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7-25 09:27:17作者：胡少江
環境保護需要全社會力量來參與，尤其是需要一些能夠不為利益集團所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參與。
三天前，在上海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環保、能源、資源綜合利用博覽會上，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官員表示，中國政府將在未來五年投入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用於處理中國的環境問題。這一舉動表明，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不僅引起國外的環保團體的關注，中國政府也逐漸知道，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了。
客觀上看，五年投資一萬四千億人民幣，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按照動態方法計算，這一投資相當於未來五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一。雖然這一投資的絕對數相對於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而言仍是杯水車薪，但是對於中國來講，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當然，現在還不知道中國政府宣布的用於環境保護的投資究竟是指政府的財政支出，還是指包括企業用於環境保護的投資在內的全社會保護環境的投入。如果是指全社會在環境方面的投入，那麼這個數字離國際標準仍然相差甚遠。例如，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僅僅是用於環境保護研發方面的政府支出就相當他們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零點三到零點四，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全部支出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左右，如果將企業用於環保方面的投資計算在內，全社會用於環境保護的投入大約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美國在過去三十年裡每年用於環境保護的政府直接支出，大約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七左右。
不少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環境保護的投資方面不應該與發達國家相比。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其實，作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面臨的壓力比發達國家更重。更何況，如果按環境保護投資的絕對值計算，尤其是按照環境保護的人均投資計算，中國用於環境保護的資源極其有限。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應該迅速提高環保投資在國名生產總值中的比重。
加大財政投入的確是不可或缺的控制環境污染的手段。與此同時，中國還需要認清中國環境污染的真正根源，確立一套保護環境的政策和社會機制。在我看來，任何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政策，都必須針對中國環境的三大殺手。否則，任何治理環境的政策宣示和經濟投入都會付諸東流。
第一大殺手是中國近代歷史上錯誤的發展政策所造成的災害。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政策，完全無視環境因素，對環境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至今延綿不絕。最為嚴重的是由於大量砍伐森林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在過去五十年間中國的耕地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北京曾經是一個水甜地美的古都，由於北方大片土地的沙化，如今的北京的春天終日沙層蔽日，連見到一片藍天都變成了一種奢望。
不錯，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過去的錯誤政策造成的環境惡果並沒有責任。問題在於，竭澤而漁似的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至今仍然在繼續，按照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估算，中國每年對環境的破壞的價值超過了經濟增長的價值，這意味著我們仍然在為子孫後代留下環境方面的禍害。
第二大殺手是中國的經濟結構。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正在以短得多的時間來完成西方國家通過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業化過程。同時，中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的國際空間也比當時的西方國家要小得多，因而無法像許多西方國家過去所作的那樣向世界其他國家分散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代價。與此相反，中國的工業化實際上是正在在依靠承接發達國家的污染行業來完成的推進。這種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壓縮，使得工業化過程對環境污染的惡果在中國表現得更加突出，對中國普通人民的危害更大。
從歷史上看，對環境的污染主要來自第二產業的發展，而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的比重最大；不僅如此，這一比重仍然在繼續增長。從能源結構上看，中國的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來自於污染最為嚴重的煤。顯然，中國政府正在面臨兩難選擇，如果要控制污染，必須減緩經濟發展速度；但是經濟速度的放緩還將危及現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這一點是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做的。
第三大殺手是中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從世界環境保護的發展過程看，一個注重環境保護的社會，主要的不在於政府的明智與否，而在於是否有一個良好的社會機制。這是因為，無論是什麼樣的政府，都難免侷限於短期的政治利益，尤其是難免被社會上的強勢利益集團所左右。而許多強勢利益集團，由於可以從環境污染中得到好處而不用付出代價，常常是破壞環境的根源。
正因為如此，環境保護需要全社會力量來參與，尤其是需要一些能夠不為利益集團所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從國際上綠色和平運動發展的歷史看，正是這些民間的組織最能夠代表利益受損的民眾，代表社會的長遠利益，他們對環境保護起到的推動作用最大。但是，這在中國恰恰是最難做到的。中國政府是一切權力的壟斷者，對有可能成為第三極的非政府組織常常採取打壓的態度。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非政府組織由於缺乏媒體的支持，又沒有獨立的法律制度保護，很難形成一支保護環境的生力軍。只要這一社會結構沒有改變，中國的環境保護就不會取得持久的成果。
三天前，在上海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環保、能源、資源綜合利用博覽會上，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的官員表示，中國政府將在未來五年投入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用於處理中國的環境問題。這一舉動表明，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不僅引起國外的環保團體的關注，中國政府也逐漸知道，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了。
客觀上看，五年投資一萬四千億人民幣，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按照動態方法計算，這一投資相當於未來五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一。雖然這一投資的絕對數相對於中國嚴重的環境污染而言仍是杯水車薪，但是對於中國來講，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當然，現在還不知道中國政府宣布的用於環境保護的投資究竟是指政府的財政支出，還是指包括企業用於環境保護的投資在內的全社會保護環境的投入。如果是指全社會在環境方面的投入，那麼這個數字離國際標準仍然相差甚遠。例如，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僅僅是用於環境保護研發方面的政府支出就相當他們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零點三到零點四，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全部支出約為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左右，如果將企業用於環保方面的投資計算在內，全社會用於環境保護的投入大約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美國在過去三十年裡每年用於環境保護的政府直接支出，大約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七左右。
不少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環境保護的投資方面不應該與發達國家相比。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其實，作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面臨的壓力比發達國家更重。更何況，如果按環境保護投資的絕對值計算，尤其是按照環境保護的人均投資計算，中國用於環境保護的資源極其有限。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應該迅速提高環保投資在國名生產總值中的比重。
加大財政投入的確是不可或缺的控制環境污染的手段。與此同時，中國還需要認清中國環境污染的真正根源，確立一套保護環境的政策和社會機制。在我看來，任何解決中國環境問題的政策，都必須針對中國環境的三大殺手。否則，任何治理環境的政策宣示和經濟投入都會付諸東流。
第一大殺手是中國近代歷史上錯誤的發展政策所造成的災害。中國政府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政策，完全無視環境因素，對環境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至今延綿不絕。最為嚴重的是由於大量砍伐森林造成的土地沙漠化。在過去五十年間中國的耕地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北京曾經是一個水甜地美的古都，由於北方大片土地的沙化，如今的北京的春天終日沙層蔽日，連見到一片藍天都變成了一種奢望。
不錯，現在的中國政府對過去的錯誤政策造成的環境惡果並沒有責任。問題在於，竭澤而漁似的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破壞至今仍然在繼續，按照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估算，中國每年對環境的破壞的價值超過了經濟增長的價值，這意味著我們仍然在為子孫後代留下環境方面的禍害。
第二大殺手是中國的經濟結構。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正在以短得多的時間來完成西方國家通過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業化過程。同時，中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的國際空間也比當時的西方國家要小得多，因而無法像許多西方國家過去所作的那樣向世界其他國家分散工業化過程中的環境代價。與此相反，中國的工業化實際上是正在在依靠承接發達國家的污染行業來完成的推進。這種時間上和空間上的壓縮，使得工業化過程對環境污染的惡果在中國表現得更加突出，對中國普通人民的危害更大。
從歷史上看，對環境的污染主要來自第二產業的發展，而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第二產業的比重最大；不僅如此，這一比重仍然在繼續增長。從能源結構上看，中國的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來自於污染最為嚴重的煤。顯然，中國政府正在面臨兩難選擇，如果要控制污染，必須減緩經濟發展速度；但是經濟速度的放緩還將危及現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這一點是中國政府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做的。
第三大殺手是中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從世界環境保護的發展過程看，一個注重環境保護的社會，主要的不在於政府的明智與否，而在於是否有一個良好的社會機制。這是因為，無論是什麼樣的政府，都難免侷限於短期的政治利益，尤其是難免被社會上的強勢利益集團所左右。而許多強勢利益集團，由於可以從環境污染中得到好處而不用付出代價，常常是破壞環境的根源。
正因為如此，環境保護需要全社會力量來參與，尤其是需要一些能夠不為利益集團所影響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從國際上綠色和平運動發展的歷史看，正是這些民間的組織最能夠代表利益受損的民眾，代表社會的長遠利益，他們對環境保護起到的推動作用最大。但是，這在中國恰恰是最難做到的。中國政府是一切權力的壟斷者，對有可能成為第三極的非政府組織常常採取打壓的態度。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非政府組織由於缺乏媒體的支持，又沒有獨立的法律制度保護，很難形成一支保護環境的生力軍。只要這一社會結構沒有改變，中國的環境保護就不會取得持久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