代化器械的農村，他們家整整承擔了超過普通家庭4倍左右的勞動強度。生活在這樣的家庭裡，殷婷不可能輕鬆，每天白天都沒有時間，就晚上讀書，每天都到深夜12點、1點才睡覺，早晨7點起床就開始不停歇地上課、下課回家幫忙，「你就可以知道我女兒為什麼白頭髮了。」說這句話楊正慧又心酸地流淚。

這樣的勞作，他們家大概一年能收穫6000斤糧食，需要交納2500斤當作租金，剩下扣去自己吃的，一個人一天吃一斤糧食，一年就要360斤，把那些剩下的賣掉，一年也就千把元。現在3個孩子，每個學費都是800元左右，「到了高中，學費和生活費下來，一年也要2000元，根本沒辦法」。

農村的收入渠道異常狹窄，除了種植，他們還希望能通過養殖增加收入。現在他們家養了20隻鴨子、20對兔子、10只鴿子，「養鴨子一般需要三四個月，大概養一隻扣掉飼料大概能掙4元。兔子是10元一對，和鴿子一樣大概也就掙個三到四元，所以這些其實一年來總共能增加600元左右」。他們去年養過豬，「一頭豬苗百多塊，養三四個月大概200多斤，一斤3塊3，總共能賣700多塊，扣去飼料費用和買豬苗的錢，大概還剩100多塊，但是去年豬價跌到2塊8，扣去飼料費用還虧了，我們也就不敢養了。」

殷婷也想過要打工，她母親攔住了。「他哥哥，也就是最大的那個孩子，讀到初三考慮到家里根本供不起，就說要去打工掙學費，找人借了600多元讓他當路費到廣州，結果去了一年都沒回來。春節時候來了個電話，一開口就哽咽，說他找到的工作沒有超過500元的，這麼久了，連路費都沒賺夠，更不要說學費。他說他掙不到錢就不回來了。」楊正慧還是忍不住哭了，「所以我們也不讓她出去了，這幾年出去的年輕人根本找不到好的打工，他二舅舅也說過，這幾年打工不比以前，剛去的幾乎都沒有超過500塊的，而且大部分廠都不要人了。」

事實上，殷婷一家在龍場村還不算最糟糕的，龍場村還有60多戶家庭受到意外的衝擊──自從村裡的煤礦開採後，以煤礦為原點，每年污染開始擴張，目前已經有60多戶人家的地寸草不生了，拿著每平方米5塊錢的賠償金，不知道怎麼過。

接受採訪的時候，殷婷像是為自己鼓勁一樣，反覆提到趙世琪家，「他們家現在就過得很好。」要送記者離開時候，殷婷突然問:「現在大學生能掙很多錢嗎？聽說很難找工作是嗎？要是讀完書找不到工作掙不了很多錢我們家怎麼辦？我覺得我好沒用。」說完這些話，她滿眶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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