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07 01:59:21作者：陳培萬 自述 嚴家偉 編寫
人人都有作夢的經歷，人人都會有夢醒的感受。如果是好夢醒來，你也許會感到遺憾、惆悵；如果是惡夢醒來你大概會暗自慶幸。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在上個世紀1957年以後的二十三年裡，我做了一個難醒的長長的惡夢，直到夢醒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心有餘悸、驚魂難定，不堪回首。
不達「指標」，我成了「補課」中的右派
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交通運輸、金融財政，都可以下達「指標」，努力爭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下達「指標」。要在你這個單位或系統中，揪出佔總人數百分之五的人為「右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是「今古奇觀」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歸怪事，事情還非得照辦不可，還美其名曰「補課」。
我當時正在宜賓市東街某診所擔任醫生，而我們宜賓市衛生系統中百分之五的「任務」就沒有「完成」，怎麼辦？好辦得很，借用電影《抓壯丁》中王保長的一句話，就是「給老子抓啊」！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是「犧牲」別人不是「犧牲」自己)，要「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宜賓衛生系統的領導們，便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在宜賓市現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裡，開會學習，動員我們「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
由於此時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麼「章羅聯盟」、「黨天下謬論」早已在報上大批特批，「偉大」的「陽謀」已經大白於天下了，所以會上冷冷清清沒人敢說話，即使領導們指使幾個積極份子帶頭髮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絕對的權勢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禍，最終我還是在劫難逃，浩劫更難逃，我(陳培萬)和胡繼民、程志遠、顧雲鵬、衛竹仁等人一齊「抓」了出來，他們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務，我們卻墜入了萬丈深淵！
惡夢開始：第一站珙興農場
我們幾個人當時的「罪名」大得有點嚇人，是「章羅聯盟」的「吹鼓手」，遺憾的是章伯鈞、羅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見過他們一面，他們哪裡知道遠在四川的宜賓會有我們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強將」呢？
然而，高壓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連忙寫了「認罪書」企求「寬大處理」，我則是「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當然後果就更加嚴重，被劃為「極右份子」發配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這是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國，而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先進經驗」，怎麼個「先進」法呢？第一他說勞教只是一種行政處分，就像警告、記過、開除一樣，是某行政部門給你的一種處分，問題是這個「某」行政部門、權力大過天，他一句話、一張紙，就可以剝奪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實際上的囚犯；第二，由於他這種耍把戲變戲法一樣的「行政處分」，於是繞開了司法程序，不經任何檢察起訴、審判(當然更無辯護)一步到位就把你送進了沒有監獄名稱的監獄——勞教隊。
就這樣，1958年4月，我被送到了一個叫珙興農場的勞教隊。此處地處高山距底洞鎮40華里，從山腳到山頂還有十八華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實的窮山惡水。
珙興農場從建立到撤走，犯人們在這荒山上共開懇了大約四百畝土地。由於惡劣的自然氣候以及貧瘠的土地條件，每年只能種植一季農作物，玉米、紅苕、洋芋，產量也很低，連自給自足的囚糧都辦不夠。成為地區公安處的一個「包袱」。而勞教人員除少數農村裡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無供應外，大多數來自機關、居民，隨戶口辦理了糧食供應證，可以從糧站去購買。所以「囚糧」就不成問題了。
這個珙興農場，雖然搞了幾年，由於山高、路難行，所有監舍、以及幹部們的辦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樹木、竹子及茅草修建的。確是無片磚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勞教分子到來後，為防意外，50多個女勞教分二個大組，住在與幹部辦公宿舍，相連的工棚裡。由一個班的公安戰士相隔其間，通過一塊大地壩(平時作為集合或開大會使用)下面兩排竹木結構的工棚，住著70多個男勞教分子。
勞教分子上山後，雖在平壩地區春播季節已過，但山上還是寒意未盡。幹部們監督著「分子」。從早到黑開始「集肥」勞動，準備春播到來。直到農曆的五月，才開始種玉米、種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幾個月的勞動成果是：玉米大如雞蛋，洋芋則似蠶豆。10月後開始綿綿細雨，接著雪花飄飄。當然，政府不會白養著120多個「分子」白吃。於是上面又決定將120多個勞教分子調到高縣雙河鎮的石灰廠去「改造」。由於那時水泥還是稀有東西，民用或建築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產和銷售都不困難。
第二站：中川鐵廠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難當之時，一天午後，地區公安處那輛「戛斯」車，搖搖晃晃的從雙河鎮那條小公路上開到了石灰廠的大壩裡，從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幹部，還有4個全副武裝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勞改、勞教單位慣例，與其條件反射，要麼是逮捕人，要麼是調動人。晚飯後，全部勞教人員集合在大壩裡，先由肖質良幹事講話，並同時指導另一位便衣幹部介紹後，這是樂山中川鐵廠的趙(艮山)幹事，按監獄中的規定，犯人稱幹部為「隊長」，勞教人員稱幹部為「幹事」。下面就由趙幹事給大家作「報告」。這位趙幹事，30多歲，胖胖的，一口樂山話。他說，樂山中川鐵廠，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工廠，屬於勞教單位，是你們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後，你解除了勞教，就可以成為一名鋼鐵工人……。哪些人去中川，經所領導研究後並報公安處領導批准，下面，由肖幹事宣布名單。總共30人，都是身強力壯的。我亦在其中。凡點到名的，都為未來將成為鋼鐵工人而興奮，那沒有點名的則處於沮喪。悲哀的情緒。為防意外，所以進出路口，由武裝戰士站崗把守。
第二天早飯後，肖、趙兩位幹事，手裡拿著花名冊，凡點到名的，代好自己簡單行李上車依次坐好，中間一排，車廂兩邊各一排，每排10人，幹事坐進駕駛室，車廂四角，各站一名橫挎衝鋒槍的武裝公安戰士。於是「戛斯」車又搖搖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點鐘後，才在榮縣境內公路邊的山鎮上停下車吃午飯。「勞教」們吃飯時，肖、趙幹事，在食堂外把守著，而且食堂裡的服務員，在端飯、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詫異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飯，又負責看守工作，肖、趙二人才進去吃飯。歷時兩小時，大家又上車，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車又開始搖晃著上路。經井研、樂山、汽車才在沙灣鎮大橋頭停下來，「分子」們下車後，等候在那裡的各車間(中隊)幹部，從肖、趙二人手中接過名單和牛皮紙口袋(檔案)點名後將人帶走。我是醫生，由醫院來的胡幹事(後來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醫院的幹部)將我帶到公路邊的一座平房裡，這就是中川醫院的住院部，並指著一位20多歲年青人說，這是「你們醫生組的召集人」，所謂「召集人」，其實是同類「分子」的稱謂，你們住宿、工作，由他給你安排。於是那個「召集人」叫我帶上行李隨他到一間農民遺棄的草房裡，指著一排大鋪的裡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個角落裡。隨後到伙房去吃晚飯。
第二天早飯後，那個胡幹事對我說，今後你就跟「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勞動。在部隊時，我已經熟悉這類工作，但初來乍到，又是另一種環境，只得聽從政府安排。跟隨「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個查房日誌之類的記錄，對病人如何處置，由「召集人」處理。
所謂的病房，實則不如乞丐們的住所，在沿坎一張方掉，是供醫護人員的辦公用。病房裡是通鋪，病人像沙丁魚一樣一個緊挨一個。這些病人，都是勞改、勞教人員，也不分科室隔離。如果說這些病人是住院治療疾病，到不如說是暫時停止繁重勞動時的休息場所。
這個中川鐵廠職工醫院，除院長、書記、管教以及那胡幹事是屬幹部，其它的醫生都是勞教人員，他們有重慶醫專、貴陽醫學院等在校學生，而被劃為右派送勞教的。
這座樂山中川鐵廠，離沙灣鎮大約2公里，是那瘋狂年代的產物。追憶它歷史，實在令人噴飯。在鋼鐵大躍進的年代，為了超英趕美，鋼鐵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馬，真是神州大地無處不冒煙。沙灣橋頭的中川紙廠是一座勞改工廠。各行各業都要大辦鋼鐵，勞改單位也不例外。於是發昏發燒的管教們，在紙廠(監獄)裡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爐，從三峨山採來品位很低的硫鐵礦，從沫江煤礦運來焦炭，利用廠裡的設備電動鼓風機，開始了大辦鋼鐵，但是兩天後那種「鐵水奔流，鋼花四濺」的動人景觀總不出現。人們常說，勞改隊裡出人材，於是有犯人建議，將那些廢舊的鐵鋼廢料，投入爐中，奇蹟終於出現了，那鐵水池中滿滿的一池鐵水，於是做雙「喜」沙盤，產出鐵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鐵的優越成績，一輛汽車上掛滿彩旗、鑼鼓喧天，熱熱鬧鬧送到樂山鋼辦，地區公安處報喜。受到上面的嘉獎。從而政法系統為了成為樂山的先進，利用三峨山上的鐵礦，沫江煤礦的集炭，羅一溪的鹼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統、人力資源(勞教、勞改)更是不缺，所以決定建立中川鐵廠。
中國人的事情，外國人始終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鐵廠廠部在公路邊的一座工字形磚木結構小青瓦的平房。大門口掛著一坎白底黑字的「樂山地方國營中川鋼鐵廠」大木吊牌。工字東邊那一排便是廠部辦公室，沿正中走道兩側，便是財務科、生產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辦公室西邊那一排的大門口卻釘著一塊「管理教育科」牌子，辦公室內又有兩塊白底黑字的吊牌，一塊是「四川省勞動改造一支隊三大隊部。另一塊是：四川省勞動教養三支隊一大隊部。這就是一個工廠三塊吊牌的由來。
那時的中國言必稱「階級」所謂「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叫得震天響，什麼事都來個「親不親，階級分」，但是這階級分最後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來了。中川鐵廠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活標本」。
在中川鐵廠裡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廁所也要分清「敵我」二邊分。人分五等是指幹部、工人、就業員、勞教勞改。幹部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權，其次是工人，他們是大躍進中鐵廠招來的農民，雖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階級，但是這種單位一無權二無勢，只能幹活領工資。第三等人是「就業員」，是勞教期滿後，當局不放心，這些人回到社會上去會「興風作浪」，於是來個「強迫留隊」，美其名曰「就業」，這個「就業」並非失業後找到了工作那種可喜之事，而是被強迫扣留在勞教場所，繼續強迫「改造思想」，強迫勞動，也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無限期的進行「勞教」，第四種人就是我們這些右派勞教，第五種是在押犯人，萬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飯也得「食具三色」：幹部工人一個食堂，伙食在當時是最好的，經常有暈有肉菜蔬新鮮。就業員、勞教分子、一個食堂，就差多了，數量少、質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憐了，連肚子也休想填飽，大概由於「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區別，幹部工人一個廁所，就業員、勞教、犯人一個廁所，廁所也得劃清界限，分清「敵我」，無論「內急」到何種程度「敵人」絕不敢進「我」方廁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敵」廁，以免喪失立場，喪失尊嚴的身份。
惡夢走向高潮，死神光臨中川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餓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勤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糧食。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們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通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辨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是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不驚。我的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戰爭環境中死亡人數的幾倍。在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據我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輸工作。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余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聽用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作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已已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更是有腳無路，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到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影響極壞。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究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歷飯票一斤。在那個「天堂」歲月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人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人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而且，並非天天有此繁重體力勞動，何況還有那兩斤糧食的熱能補足。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這樣的作為，實屬慘無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非人道行為，並非是個人的道德行為，而是惡劣的社會環境把草菅人命成為合法的制度準則。何況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牛鬼蛇神如當年的猶太人，如何處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里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門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修改偽造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對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託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那有墳墓可指呢？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了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還在一九六O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上XXX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
我每每見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可以作「紅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怎一個「悲」字了得？
最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幕人間悲劇，發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時。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風中抖瑟，幾株枯樹上，偶而停著一兩隻昏鴉，發出淒涼的哀鳴，更增添在苦難歲月中熬煎著的囚徒悲涼心情。一天中午，醫院領導叫我將死者宋方林的病歷材料帶來，因他的妻子前來詢問。我帶著病歷材料來到辦公室，見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邊偎依一個7、8歲的女孩，一個大致有4歲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須問，就知道是母子關係。我只能按照以前幾百次的「操作規程」按病歷上記載，向母子三人宣讀其親人的「死亡判詞」。那婦女在聽著我振振有詞的宣讀後，已泣不成聲。兩個孩子看到媽媽在哭泣，那幼小的眼裡也充滿了淚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墳墓，要求是合理的，醫院領導們的辦法依舊，叫我將母子三人帶到那座「萬人親墳」去祭奠。那女人來到墳前從一個補著補丁的布口袋裡取出兩條冷紅苕，放在墳前稱是千里悼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跪在地上發出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嚎。漸漸地那女人大聲的哀嚎變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人過份悲傷而出現休克，我只得用一些當時很流行的政治謊言來安慰她，諸如他被劃為右派，是因思想沒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後，政府是如何的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進行醫治……死後又是如何的厚葬……，無論我怎樣以堂皇的政治術語來勸慰，她就是爬在墳前不起來。
有人說過，中國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當驚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國人從降生到懂事開始，首先要學的就是「壓抑」從而便獲得了「壓抑功能」，更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錘打和社會的幫助，建立了「壓抑免疫系統」，在任何社會悲劇面前，都不會讓中國人精神崩潰，因此中國人患精神病比率少於其他西方國家，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在這母女三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動物、鐵石心腸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淚水。大概是「物傷其類」的效果反應吧，此時此景，在腦海裡浮現出一種幻覺，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兒也會在此上演一幕同樣的悲劇吧。因久勸無效，怕出現意外，我只得坦誠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勞教人員，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環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機會罷了。那女人聽到後，感到是丈夫的「同類」，心靈上略有一絲寬慰，那一雙充滿淚水眼睛凝視著我，是信？還是不信？不過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誰也不會去冒充「敵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將母子三人帶到第一病區的病房(醫院的臨時招待所)住下來，並從病房中選了兩床比較清潔的被蓋來，叫他們住下。然而吃飯卻成了難題，因為到廚房去吃飯，必須交納糧票和錢。母女三人來自農村，何來糧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動將挑死人得到的「獎賞」拿出一斤，又向其他醫護人員動員，因為我是病區的主治醫生，病區裡除那個一門不懂的護士長(女幹部，其實是幹部家屬)外，我還是有一點權威性，所以當我說明情況.後，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獎勵」的人，也自願拿出二兩、三兩，總共湊成三斤糧(飯)票，才到廚房裡取來三個「罐罐飯」(每罐三兩)炊事員也發了一次善心，將那有鹽無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瓢碗，這在那飢荒歲月裡是何等的難得啊。當我把飯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時，那女人從自己一份又分出一點到兒子的罐罐裡，那小女兒見到媽媽分飯給弟弟，她也從自己的一份中分一點給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從來都是以付出為主，只要她成為感情的俘虜，她可絲毫不猶豫地不想任何後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熱的付出漩渦中去。
後來她才慢慢的訴說著往事：她姓葉，她與丈夫老宋是51年從南充師範學校畢業後同時分配到X縣中教書，她教數學，老宋教語文，由於是同學又是同事，於52年春喜結良緣。先後有了一女兒、一個兒子。老宋性格外向，又是教語文，常常咬文嚼字，最大長處還能寫一手毛筆字。在教師中也擅長交往。但他忘記了古人的教訓：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九五五年春，開學時新調來位校長，是從部隊轉業安置的，40多歲，文化不高，根本不懂得教書為何物，不過是校長、黨總支書記，位居學校的最高領導人。這位校長最大的嗜好就是常常召集教師開會。而每次開會都是由他講演為主題。在講話常常鬧出一些令教師們啼笑皆非的笑話。比如：他常把「誇」與「虧」分不清楚，所以把「誇大其詞「說成「虧大其詞」，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貓」，經常炫耀的是「打日本」、「打老蔣」，有時老師們在私下議論時，不懂處事原則的老宋，總要幽默一下，說什麼有話則「誇」，無語則「虧」，「貉」與「貓」都是同科同類，正如「猴」與「猿」一樣，有什麼奇怪。此時，那些謀求政治進步的，將老宋的話吹到領導的耳朵裡。那時轉業幹部，到地方後，工作安置不成問題，最最要緊的大事是解決「性飢渴」。所以到處託人介紹對象。校長已過「不惑」之年，自然更是一件急事。後來，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二十四歲的姑娘。此姑娘一聽說是位「老幹部」、「老黨員」又是「校長」自然滿口應允。為什麼自己才二十多歲對那老頭子感興趣，因為此女子雖年輕，讀過初中，但卻有無法克服的「外傷」和「內傷」，「外傷」是因「天花」而在臉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烙印」(麻子)，「內傷」是出身地主家庭。校長年紀大點，可以「背靠大樹好乘涼」。校長則認為，該女子雖然有「麻子」，但年輕、有文化，於已有利，出身成份不好，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於雙方各有自己的打算，一九五六年「五一」二人結合了。校長通過老戰友的幫忙很快將麻女士借調到學校來任代課老師了。麻女士來校後，安排教初一的語文，與老宋同在一間辦公室備課。麻女士生性好強，自成為校長夫人後，雖是代課老師，但轉正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對其他教師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勢，大家心裏雖不滿意，總是敢怒而不敢言。一次麻女士不知從那裡搞來一把杭綢面的折扇，那年月這種綢扇還算是稀罕之物。麻女士總喜歡拿給其他教師觀賞。那綢扇一面畫的是一朵鮮艷的牡丹花，兩片綠葉的襯托下更是鮮艷奪目，而那一面都是素色，麻女士感到美中不足。她知道老宋的毛筆字還可以，要老宋給他寫幾個字。在麻女士的再三要求下，老宋接過綢扇，揮毫潑墨寫下順口溜：姑娘一篇好文章，字字珠璣不成行，游龍觀覓當年穴，蜜蜂誤認是故鄉。老宋那龍飛鳳舞的行草書，就是內行看到，也拍手叫好。麻女士自然很炫耀，到處給別人觀賞。後來不知是那位先生給他點出，老宋的順口溜是諷喻她的「麻子」，麻女士聽後，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怒不可遏，在床上對校長老公又哭又鬧。校長的舊恨未消，又添新仇，所以在反右時，老宋「攻擊黨領導」的罪責難逃(那時的邏輯是：領導就是黨，黨就是領導，所以給領導提意見就是攻擊黨)，劃為「右派」送勞動教養。老宋送勞教後，葉老師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被校領導「光榮」批准「上山下鄉」去當「戰天鬥地」的新式農民。按當時的政策規定，下放幹部第一年按月領工資，第二年則自食其力了。一位斯文的知識婦女，帶著兩個娃娃，其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生產隊長先認為她是老師，安排她當隊上的記分員。後來公社告訴隊長，這個女人是「反屬」，是屬於「暗管分子」不能擔任什麼職務，只能勞動改造思想，同時要嚴加管理。所以葉女士不知流了多少淚，看在一雙兒女上，只能咬緊牙關艱苦度日，企盼著老宋早日解除勞教回來，相濡以沫，撫養兒女成人。當她接到由當地派出所交給她那張《死亡通知》時，立即昏倒在地，幸得好心鄰居相救才倖免於死。因為她是屬於「暗管分子」要外出必須得到公社領導同意。不知多少次去找公社領導，都是以「生產」大忙季節為藉口予以拒絕，所以直到秋收後才同意她到樂山沙灣來祭奠親人。公社開了介紹信，但路費又是難關。三娘母將從生產隊口糧裡，每天只能吃一半，留一半，作為路上吃。沒有糧票，只能做好玉米粑，煮紅苕帶在路上充飢……
第二天，三糧母才到沙灣車站買了車票到樂山，返回農村。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不但是五十五萬右派份子的災難，同時，幾百萬「右派」妻兒親人也成為了歷史浩劫的殉葬品。秦始皇在九泉有知，也會自嘆不如，羞愧難當!
墓前吟「反詩」，走向勞改隊
護理員劉克猶之死，是我無期勞教走上有期犯人的導火線。
劉克猶，仁壽人，18歲，初中學生，富農成份。食堂化時，每頓無糧，以菜充飢，一次飯後，大叫肚子餓得慌。被大隊書記聽到後立即通知公安部門拘押到縣看守所交待反省。預審員叫承認是攻擊人民食堂，對糧食統購的不滿，並說只要他承認了錯誤，就放他回家。一個15歲的農村娃兒，自然相信公安的話，於是按照公安要求在那份《審訊記錄》上捺了手印。自此，他天天盼著放他回家去。59年11月，他得到仁壽縣人民法院給他的一份《判決書》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管制兩年，送勞教教養。到中川鐵廠後，正是醫院病人增多，缺少護理人員(其實只是給那些行動不便的病人送藥、送水、送飯而已)，並不需什麼特殊的專業技術。到醫院後，分配在二病區，年青娃娃從不多言多語，工作中也很認真踏實，從未出過差錯。總之對大家印象都很好。所以在半年「大評」年終「總評」都得領導的表揚。六一年還出席廠部召開的勞教人員、勞改犯人積極份子代表大會。這在監獄中獲此殊榮，是難得的機會。六一年八月，他管制期滿後，認為可以回家了。醫院的管教幹事告訴他，管制期滿，並不是解除勞教，要求他還要努力改造爭取。他兩年的希望，一下變成失望。所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間絕對正確)，服用過量的安眠藥，經搶救無效死亡。
一九六二年元旦，我們將劉克猶的遺體運到山上，因為大家畢竟在一起工作，所以就沒有把他往「萬人坑」裡扔，而是簡單埋個墳，也算大家盡一點同事之心意。來埋人之前由於過元旦「改善生活」大家吃了一份病死豬肉，又喝了幾口「老白干」酒，所以特別「高興」。
挖坑、掩埋後，在墳前用一坎約60公分高30公分寬的木板，用毛筆寫上：「劉克猶先生之墓」立於墳前。不知是誰用樹枝在墳前的松土上劃了一對聯：生有何歡？死又何懼。可能是大家少有如此輕鬆，更由於一份死豬肉及老白干產生的酒精作用，所以各抒情懷。梁XX(重慶醫專學生、右派，近視眼，外號梁瞎子)口念：大江東去，湧森波煙雨，浪折千層洗肝膽。用手指著三峨山：孤峰卓立，經風刀霜劍，疊嶂萬仞更多嬌。我接著說，南唐李後主成了階下囚，卻非常達觀，但也很煩惱，他那膾灸人口的絕唱，更是難忘：春花秋月何時了，愁煩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元旦日晚飯後，院部辦公室通知召開全院醫護人員大會，幹部、工人都不准缺席。大會開始，照例由支部書記楊一平主持講話。楊支部「開宗明義」宣布：反改造分子陳培萬，利用劉克猶服毒自殺這種反革命罪行，藉機帶頭鬧事，組織其他人送葬，立木碑，寫輓聯，並朗誦古詩，發泄不滿情緒，經支部研究，廠領導批准，送拘留所反省交待罪惡事實。楊支部話音剛完，4個早已奉命的打手，拿出一根棕繩，立即實施五花大綁，連推帶拖被送到中川拘留所(俗稱「從嚴隊」)。
這個挽留所，卻不像其它縣公安局看守所那樣戒備森嚴，也沒有高牆電網。只是河邊的一幢草房，於大渡河邊的圍牆是用小竹子編的竹籬笆。如果說是拘押罪犯，到不如說成是拘押「君子」的場所。進門有一個崗亭，公安戰士站崗，其視野可以看所內一切情況。每間監舍只是用三米高的土牆間隔，每舍可容納40人以上的通鋪，監舍門，是用幾塊木板訂成三米高木欄。與外面不同的，拘留人員一切行動都要喊「報告」，比如：「報告」解小便。那崗亭中公安戰士只說一個字「去」，當解便完後，又是一聲「報告」回監舍。那站崗的公安戰士，也只說一個字「去」。所以每天拘留所裡都是「報告」「去」聲音此起彼伏。伙食標準是早三(兩)午三(兩)晚二(兩)，當然政府不會讓拘留人員白吃飯的。所以規定，除重案待審人員，(刑)傷、病人員以及才從外地抓獲的外逃人員外，其他都要參加勞動。勞動的工作是從礦場搬運礦石到高爐料場。距離只有150米。每天上午，只能搬運三到四趟。特別指出的，凡走在運輸隊伍前面的兩三個人，都是按拘留所的規定。凡在行進中，隊列裡有人「報告」解小便時，前面的人就將擔子放下，由此全部都得放下，等那人解便完了歸隊，又才開始走路。若有人「報告」繩子斷了，大家都得把擔子放下，等那人將繩子結好後，又開始蠕動。所以每天上午，就是如此走走停停的。特別是酷暑炎天，隊伍兩旁全付武裝的公安兵，更是在毒日之下而大汗淋淋，每天不到十一點就收工了。所以有人戲言，拘留所的勞動，等於是作廣播體操一樣的自由運動。當然，監獄中的拘留所，決不是「從寬」隊，決非那麼的輕鬆。每天午後的「學習」就會讓人毛骨悚然，一生難忘。所謂「學習」就是「批鬥會」。每天都由幹部安排「對象」。對於「批鬥對象」，只要幹部喊到名字，馬上就會全身發抖，大汗淋淋。因為「批鬥」決不是只動「口」，而是要經受一次文明酷刑的磨難。文明與酷刑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慘不忍睹的酷刑，也有著傳統文化的內涵。這種酷刑，決不像在電影或電視劇裡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對待抗日分子，那樣，皮鞭飛舞，受刑者肉血模糊，皮開肉綻，以及什麼「老虎凳」烙鐵燙胸部等，那是「法西斯」暴行，我們是文明古國。用刑也要以文明來包裝。古人說：侍君者，當盡忠，侍親者，當盡孝。侍群者寡，侍親者眾。所以自古就有「百事孝為先」之說，一本「二十四孝圖」堪稱國粹瑰寶。所以中川拘留所也以「二十四孝圖」為範本。比如「孟忠哭竹」。用一根2-3公分大60公分長的木棍，將下面削尖，釘在地上，頂端破開，受刑者跪在地上用細麻繩將兩手拇指捆在木棍上，再用小木楔子從頂端的破口中敲進去，麻繩緊緊陷入拇指中，所以受刑者汗水、淚水齊出，比那「孟忠」更為傷心。至到受刑者昏倒了才能解開麻繩，潑上冷水，使其慢慢清醒。兩個拇指出現瘀血性水腫，少者七八天，有的長達一個月，才能恢復功能。其二是叫「王祥臥冰」的刑法，將受刑人的雙腿綁在一根長板凳上，將上半身及雙手綁在另一根長板凳上，兩條凳中間相距3-40公分，再用相等的木板，放在兩凳中間，木板上放上一種莖、葉都長滿刺的。民間叫藿麻的野生植物。這時，在受刑者的肚皮上放磚，增加壓力，一塊、二塊、三塊……腹部的重壓，使光赤的背部落下，落在霍麻上，不但刺痛，特別是那刺裡含有一種酰酸毒素，因此更是奇痒，背部很快出現腫塊，一般要3-5日才能消失。用幹部的話說，這叫「傷皮不傷骨」。這些令人難忘的刑法，與那些法西斯的暴刑，的確有異曲同工之效。當然，這些文明酷刑，都是對那些「堅持反動立場」的「反改造分子」使用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廠裡召開「公捕」「公判」大會，從宣布「逮捕」「起訴」「判決」只有40分鐘就完成了。直到我服刑兩年後，才收到樂山縣人民法院(62)刑字43號判決書一份。那份所謂的「判決書」中，除了「堅持反動」「幻想變天」「陰謀暴亂」等「莫須有」名詞。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從勞教無期走上了勞改有期的歲月。
沒有結束的尾聲
從1958年被送勞教時年23歲，到1981年改正平反回家，歷時23年。我的全部青春年華，都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偉大的」的政治運動，還有那據說是也很「偉大」的勞教、勞改營，前人吊蘇武的詩有句云「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對秋波哭逝川」而我則是丁年遭難，皓首而歸。我當然從來沒奢望過什麼「封侯印「，也不想當什麼官，可你們這樣像「開玩笑」似的把我整了二十幾年，卻又以「嗟，來之食」的姿態，給我一紙所謂「改正通知書」。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舊太平，從沒人出來認過一聲錯，道過一聲歉，世間有如此偉大的真理嗎？
所以這是一個沒有結束的荒唐的尾聲，只能留給後人思考，留給歷史裁決。
不達「指標」，我成了「補課」中的右派
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交通運輸、金融財政，都可以下達「指標」，努力爭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下達「指標」。要在你這個單位或系統中，揪出佔總人數百分之五的人為「右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是「今古奇觀」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歸怪事，事情還非得照辦不可，還美其名曰「補課」。
我當時正在宜賓市東街某診所擔任醫生，而我們宜賓市衛生系統中百分之五的「任務」就沒有「完成」，怎麼辦？好辦得很，借用電影《抓壯丁》中王保長的一句話，就是「給老子抓啊」！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是「犧牲」別人不是「犧牲」自己)，要「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宜賓衛生系統的領導們，便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在宜賓市現在人民路的一所房子裡，開會學習，動員我們「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
由於此時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麼「章羅聯盟」、「黨天下謬論」早已在報上大批特批，「偉大」的「陽謀」已經大白於天下了，所以會上冷冷清清沒人敢說話，即使領導們指使幾個積極份子帶頭髮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絕對的權勢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禍，最終我還是在劫難逃，浩劫更難逃，我(陳培萬)和胡繼民、程志遠、顧雲鵬、衛竹仁等人一齊「抓」了出來，他們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務，我們卻墜入了萬丈深淵！
惡夢開始：第一站珙興農場
我們幾個人當時的「罪名」大得有點嚇人，是「章羅聯盟」的「吹鼓手」，遺憾的是章伯鈞、羅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我也未見過他們一面，他們哪裡知道遠在四川的宜賓會有我們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強將」呢？
然而，高壓之下，不服也不行，一些人連忙寫了「認罪書」企求「寬大處理」，我則是「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當然後果就更加嚴重，被劃為「極右份子」發配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這是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國，而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先進經驗」，怎麼個「先進」法呢？第一他說勞教只是一種行政處分，就像警告、記過、開除一樣，是某行政部門給你的一種處分，問題是這個「某」行政部門、權力大過天，他一句話、一張紙，就可以剝奪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實際上的囚犯；第二，由於他這種耍把戲變戲法一樣的「行政處分」，於是繞開了司法程序，不經任何檢察起訴、審判(當然更無辯護)一步到位就把你送進了沒有監獄名稱的監獄——勞教隊。
就這樣，1958年4月，我被送到了一個叫珙興農場的勞教隊。此處地處高山距底洞鎮40華里，從山腳到山頂還有十八華里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實的窮山惡水。
珙興農場從建立到撤走，犯人們在這荒山上共開懇了大約四百畝土地。由於惡劣的自然氣候以及貧瘠的土地條件，每年只能種植一季農作物，玉米、紅苕、洋芋，產量也很低，連自給自足的囚糧都辦不夠。成為地區公安處的一個「包袱」。而勞教人員除少數農村裡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無供應外，大多數來自機關、居民，隨戶口辦理了糧食供應證，可以從糧站去購買。所以「囚糧」就不成問題了。
這個珙興農場，雖然搞了幾年，由於山高、路難行，所有監舍、以及幹部們的辦公室、宿舍都是就地取材，用樹木、竹子及茅草修建的。確是無片磚片瓦。
120多名男女老少勞教分子到來後，為防意外，50多個女勞教分二個大組，住在與幹部辦公宿舍，相連的工棚裡。由一個班的公安戰士相隔其間，通過一塊大地壩(平時作為集合或開大會使用)下面兩排竹木結構的工棚，住著70多個男勞教分子。
勞教分子上山後，雖在平壩地區春播季節已過，但山上還是寒意未盡。幹部們監督著「分子」。從早到黑開始「集肥」勞動，準備春播到來。直到農曆的五月，才開始種玉米、種洋芋。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幾個月的勞動成果是：玉米大如雞蛋，洋芋則似蠶豆。10月後開始綿綿細雨，接著雪花飄飄。當然，政府不會白養著120多個「分子」白吃。於是上面又決定將120多個勞教分子調到高縣雙河鎮的石灰廠去「改造」。由於那時水泥還是稀有東西，民用或建築都是用石灰，所以石灰的生產和銷售都不困難。
第二站：中川鐵廠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難當之時，一天午後，地區公安處那輛「戛斯」車，搖搖晃晃的從雙河鎮那條小公路上開到了石灰廠的大壩裡，從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幹部，還有4個全副武裝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勞改、勞教單位慣例，與其條件反射，要麼是逮捕人，要麼是調動人。晚飯後，全部勞教人員集合在大壩裡，先由肖質良幹事講話，並同時指導另一位便衣幹部介紹後，這是樂山中川鐵廠的趙(艮山)幹事，按監獄中的規定，犯人稱幹部為「隊長」，勞教人員稱幹部為「幹事」。下面就由趙幹事給大家作「報告」。這位趙幹事，30多歲，胖胖的，一口樂山話。他說，樂山中川鐵廠，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工廠，屬於勞教單位，是你們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後，你解除了勞教，就可以成為一名鋼鐵工人……。哪些人去中川，經所領導研究後並報公安處領導批准，下面，由肖幹事宣布名單。總共30人，都是身強力壯的。我亦在其中。凡點到名的，都為未來將成為鋼鐵工人而興奮，那沒有點名的則處於沮喪。悲哀的情緒。為防意外，所以進出路口，由武裝戰士站崗把守。
第二天早飯後，肖、趙兩位幹事，手裡拿著花名冊，凡點到名的，代好自己簡單行李上車依次坐好，中間一排，車廂兩邊各一排，每排10人，幹事坐進駕駛室，車廂四角，各站一名橫挎衝鋒槍的武裝公安戰士。於是「戛斯」車又搖搖晃晃的上路了。是日一點鐘後，才在榮縣境內公路邊的山鎮上停下車吃午飯。「勞教」們吃飯時，肖、趙幹事，在食堂外把守著，而且食堂裡的服務員，在端飯、端菜，眼神中也流露出詫異的目光。公安兵吃完了飯，又負責看守工作，肖、趙二人才進去吃飯。歷時兩小時，大家又上車，按原有秩序坐好，汽車又開始搖晃著上路。經井研、樂山、汽車才在沙灣鎮大橋頭停下來，「分子」們下車後，等候在那裡的各車間(中隊)幹部，從肖、趙二人手中接過名單和牛皮紙口袋(檔案)點名後將人帶走。我是醫生，由醫院來的胡幹事(後來才知道此人叫胡少彬，是醫院的幹部)將我帶到公路邊的一座平房裡，這就是中川醫院的住院部，並指著一位20多歲年青人說，這是「你們醫生組的召集人」，所謂「召集人」，其實是同類「分子」的稱謂，你們住宿、工作，由他給你安排。於是那個「召集人」叫我帶上行李隨他到一間農民遺棄的草房裡，指著一排大鋪的裡面，叫我放下行李住在那個角落裡。隨後到伙房去吃晚飯。
第二天早飯後，那個胡幹事對我說，今後你就跟「召集人」一起到病房勞動。在部隊時，我已經熟悉這類工作，但初來乍到，又是另一種環境，只得聽從政府安排。跟隨「召集人」每天查房，作一個查房日誌之類的記錄，對病人如何處置，由「召集人」處理。
所謂的病房，實則不如乞丐們的住所，在沿坎一張方掉，是供醫護人員的辦公用。病房裡是通鋪，病人像沙丁魚一樣一個緊挨一個。這些病人，都是勞改、勞教人員，也不分科室隔離。如果說這些病人是住院治療疾病，到不如說是暫時停止繁重勞動時的休息場所。
這個中川鐵廠職工醫院，除院長、書記、管教以及那胡幹事是屬幹部，其它的醫生都是勞教人員，他們有重慶醫專、貴陽醫學院等在校學生，而被劃為右派送勞教的。
這座樂山中川鐵廠，離沙灣鎮大約2公里，是那瘋狂年代的產物。追憶它歷史，實在令人噴飯。在鋼鐵大躍進的年代，為了超英趕美，鋼鐵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馬，真是神州大地無處不冒煙。沙灣橋頭的中川紙廠是一座勞改工廠。各行各業都要大辦鋼鐵，勞改單位也不例外。於是發昏發燒的管教們，在紙廠(監獄)裡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爐，從三峨山採來品位很低的硫鐵礦，從沫江煤礦運來焦炭，利用廠裡的設備電動鼓風機，開始了大辦鋼鐵，但是兩天後那種「鐵水奔流，鋼花四濺」的動人景觀總不出現。人們常說，勞改隊裡出人材，於是有犯人建議，將那些廢舊的鐵鋼廢料，投入爐中，奇蹟終於出現了，那鐵水池中滿滿的一池鐵水，於是做雙「喜」沙盤，產出鐵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鐵的優越成績，一輛汽車上掛滿彩旗、鑼鼓喧天，熱熱鬧鬧送到樂山鋼辦，地區公安處報喜。受到上面的嘉獎。從而政法系統為了成為樂山的先進，利用三峨山上的鐵礦，沫江煤礦的集炭，羅一溪的鹼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統、人力資源(勞教、勞改)更是不缺，所以決定建立中川鐵廠。
中國人的事情，外國人始終是搞不清楚的。中川鐵廠廠部在公路邊的一座工字形磚木結構小青瓦的平房。大門口掛著一坎白底黑字的「樂山地方國營中川鋼鐵廠」大木吊牌。工字東邊那一排便是廠部辦公室，沿正中走道兩側，便是財務科、生產科、技安科、政工科、人事科等等科室，辦公室西邊那一排的大門口卻釘著一塊「管理教育科」牌子，辦公室內又有兩塊白底黑字的吊牌，一塊是「四川省勞動改造一支隊三大隊部。另一塊是：四川省勞動教養三支隊一大隊部。這就是一個工廠三塊吊牌的由來。
那時的中國言必稱「階級」所謂「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叫得震天響，什麼事都來個「親不親，階級分」，但是這階級分最後竟然「分」到了拉屎拉尿來了。中川鐵廠可以說是這方面的一個「活標本」。
在中川鐵廠裡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廁所也要分清「敵我」二邊分。人分五等是指幹部、工人、就業員、勞教勞改。幹部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權，其次是工人，他們是大躍進中鐵廠招來的農民，雖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階級，但是這種單位一無權二無勢，只能幹活領工資。第三等人是「就業員」，是勞教期滿後，當局不放心，這些人回到社會上去會「興風作浪」，於是來個「強迫留隊」，美其名曰「就業」，這個「就業」並非失業後找到了工作那種可喜之事，而是被強迫扣留在勞教場所，繼續強迫「改造思想」，強迫勞動，也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無限期的進行「勞教」，第四種人就是我們這些右派勞教，第五種是在押犯人，萬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飯也得「食具三色」：幹部工人一個食堂，伙食在當時是最好的，經常有暈有肉菜蔬新鮮。就業員、勞教分子、一個食堂，就差多了，數量少、質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憐了，連肚子也休想填飽，大概由於「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區別，幹部工人一個廁所，就業員、勞教、犯人一個廁所，廁所也得劃清界限，分清「敵我」，無論「內急」到何種程度「敵人」絕不敢進「我」方廁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敵」廁，以免喪失立場，喪失尊嚴的身份。
惡夢走向高潮，死神光臨中川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餓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勤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糧食。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我們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通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辨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是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不驚。我的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是在戰爭環境中死亡人數的幾倍。在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據我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輸工作。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余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聽用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作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
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已已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更是有腳無路，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到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影響極壞。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究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歷飯票一斤。在那個「天堂」歲月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人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人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我們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而且，並非天天有此繁重體力勞動，何況還有那兩斤糧食的熱能補足。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這樣的作為，實屬慘無人道。然而，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非人道行為，並非是個人的道德行為，而是惡劣的社會環境把草菅人命成為合法的制度準則。何況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這些牛鬼蛇神如當年的猶太人，如何處理都是自然合理的。
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老先生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里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門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修改偽造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對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託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那有墳墓可指呢？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了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還在一九六O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上XXX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
我每每見此情景，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可以作「紅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我想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怎一個「悲」字了得？
最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幕人間悲劇，發生在一九六一年深秋時。三峨山上，深山枯草在秋風中抖瑟，幾株枯樹上，偶而停著一兩隻昏鴉，發出淒涼的哀鳴，更增添在苦難歲月中熬煎著的囚徒悲涼心情。一天中午，醫院領導叫我將死者宋方林的病歷材料帶來，因他的妻子前來詢問。我帶著病歷材料來到辦公室，見一位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身邊偎依一個7、8歲的女孩，一個大致有4歲的男孩，此情此景不須問，就知道是母子關係。我只能按照以前幾百次的「操作規程」按病歷上記載，向母子三人宣讀其親人的「死亡判詞」。那婦女在聽著我振振有詞的宣讀後，已泣不成聲。兩個孩子看到媽媽在哭泣，那幼小的眼裡也充滿了淚水。那女人提出要去看一看丈夫的墳墓，要求是合理的，醫院領導們的辦法依舊，叫我將母子三人帶到那座「萬人親墳」去祭奠。那女人來到墳前從一個補著補丁的布口袋裡取出兩條冷紅苕，放在墳前稱是千里悼夫的「祭品」。母子三人跪在地上發出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嚎。漸漸地那女人大聲的哀嚎變成微弱的抽泣，我因怕那女人過份悲傷而出現休克，我只得用一些當時很流行的政治謊言來安慰她，諸如他被劃為右派，是因思想沒有很好的改造……病了後，政府是如何的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精神進行醫治……死後又是如何的厚葬……，無論我怎樣以堂皇的政治術語來勸慰，她就是爬在墳前不起來。
有人說過，中國人的精神承受力是相當驚人的，居世界首位。中國人從降生到懂事開始，首先要學的就是「壓抑」從而便獲得了「壓抑功能」，更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錘打和社會的幫助，建立了「壓抑免疫系統」，在任何社會悲劇面前，都不會讓中國人精神崩潰，因此中國人患精神病比率少於其他西方國家，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在這母女三人的悲痛中，任何冷血動物、鐵石心腸也不得不流出同情的淚水。大概是「物傷其類」的效果反應吧，此時此景，在腦海裡浮現出一種幻覺，不知何年何月，我的妻兒也會在此上演一幕同樣的悲劇吧。因久勸無效，怕出現意外，我只得坦誠相告，我也是右派，也是勞教人員，只是改造的分工和環境不同，而得苟喘的機會罷了。那女人聽到後，感到是丈夫的「同類」，心靈上略有一絲寬慰，那一雙充滿淚水眼睛凝視著我，是信？還是不信？不過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誰也不會去冒充「敵人」的。待她完全停止了啼哭，才將母子三人帶到第一病區的病房(醫院的臨時招待所)住下來，並從病房中選了兩床比較清潔的被蓋來，叫他們住下。然而吃飯卻成了難題，因為到廚房去吃飯，必須交納糧票和錢。母女三人來自農村，何來糧票呢？看他人、想自己，我只好主動將挑死人得到的「獎賞」拿出一斤，又向其他醫護人員動員，因為我是病區的主治醫生，病區裡除那個一門不懂的護士長(女幹部，其實是幹部家屬)外，我還是有一點權威性，所以當我說明情況.後，那些因挑死人而得到「獎勵」的人，也自願拿出二兩、三兩，總共湊成三斤糧(飯)票，才到廚房裡取來三個「罐罐飯」(每罐三兩)炊事員也發了一次善心，將那有鹽無味的牛皮菜又多添了一瓢碗，這在那飢荒歲月裡是何等的難得啊。當我把飯菜端到母女三人面前時，那女人從自己一份又分出一點到兒子的罐罐裡，那小女兒見到媽媽分飯給弟弟，她也從自己的一份中分一點給弟弟，母子情、姐弟情，真令人心酸。
女人的天性從來都是以付出為主，只要她成為感情的俘虜，她可絲毫不猶豫地不想任何後果而勇往直前的付出，置入狂熱的付出漩渦中去。
後來她才慢慢的訴說著往事：她姓葉，她與丈夫老宋是51年從南充師範學校畢業後同時分配到X縣中教書，她教數學，老宋教語文，由於是同學又是同事，於52年春喜結良緣。先後有了一女兒、一個兒子。老宋性格外向，又是教語文，常常咬文嚼字，最大長處還能寫一手毛筆字。在教師中也擅長交往。但他忘記了古人的教訓：整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九五五年春，開學時新調來位校長，是從部隊轉業安置的，40多歲，文化不高，根本不懂得教書為何物，不過是校長、黨總支書記，位居學校的最高領導人。這位校長最大的嗜好就是常常召集教師開會。而每次開會都是由他講演為主題。在講話常常鬧出一些令教師們啼笑皆非的笑話。比如：他常把「誇」與「虧」分不清楚，所以把「誇大其詞「說成「虧大其詞」，把「一丘之貉」念成「一丘之貓」，經常炫耀的是「打日本」、「打老蔣」，有時老師們在私下議論時，不懂處事原則的老宋，總要幽默一下，說什麼有話則「誇」，無語則「虧」，「貉」與「貓」都是同科同類，正如「猴」與「猿」一樣，有什麼奇怪。此時，那些謀求政治進步的，將老宋的話吹到領導的耳朵裡。那時轉業幹部，到地方後，工作安置不成問題，最最要緊的大事是解決「性飢渴」。所以到處託人介紹對象。校長已過「不惑」之年，自然更是一件急事。後來，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二十四歲的姑娘。此姑娘一聽說是位「老幹部」、「老黨員」又是「校長」自然滿口應允。為什麼自己才二十多歲對那老頭子感興趣，因為此女子雖年輕，讀過初中，但卻有無法克服的「外傷」和「內傷」，「外傷」是因「天花」而在臉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烙印」(麻子)，「內傷」是出身地主家庭。校長年紀大點，可以「背靠大樹好乘涼」。校長則認為，該女子雖然有「麻子」，但年輕、有文化，於已有利，出身成份不好，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於雙方各有自己的打算，一九五六年「五一」二人結合了。校長通過老戰友的幫忙很快將麻女士借調到學校來任代課老師了。麻女士來校後，安排教初一的語文，與老宋同在一間辦公室備課。麻女士生性好強，自成為校長夫人後，雖是代課老師，但轉正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對其他教師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態勢，大家心裏雖不滿意，總是敢怒而不敢言。一次麻女士不知從那裡搞來一把杭綢面的折扇，那年月這種綢扇還算是稀罕之物。麻女士總喜歡拿給其他教師觀賞。那綢扇一面畫的是一朵鮮艷的牡丹花，兩片綠葉的襯托下更是鮮艷奪目，而那一面都是素色，麻女士感到美中不足。她知道老宋的毛筆字還可以，要老宋給他寫幾個字。在麻女士的再三要求下，老宋接過綢扇，揮毫潑墨寫下順口溜：姑娘一篇好文章，字字珠璣不成行，游龍觀覓當年穴，蜜蜂誤認是故鄉。老宋那龍飛鳳舞的行草書，就是內行看到，也拍手叫好。麻女士自然很炫耀，到處給別人觀賞。後來不知是那位先生給他點出，老宋的順口溜是諷喻她的「麻子」，麻女士聽後，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怒不可遏，在床上對校長老公又哭又鬧。校長的舊恨未消，又添新仇，所以在反右時，老宋「攻擊黨領導」的罪責難逃(那時的邏輯是：領導就是黨，黨就是領導，所以給領導提意見就是攻擊黨)，劃為「右派」送勞動教養。老宋送勞教後，葉老師也在一九五八年三月被校領導「光榮」批准「上山下鄉」去當「戰天鬥地」的新式農民。按當時的政策規定，下放幹部第一年按月領工資，第二年則自食其力了。一位斯文的知識婦女，帶著兩個娃娃，其生活之艱辛可想而知。生產隊長先認為她是老師，安排她當隊上的記分員。後來公社告訴隊長，這個女人是「反屬」，是屬於「暗管分子」不能擔任什麼職務，只能勞動改造思想，同時要嚴加管理。所以葉女士不知流了多少淚，看在一雙兒女上，只能咬緊牙關艱苦度日，企盼著老宋早日解除勞教回來，相濡以沫，撫養兒女成人。當她接到由當地派出所交給她那張《死亡通知》時，立即昏倒在地，幸得好心鄰居相救才倖免於死。因為她是屬於「暗管分子」要外出必須得到公社領導同意。不知多少次去找公社領導，都是以「生產」大忙季節為藉口予以拒絕，所以直到秋收後才同意她到樂山沙灣來祭奠親人。公社開了介紹信，但路費又是難關。三娘母將從生產隊口糧裡，每天只能吃一半，留一半，作為路上吃。沒有糧票，只能做好玉米粑，煮紅苕帶在路上充飢……
第二天，三糧母才到沙灣車站買了車票到樂山，返回農村。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不但是五十五萬右派份子的災難，同時，幾百萬「右派」妻兒親人也成為了歷史浩劫的殉葬品。秦始皇在九泉有知，也會自嘆不如，羞愧難當!
墓前吟「反詩」，走向勞改隊
護理員劉克猶之死，是我無期勞教走上有期犯人的導火線。
劉克猶，仁壽人，18歲，初中學生，富農成份。食堂化時，每頓無糧，以菜充飢，一次飯後，大叫肚子餓得慌。被大隊書記聽到後立即通知公安部門拘押到縣看守所交待反省。預審員叫承認是攻擊人民食堂，對糧食統購的不滿，並說只要他承認了錯誤，就放他回家。一個15歲的農村娃兒，自然相信公安的話，於是按照公安要求在那份《審訊記錄》上捺了手印。自此，他天天盼著放他回家去。59年11月，他得到仁壽縣人民法院給他的一份《判決書》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管制兩年，送勞教教養。到中川鐵廠後，正是醫院病人增多，缺少護理人員(其實只是給那些行動不便的病人送藥、送水、送飯而已)，並不需什麼特殊的專業技術。到醫院後，分配在二病區，年青娃娃從不多言多語，工作中也很認真踏實，從未出過差錯。總之對大家印象都很好。所以在半年「大評」年終「總評」都得領導的表揚。六一年還出席廠部召開的勞教人員、勞改犯人積極份子代表大會。這在監獄中獲此殊榮，是難得的機會。六一年八月，他管制期滿後，認為可以回家了。醫院的管教幹事告訴他，管制期滿，並不是解除勞教，要求他還要努力改造爭取。他兩年的希望，一下變成失望。所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間絕對正確)，服用過量的安眠藥，經搶救無效死亡。
一九六二年元旦，我們將劉克猶的遺體運到山上，因為大家畢竟在一起工作，所以就沒有把他往「萬人坑」裡扔，而是簡單埋個墳，也算大家盡一點同事之心意。來埋人之前由於過元旦「改善生活」大家吃了一份病死豬肉，又喝了幾口「老白干」酒，所以特別「高興」。
挖坑、掩埋後，在墳前用一坎約60公分高30公分寬的木板，用毛筆寫上：「劉克猶先生之墓」立於墳前。不知是誰用樹枝在墳前的松土上劃了一對聯：生有何歡？死又何懼。可能是大家少有如此輕鬆，更由於一份死豬肉及老白干產生的酒精作用，所以各抒情懷。梁XX(重慶醫專學生、右派，近視眼，外號梁瞎子)口念：大江東去，湧森波煙雨，浪折千層洗肝膽。用手指著三峨山：孤峰卓立，經風刀霜劍，疊嶂萬仞更多嬌。我接著說，南唐李後主成了階下囚，卻非常達觀，但也很煩惱，他那膾灸人口的絕唱，更是難忘：春花秋月何時了，愁煩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元旦日晚飯後，院部辦公室通知召開全院醫護人員大會，幹部、工人都不准缺席。大會開始，照例由支部書記楊一平主持講話。楊支部「開宗明義」宣布：反改造分子陳培萬，利用劉克猶服毒自殺這種反革命罪行，藉機帶頭鬧事，組織其他人送葬，立木碑，寫輓聯，並朗誦古詩，發泄不滿情緒，經支部研究，廠領導批准，送拘留所反省交待罪惡事實。楊支部話音剛完，4個早已奉命的打手，拿出一根棕繩，立即實施五花大綁，連推帶拖被送到中川拘留所(俗稱「從嚴隊」)。
這個挽留所，卻不像其它縣公安局看守所那樣戒備森嚴，也沒有高牆電網。只是河邊的一幢草房，於大渡河邊的圍牆是用小竹子編的竹籬笆。如果說是拘押罪犯，到不如說成是拘押「君子」的場所。進門有一個崗亭，公安戰士站崗，其視野可以看所內一切情況。每間監舍只是用三米高的土牆間隔，每舍可容納40人以上的通鋪，監舍門，是用幾塊木板訂成三米高木欄。與外面不同的，拘留人員一切行動都要喊「報告」，比如：「報告」解小便。那崗亭中公安戰士只說一個字「去」，當解便完後，又是一聲「報告」回監舍。那站崗的公安戰士，也只說一個字「去」。所以每天拘留所裡都是「報告」「去」聲音此起彼伏。伙食標準是早三(兩)午三(兩)晚二(兩)，當然政府不會讓拘留人員白吃飯的。所以規定，除重案待審人員，(刑)傷、病人員以及才從外地抓獲的外逃人員外，其他都要參加勞動。勞動的工作是從礦場搬運礦石到高爐料場。距離只有150米。每天上午，只能搬運三到四趟。特別指出的，凡走在運輸隊伍前面的兩三個人，都是按拘留所的規定。凡在行進中，隊列裡有人「報告」解小便時，前面的人就將擔子放下，由此全部都得放下，等那人解便完了歸隊，又才開始走路。若有人「報告」繩子斷了，大家都得把擔子放下，等那人將繩子結好後，又開始蠕動。所以每天上午，就是如此走走停停的。特別是酷暑炎天，隊伍兩旁全付武裝的公安兵，更是在毒日之下而大汗淋淋，每天不到十一點就收工了。所以有人戲言，拘留所的勞動，等於是作廣播體操一樣的自由運動。當然，監獄中的拘留所，決不是「從寬」隊，決非那麼的輕鬆。每天午後的「學習」就會讓人毛骨悚然，一生難忘。所謂「學習」就是「批鬥會」。每天都由幹部安排「對象」。對於「批鬥對象」，只要幹部喊到名字，馬上就會全身發抖，大汗淋淋。因為「批鬥」決不是只動「口」，而是要經受一次文明酷刑的磨難。文明與酷刑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有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慘不忍睹的酷刑，也有著傳統文化的內涵。這種酷刑，決不像在電影或電視劇裡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對待抗日分子，那樣，皮鞭飛舞，受刑者肉血模糊，皮開肉綻，以及什麼「老虎凳」烙鐵燙胸部等，那是「法西斯」暴行，我們是文明古國。用刑也要以文明來包裝。古人說：侍君者，當盡忠，侍親者，當盡孝。侍群者寡，侍親者眾。所以自古就有「百事孝為先」之說，一本「二十四孝圖」堪稱國粹瑰寶。所以中川拘留所也以「二十四孝圖」為範本。比如「孟忠哭竹」。用一根2-3公分大60公分長的木棍，將下面削尖，釘在地上，頂端破開，受刑者跪在地上用細麻繩將兩手拇指捆在木棍上，再用小木楔子從頂端的破口中敲進去，麻繩緊緊陷入拇指中，所以受刑者汗水、淚水齊出，比那「孟忠」更為傷心。至到受刑者昏倒了才能解開麻繩，潑上冷水，使其慢慢清醒。兩個拇指出現瘀血性水腫，少者七八天，有的長達一個月，才能恢復功能。其二是叫「王祥臥冰」的刑法，將受刑人的雙腿綁在一根長板凳上，將上半身及雙手綁在另一根長板凳上，兩條凳中間相距3-40公分，再用相等的木板，放在兩凳中間，木板上放上一種莖、葉都長滿刺的。民間叫藿麻的野生植物。這時，在受刑者的肚皮上放磚，增加壓力，一塊、二塊、三塊……腹部的重壓，使光赤的背部落下，落在霍麻上，不但刺痛，特別是那刺裡含有一種酰酸毒素，因此更是奇痒，背部很快出現腫塊，一般要3-5日才能消失。用幹部的話說，這叫「傷皮不傷骨」。這些令人難忘的刑法，與那些法西斯的暴刑，的確有異曲同工之效。當然，這些文明酷刑，都是對那些「堅持反動立場」的「反改造分子」使用的。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四日，廠裡召開「公捕」「公判」大會，從宣布「逮捕」「起訴」「判決」只有40分鐘就完成了。直到我服刑兩年後，才收到樂山縣人民法院(62)刑字43號判決書一份。那份所謂的「判決書」中，除了「堅持反動」「幻想變天」「陰謀暴亂」等「莫須有」名詞。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從勞教無期走上了勞改有期的歲月。
沒有結束的尾聲
從1958年被送勞教時年23歲，到1981年改正平反回家，歷時23年。我的全部青春年華，都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偉大的」的政治運動，還有那據說是也很「偉大」的勞教、勞改營，前人吊蘇武的詩有句云「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對秋波哭逝川」而我則是丁年遭難，皓首而歸。我當然從來沒奢望過什麼「封侯印「，也不想當什麼官，可你們這樣像「開玩笑」似的把我整了二十幾年，卻又以「嗟，來之食」的姿態，給我一紙所謂「改正通知書」。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舊太平，從沒人出來認過一聲錯，道過一聲歉，世間有如此偉大的真理嗎？
所以這是一個沒有結束的荒唐的尾聲，只能留給後人思考，留給歷史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