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1-22 05:25:07作者：
10月份，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湧一篇題為《警惕部門利益膨脹》的署名文章在《瞭望》雜誌刊發，部門利益膨脹問題旋即引起廣泛熱議。10月16日，本報亦在頭版刊出江湧專訪──《「解決部門利益膨脹具有現實性」》。 「文中所涉一些中央有關部門都跟我們溝通過了。」11月9日，江湧再次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江直言，從部委反饋的信息來看，部門利益膨脹問題其實比他的文章中所述還要嚴重。當下，針對解決此問題的系統方案正在多方探究當中。
該研究工作正在進行中，江對記者表示，不久就會有詳細、系統的解決方案出來。此前的2005年，在做關於部門利益膨脹課題調研過程中，江湧找到了中央黨校經濟研究部主任周天勇教授，周為該課題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材料，並參與了該課題。
周天勇告訴記者，對於解決包括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冀望於明年，「那時應該會有詳細的體現」，並認為「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
中國經濟安全的隱患與風險主要在於中國自身，集中在對經濟安全的意識、認識以及防範能力。威脅我國經濟安全的內部因素主要集中在：
首先，社會矛盾凸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的加速轉型，社會各類案件數量迅速上升，勞動矛盾衝突加劇，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明顯增多，重大事故頻繁發生。
社會風險由此居高不下，集中在就業問題、三農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生態與資源問題、信心和誠信問題、貧富差距、國內治理危機、愛滋病和公共衛生。此外民族衝突、社會保險與社會保護問題、社會差別與社會運動、社會秩序、公共安全等都存在嚴重隱患。
這些矛盾若不及時有效應對，有可能在一定地域或時間內急速暴發與惡性蔓延，嚴重削弱經濟的穩定基礎與持續增長。
其次，經濟安全意識薄弱。這是我國經濟安全所面臨的最大隱患。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的持續繁榮，使得相當一部分國人以及相關監管部門安而忘危，忽略了世界範圍內後進國家因經濟附庸而導致的嚴重後果，對全球化下沒有把握好對外開放的步驟與秩序而引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
因此，在重大決策時逐漸缺乏經濟安全方面的考量，忽視了國民經濟均衡開放、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工業體系相對獨立與完整對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忽視了全球化下的經濟風險的形成與傳遞規律以及巨大破壞力。
第三，部門與地方利益作祟。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主導目標下，政府部門利益以及地方政府局部利益逐漸覺醒並迅速走向膨脹。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日趨與相關利益集團交織在一起，使得政府職能部門、地方政府在做重大決策時，往往只看見眼前與布局利益，而忽視長遠與整體利益。
長期以來，外資企業一直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使得眾多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越來越多地為外資所控制，嚴重阻礙中資企業與民營經濟的發展，加重中國經濟對外依賴；
國有壟斷企業一直安享壟斷利潤，排斥國內競爭，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與此同時，這些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普遍存在嚴重缺陷，隱含著重大操作風險；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的局部利益，無視市場規則，實行地方保護，導致走私販私、制假販假、騙稅逃稅、惡意逃廢債務等行為屢禁不止，嚴重影響了信用體系建設，延緩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與健全市場運行機制的進程。
這些隱患與風險正不斷削弱我國經濟穩定基礎，妨礙經濟持續健康成長，損害國際競爭能力。
第四，對經濟安全的認識出現偏差。
相對於當前社會比較關注的製造業安全，金融安全應該更為重要。在國際，很少聽說因為製造業安全而導致國家經濟和社會動盪的，相反由於金融風險所導致的經濟乃至社會危機則屢見不鮮。原因很簡單，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雖然難以立國，但是可以強國，可以弱國，還可以亡國。金融競爭是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金融安全是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
國家整體安全大於局部安全，綜合經濟安全要大於個別產業安全。
一方面，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非傳統安全已逐漸取代傳統安全，成為大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
另一方面，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應當以更新的安全觀來應對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這不僅要求對外奉行「互利、協作、共贏」，而且對內強調「整體、綜合、核心」。在經濟全球化使相互依賴加深的前提下，只有「互利、協作、共贏」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這就必須有所取捨，不能通吃獨佔。什麼產業、行業都力求安全，則最終什麼都不安全。
因此，國家經濟安全應追求的是整體安全、綜合安全、核心產業安全，而且這些安全的追求還應是動態的。
第五，防範各類經濟風險的總體能力較低，而且各部門、各行業、各領域的防範能力參差不齊。
由於經濟安全意識薄弱以及對經濟安全的認識存在偏差，加上一些客觀條件限制，我國經濟安全能力建設相當薄弱，而且 「短板」問題嚴重:大凡簡單明瞭、眾人矚目的領域（如國防、農業），安全能力建設較好，安全係數較高；而那些紛繁複雜、社會關注較少的領域（如金融、環保），安全能力建設不足，安全係數較低，甚至存在越來越嚴重的安全隱患。
但由於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驅使，沒有得到及時糾正，風險不斷增大。一些部門或地方政府甚至有意識使風險嚴重化，通過挾持國家利益而獲得更多更大的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
這種以犧牲國家利益謀取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的行為，使問題的解決早已錯過了最佳時期，由此付出的成本將更高、代價將更大，成效一般也不甚顯著。
該研究工作正在進行中，江對記者表示，不久就會有詳細、系統的解決方案出來。此前的2005年，在做關於部門利益膨脹課題調研過程中，江湧找到了中央黨校經濟研究部主任周天勇教授，周為該課題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材料，並參與了該課題。
周天勇告訴記者，對於解決包括部門利益膨脹的問題，冀望於明年，「那時應該會有詳細的體現」，並認為「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
中國經濟安全的隱患與風險主要在於中國自身，集中在對經濟安全的意識、認識以及防範能力。威脅我國經濟安全的內部因素主要集中在：
首先，社會矛盾凸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的加速轉型，社會各類案件數量迅速上升，勞動矛盾衝突加劇，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明顯增多，重大事故頻繁發生。
社會風險由此居高不下，集中在就業問題、三農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生態與資源問題、信心和誠信問題、貧富差距、國內治理危機、愛滋病和公共衛生。此外民族衝突、社會保險與社會保護問題、社會差別與社會運動、社會秩序、公共安全等都存在嚴重隱患。
這些矛盾若不及時有效應對，有可能在一定地域或時間內急速暴發與惡性蔓延，嚴重削弱經濟的穩定基礎與持續增長。
其次，經濟安全意識薄弱。這是我國經濟安全所面臨的最大隱患。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的持續繁榮，使得相當一部分國人以及相關監管部門安而忘危，忽略了世界範圍內後進國家因經濟附庸而導致的嚴重後果，對全球化下沒有把握好對外開放的步驟與秩序而引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
因此，在重大決策時逐漸缺乏經濟安全方面的考量，忽視了國民經濟均衡開放、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工業體系相對獨立與完整對國家安全的重大意義，忽視了全球化下的經濟風險的形成與傳遞規律以及巨大破壞力。
第三，部門與地方利益作祟。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主導目標下，政府部門利益以及地方政府局部利益逐漸覺醒並迅速走向膨脹。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日趨與相關利益集團交織在一起，使得政府職能部門、地方政府在做重大決策時，往往只看見眼前與布局利益，而忽視長遠與整體利益。
長期以來，外資企業一直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使得眾多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越來越多地為外資所控制，嚴重阻礙中資企業與民營經濟的發展，加重中國經濟對外依賴；
國有壟斷企業一直安享壟斷利潤，排斥國內競爭，扭曲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與此同時，這些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普遍存在嚴重缺陷，隱含著重大操作風險；
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的局部利益，無視市場規則，實行地方保護，導致走私販私、制假販假、騙稅逃稅、惡意逃廢債務等行為屢禁不止，嚴重影響了信用體系建設，延緩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與健全市場運行機制的進程。
這些隱患與風險正不斷削弱我國經濟穩定基礎，妨礙經濟持續健康成長，損害國際競爭能力。
第四，對經濟安全的認識出現偏差。
相對於當前社會比較關注的製造業安全，金融安全應該更為重要。在國際，很少聽說因為製造業安全而導致國家經濟和社會動盪的，相反由於金融風險所導致的經濟乃至社會危機則屢見不鮮。原因很簡單，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雖然難以立國，但是可以強國，可以弱國，還可以亡國。金融競爭是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金融安全是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
國家整體安全大於局部安全，綜合經濟安全要大於個別產業安全。
一方面，隨著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非傳統安全已逐漸取代傳統安全，成為大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
另一方面，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應當以更新的安全觀來應對全球化下的經濟安全。這不僅要求對外奉行「互利、協作、共贏」，而且對內強調「整體、綜合、核心」。在經濟全球化使相互依賴加深的前提下，只有「互利、協作、共贏」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這就必須有所取捨，不能通吃獨佔。什麼產業、行業都力求安全，則最終什麼都不安全。
因此，國家經濟安全應追求的是整體安全、綜合安全、核心產業安全，而且這些安全的追求還應是動態的。
第五，防範各類經濟風險的總體能力較低，而且各部門、各行業、各領域的防範能力參差不齊。
由於經濟安全意識薄弱以及對經濟安全的認識存在偏差，加上一些客觀條件限制，我國經濟安全能力建設相當薄弱，而且 「短板」問題嚴重:大凡簡單明瞭、眾人矚目的領域（如國防、農業），安全能力建設較好，安全係數較高；而那些紛繁複雜、社會關注較少的領域（如金融、環保），安全能力建設不足，安全係數較低，甚至存在越來越嚴重的安全隱患。
但由於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驅使，沒有得到及時糾正，風險不斷增大。一些部門或地方政府甚至有意識使風險嚴重化，通過挾持國家利益而獲得更多更大的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
這種以犧牲國家利益謀取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的行為，使問題的解決早已錯過了最佳時期，由此付出的成本將更高、代價將更大，成效一般也不甚顯著。
