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英特網的出現給想表達思想、看法、觀點和論點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嶄新的名詞－－寫手的出現。寫手們寫的東西即使不能在正規的、有編輯的電子刊物上出現，也可以通過博客的形式表達出來。至於寫手們寫的東西有沒有人看，有多少人看，就不是寫手們關心（關心得了）的事了。

也正因為如此，不少國人說「中國比美國還自由了。」更有人說：「在中國，你想罵胡錦濤就罵胡錦濤，但在美國，你若想罵布希，你就會吃上「誹謗罪」的官司。」 至於情況是否真的如此，那就是真正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俗話說，「人上一百，五馬俱全。」寫手多了，寫的東西自然就會參差不齊。有人說網上不少寫手的寫作水平跟小學生的水平差不多。俺一聽這話，就會耳根發熱，因為俺覺得自己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寫手。

其實，這小學生水平也不能完全怪俺，是那個時代害了俺們這一代在「文革」中長大成人的人。是那個時代沒有讓俺們認認真真地讀過幾天書。學中文的時間，從小學到高中合起來，除去幾年「文革」，幾年「批林批孔」，幾年「學工學農」，滿打滿算，也就五、六年的時間，這不是標準的小學水平還能高到哪兒去呢？再加上那個年代像俺這樣的工人家庭，一個月二三十塊錢，連吃飯都要精打細算，哪有錢買什麼書讀呀。俺下面講的這個「苟來聞與仁不理」的故事算是給自己的一種辯解吧。

俺小學剛上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一時間，那位平時笑瞇瞇的女校長被梯了個「陰陽頭」掛上牌子遊街，不少老師被罰去打掃大街。有的老師身上甚至被潑上人的排泄物。這些突然發生的事，對剛開始懂事的俺來說，是非常難以理解和搞明白的。這些老師、那位校長怎麼一下子就被「打倒」了呢？為什麼他們要帶領學生跟著劉少奇、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呢？我們社會主義讓人民不吃 「二茬苦」，不受「二茬罪」，不再「生活在人吃人的萬惡的資本主義」裡。這麼好的東西，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就像「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來了共產黨」一樣，俺好不容易盼到小學畢業了。一「混」到初中了，就遇上了當時流行的「復課鬧革命」。「復課鬧革命」這個術語，對「文革」後出生的後生來講，很難知其內涵的。但對經歷過「復課鬧革命」的人來說，就是不再不上課的單搞革命，而要一邊上課一邊「鬧革命」。「鬧」 了幾年的革命，學校已沒有什麼校風可言了。為了恢復（整頓）校風，學校決定輪流派各班的班長、團支書等班領導到大校門口「堵截」每一個上學遲到的學生。

俺就是那些經常被堵截的學生之一。被堵截下來的學生要自報班級、姓名。學校把這些人的班級、「大名」作為重大通知寫在學校最顯眼的一塊室外（其實是一面牆）黑板上。常言說：「人活臉、樹活皮」。老見自己的「大名」出現在全校的「遲到者光榮榜」上，心裏總不是個滋味。

自俺會走路起，媽媽就教俺要「開動腦筋找巧門。」俺這時想起了媽媽的諄諄教誨，開動了自己的小腦筋，找呀找呀，終於找到了敲門！

第二天，當大校門口堵截俺的人問俺哪個班級、姓什名誰時，俺字正腔圓、不緊不慢地答道：「初一五班，狗來問。」那人說：「姓什麼、名什麼，再說一遍。」俺說：「姓苟。」那人說：「什麼狗？」（在俺家的方言裡，狗與苟同音。）俺說： 「還有什麼狗？黃狗、黑狗？你連姓苟的苟都不會寫？」問得那位班長（團支書）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是啊，都讀初中了，連姓苟的苟字都不知道，還是班幹部，是否有點丟人現眼？俺也不能太為難這位班幹部了，俺說：「苟就是上面一個草字頭，下面一個句號的句字。會寫了吧？」「會寫了，會寫了」。當天中午， 「初一五班，苟來聞」的大名就出現在校園裡那扇牆上黑板上了。

這種小聰明用幾次還可以，用多了就漏陷了。幾天後，就有人知道初一五班根本就沒有「苟來聞」這個學生，而那幾天遲到的學生每個班的班長是清清楚楚的。

後來，俺又想，本來俺想說「狗來問」。結果搞成了「苟來聞」。而「苟來聞」 又與「狗來聞」同音。「狗來聞」這不是說俺太臭了嗎？不行，得換一招。俺就用「人不理（仁不理）」的名字來欺騙那些堵截學生的幹部們。仁不理雖聽上去不通順，但至少沒有罵人和臭熏熏的感覺。然而，「紙終是包不住火」的，俺的這些鵰蟲小技終究被認識俺的一個人識破了。

常言說得好「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沒有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沒有 「批林批孔」，沒有「學工學農」，沒有俺常年的遲到，俺的中文水平之少也不必停留在小學水平。憑著俺有愛「開動腦筋找巧門」的好習慣，俺的中文怎麼也得 「混」個高中文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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